《中国文学史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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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思和
在我的手边，有两套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套是1996年版的三卷本，另一套是刚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也是三卷本，但两者无论体例还是内容，都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后者几乎不是在前者基础上的飞跃，而是另起炉灶，凝聚了章先生几十年来学术思想的一部大书。
最近两个星期，我一直出差在外地，旅途中把三大卷文学史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私心里是想能够听一遍章培恒先生的文学史课程。我读书的时候，章先生风华正茂，刚刚从日本访学归来，担任中文系系主任，西装革履，在校园里非常引人注目。他率先引入日本大学里的教授上课形式，一个人独自开设了四门课程，其中为我们年级开设的是西游记研究。那时临近毕业，我的兴趣已经转向现代文学，没有去选听这门课。
我们七七级人志在社会，真正埋头做古代学问的人并不多，好像我也没有听到同学们怎么议论章先生的课。但是过了一年，我留校当了八二级同学的班主任，章先生为他们讲授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我听到同学们强烈的反响，他们说章先生上课用的是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但并不讲解教材，每临上课，总是先提问上节课布置同学去阅读的文学史的相关问题，然后就针对同学们的阅读，开始讲自己的看法。令同学们惊讶以致着迷的是，章先生出口成章，每有妙论总是融考据与新见于一体，又时时论及当下的文学现象，古今中外都纷沓而来。记得那一年中秋节，同学们以模仿章先生上课语气为节目，闹得大家乐不可支。
昨天，我读了当年八二级的同学郜元宝教授的文章，说这本《中国文学史新著》“上卷”，他曾经是“听章先生用绍兴普通话亲口讲解过一遍的。二十五年后再‘听’，觉得比当初课堂讲授丰富多了，但框架无改，声调犹存。”读至此不由得感慨万千。
二十五年前，章先生在课堂上讲授心得独异的文学史，至今还让当时听课的学生怦然心动。十一年前，章先生把自己的文学史观点传授给他的合作者，通过合作者编撰了一部中国文学史，其中大部分是别人所写，由骆玉明负责统稿，而他撰写了一篇长长的序文，引经据典，阐述了人性的发展与文学史的演进为同步的道理，与当时主导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反映社会”等主流思想分道扬镳。那部文学史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主要原因是由章先生的长序引起的，换言之，文学史的内容本身还没有完全达到章先生预设的要求。在盛名之下，章先生毅然推倒旧著，重写文学史，一时议论蜂起。
从这次出版的《新著》附录“执笔者分工”记载来看，不仅执笔者全部换了章先生的学生，他本人还承担了一半以上的写作任务，而且绝大部分别人执笔的章节都经过了章先生的亲自修改。也就是说，这部“新著”才是比较准确体现了章先生文学史观的“中国文学史”。书稿即成，章先生因病而住进医院，以自己的生命力量为自己的学术理想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这部文学史新著的学术价值，自有许多专家来评说，我是没有能力去加以评论的。我在阅读中反复盘旋在心底的一个问题是，这部新著究竟新在哪里？为什么读之会感到耳目一新？两年前，曾有人统计，我国出版的各种文学史著作有1600多种，内容是大同小异，重复雷同，抄来抄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很多客观上的原因以外，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学史研究长期以来缺乏文学史理论的创新。在一个基本不变的大理论框架下面，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多元的文学史。
我这里所说的文学史理论，不是指那些世界观式的宏观理论，而是指在具体处理、解决文学史现象时所采取的特定的理论视角。比如，如何来判断作品的优秀与否？章先生把文学作品中的人性自由表达，具体地理解为作家的感情，以此来作为衡量作品艺术力量的主要标准，看其感情表达的浓密度和强烈性。
