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唐演义后传

清代长篇小说。亦名《说唐全传》。后与《说唐后传》合刻，改名《说唐前传》。著者不详。

隋唐之际群雄纷起的史实，早已为民间艺人所乐道。宋末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即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的记载。明代演义小说大兴，先后出现罗贯中《隋唐两朝志传》、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义》、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袁于令《隋史遗文》、诸圣邻《大唐秦王词话》诸书，清康熙年间又有褚人获《隋唐演义》刊行。这一类著作多本正史纪传，益以唐宋杂说，形成一种系统。而《说唐演义全传》虽与《隋史遗文》梗概略同,却独能广泛吸取民间传说而加以敷演,不拘泥于史实，具有鲜明的民间文学色彩。

《说唐演义全传》以瓦岗寨群雄的风云际会为中心，铺叙自秦□托孤、隋文帝平陈统一南北起，到唐李渊削平群雄、太宗登极称帝止的一段故事。它以相当篇幅揭露了隋炀帝荒淫无道，大兴徭役，宇文氏恃宠骄横，残暴凶狠，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而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矛盾,又加剧了隋王朝的分崩离析之势,致使全国各地爆发了“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的反隋起义。书中着力塑造了一群瓦岗寨起义英雄的形象，这些人中既有来自下层的城市贫民、捕差马夫，又有身据要津的勋戚贵胄、功臣名将，也有浪迹江湖的豪杰义士、绿林好汉。这些人物聚集在反隋的旗帜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隋末起义队伍广泛的社会基础。而李世民则是作品中歌颂的“真命天子”，在他身上寄寓着“仁政”的理想，对他归顺与否是群雄成败的根本条件，也是作者评定褒贬的基本标准。这使作品中表现出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和宿命论色彩。

《说唐演义全传》发挥了民间传说善于铺叙的特点，以主要笔墨描叙瓦岗寨聚义英雄劫王杠，劫囚牢，反山东,起马取金堤,三斧取瓦岗，建立起义政权的故事，情节曲折，描叙也较为生动。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则注意突出个性，使其神态各异。如秦琼的宽厚善良、任侠仗义，罗成的年少气盛，尉迟恭的威猛果敢，徐茂公的智谋神算等，都颇有特色。其中单雄信豪爽暴烈的性格富于悲剧色彩，他誓不降唐，面临强敌而别妻抛子，单骑踹营，视死如归的一段描写颇为悲壮。对程咬金的描绘尤为有神。他出身微贱，几经患难，由流浪要饭的穷汉而成为瓦岗寨的“混世魔王”。他是一个莽夫，却在直爽暴躁性格中带有机智诙谐。书中人物形象多具传奇色彩，但以夸张的笔调写他们的神力勇武，不免有凭空构撰,脱离真实之弊。全书善于以粗犷的线条勾勒人物,铺叙故事，但笔致不够细密严谨，艺术上显得粗糙，间有模仿其他演义小说的痕迹。

《说唐演义全传》是清初历史演义向英雄传奇演变的代表作,在民间流传颇广。其后又有《说唐后传》（包括《说唐小英雄传》16回，即《罗通扫北》和《说唐薛家府传》 6卷42回）、《征西说唐三传》及《反唐演义传》等续书出现，分别铺叙瓦岗英雄之后及薛仁贵征东、征西，薛刚、薛强反唐诸事，其大旨不外褒贬忠良□恶，宣扬拓边封侯，艺术上则因袭模仿，缺乏新意，因而成就不高。

今存最早刻本为清代乾隆癸卯(1783)刊本10卷，68回，卷首有乾隆元年(1736)如莲居士序。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的陈汝衡修订本《说唐》66回，系据乾隆年间刊崇德书院大字本《说唐全传》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