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图片是我在1979至1989年十年间拍摄的—我将剧团拉到外景地，按情节摆造型，整出戏拍下来，用以出版年画。我给它起的名称叫“戏曲年画摄影”。用这种形式拍戏曲，我是第一人，后来有少数人沿用过。1990年初我移居南美，这个品种因市场饱和、后继无人，自行凋零了。
用现成舞台剧照做年画，或是利用演出机会，在现成舞台上拍年画，都不能满足年画的出版要求。舞台上背景太简单，调子黑暗，主演偏老，舞台妆画黑眼圈儿，鼻子两侧抹暗影，服装色彩不红火，这些都是戏曲年画摄影最忌讳的。戏曲年画摄影，首先要强调的是它的“年画性”—喜庆吉祥、亮亮堂堂、红火热闹，这是我们民族过大年的传统习俗。
人们看戏喜欢催人泪下的，看画儿却要喜庆吉祥的。特别是年画，来不得半点悲切与灰暗。舞台演出有其自身规律，一年不会有几出红火喜庆剧目供我拍摄。所以，离开舞台，另起炉灶，势所必然。之前，我在电影制片厂做美术及摄影近20年。“找剧本改编年画戏，将舞台搬到外景地，把内景搭在露天里”，一套戏曲年画摄影的全新摄制方案，从我这里开始，是顺理成章的事。
挑剧本、分镜头、写脚本，这些前期案头工作我要亲自做。将戏吃透，才能临场发挥，随机应变。摄制过程中，我严格把关：主演必须年轻、扮相好、会做戏；服装要鲜亮，偏红偏暖；同一画面里黑、灰、蓝色不能成片，不用更好；无论主角、配角、跑龙套的，一律化电影妆。我要求剧团倾其所有，带足景片、纱幕及道具。戏里一些特定内景，比如公堂、洞房、客厅、书斋，全要搭在现场。
戏曲年画摄影是时代的产物。持续十年的高印数，说明有深厚的滋生土壤。这期间，我拍摄并在全国一些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戏曲年画摄影作品约有上千幅，印数达几千万张。内容囊括了京剧、昆曲、评剧、豫剧、越剧、黄梅戏、川剧、粤剧、高甲戏等几乎所有剧种脍炙人口的代表性剧目，如《牡丹亭》《西厢记》《桃花扇》《长生殿》四大名剧，像《白蛇传》《玉堂春》《杜十娘》《凤求凰》《百花赠剑》《凤还巢》《天仙配》《女驸马》《花为媒》《五女拜寿》《唐伯虎点秋香》《柜中缘》等等。
任何创作都是艰辛的。那些年里，我常年单枪匹马，东奔西走。拍摄当天像打仗一样，一个人指挥一个剧团，又当导演又当摄影，常常在烈日下肩扛玛米亚带脚架，脖子上挂着135尼康，马不停蹄地在公园转，汗如雨下。一天累下来，腰疼腿酸，却不能早休息，要准备明天的拍摄计划，常常搞到深夜。
那些年代的专业人士，习惯于认知传统舞台剧照。这也是我拍摄并出版了大量戏剧照片，没有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却备受中国戏剧家协会青睐的道理。但我无怨无悔。我始终认定“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艺术形式是人创造的”。戏曲年画摄影和舞台演出，没有任何关系。它同舞台剧照，自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
人们的文化需求总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整个1980年代，戏曲年画像个暴发户，进入1990年代便失去了光环，印数从高峰急剧下降，到了1993年跌入谷底。各家出版社也陆续缩减甚至取消了这一品种。
都说十年为一代，我荣幸地见证了戏曲摄影年画完整的一个兴衰周期。回顾过去，感受颇深。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也许只有艺术作品可以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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