应该说，文学是人学，文学离不开人性表达，也离不开感情的表达。但是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可能是将这种人性的理论转化为作家对于社会批判、阶级同情的两个维度来表现，其感情的强烈与否，往往体现在批判性是否激烈。所以白居易的新乐府就成为文学的典范性作品。但是章先生所阐述的人性因素，首先是自觉表达生命自由的意识，诗人所感受的生命自由在客观限制中的冲突和反抗，这些客观限制有的来自自然规律(如生老病死，空间隔离)，有的来自社会压迫(如儒家道德，专制体制等)；其次是在其所遭遇的客观限制和矛盾冲突中，其感情的纯真度与浓烈度。章先生把这两条设定为衡量艺术成就优秀与否的标准，那就是置换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的判断标准，阐释的空间非常饱满地丰富起来。过去文学史著作里对于一切离开了表达社会内容的作品都加以否定，如对六朝文学中的宫体诗，而在新著里却得到了辩护:“应该说，不附着于道德主题而单纯地表现女性体貌之美，是文学中可以而且应该存在的内容，即使带有暗示情欲的成分，也不能算是文学的罪过——情欲也是人性的基本内容。”自然，过去的文学史著作对于宫体诗的指责，还是在于诗人的身份都是帝王贵族，由他们来描写女体，大约是罪加一等的。而新著也同样指出了那些贵族诗人的缺点，理由却是:“缺乏由女性的美而引发的真正的激情。”那些贵族诗人们没有把“女性和女性的美视为对于自我生命具有根本意义的存在。”这是由于他们“雅”而忸怩的心理障碍所致的——还表现得不够彻底和真诚。
在社会内容与人性内容的天平上，新著的秤砣显然是倾向于后者，对于人性理解的宽泛度可能要超越当代的道德批评。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坛之争，一大部分是由于对人性欲望的理解发生歧义引起的，如对贾平凹的《废都》、对朱文的《我爱美元》、对卫慧的《上海宝贝》等的批判。(我最近在电视节目里看到某个道德君子，愤怒声讨《色·戒》时顺便把卑污的口水又射向卫慧，由此可见，从《废都》到《上海宝贝》，都不是那么容易被人遗忘的。)而在古代文学专家章先生的眼里，这样的指责是多么的可笑。
章先生是“五四”新文学精神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头脑里没有现在那些流行于世的鼓吹国学、企图让中国重返传统的乱七八糟想法，章先生提出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古今沟通的学科建设，主要的方法不是宣传现代文学如何从传统中来的，倒是表现为如何用现代文学的观念去理解古代文学，重新界定和挑剔古代文学中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所以他对于传统中儒家文化道德的批判非常严厉，直接把它视为压制人性、破坏艺术的对立面；甚至连温良恭俭让的审美范畴也需要重新检讨，因为其伤害了诗人的艺术表现力。如新著中对苏轼创作的分析，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想新著这些观点的提出，也许会引起学术界进一步的争论，但其确确实实是一种突破压抑人性的禁区、走向人性自由的努力。
只要想一想，1996年版的时候，章先生仅仅写了一篇序，为了阐述这个观念竟引用了七条马恩语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原则，还居然引起了大轰动，而今新著的出版，这些原则完全融会于文学史的精神内涵，但这一切在人们看来却是那样的自然而然，势不可挡。
郜元宝在他的文章里阐述了章先生的文学史观来自“五四”新文学的二周(鲁迅与周作人)传统，其论述甚详，毋须我来转述。但元宝由此联想到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他说:对比章先生的知人论世的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一则无力触及现当代社会政治习俗的实际面貌，二则不敢触及现当代作家的真实行状，单单以美学方法分析作品，代替以历史方法来观照全人，就简直要愧杀了。”我对此言有所触动，只要读一读章先生在第六编“近世文学·受挫期”中对明初文人命运的描绘，再联想到鲁迅在《病后杂谈》里心悚骨立的论述，这都是一脉相承的精神脉络，也是二周的文学史传统的精魂所在。我对于这部《中国文学史新著》的最大感受，就是章先生怀着一颗激烈跳动的心，将对现实的爱憎感情完全倾注在古代文学的论述文字中，这本身就是对鲁迅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而这个传统落实到新文学史本身又将如何表达？我还在想着。
《中国文学史新著》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上海文化出版社联合出版。2007年。
【原载】 《文汇读书周报》200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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