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离娄

道在尔，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

徒善不足于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由于春秋战国的诸侯个个都很聪明，不聪明怎么能领导那么多人，成那么大的事业？但是历史上扰乱世界、扰乱人类的，也都是第一流聪明的头脑。不过，聪明没有道德的培养，那个聪明就成为危害人们的技巧了。

民主自由的基础是建立在法治上，所以不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乱跑，自己应该仔细研究，然后回来再看自己历史上的政治哲学，才能了解我们几千年来的政治体制，尽管是帝王政治制度，内容却是真民主，当然要找出许多证据来。西方的民主到现在，看起来是民主的体制，但它的内容是真独裁，乃至集体的独裁更厉害，更难办。

富贵人家出生的子弟，许多是天才，但被富贵环境所误，误了一个天才。人从艰苦中出来，是苦难环境才造就他成为一个人才。你再看古今中外历史，圣人也好，英雄也好，每从艰苦中站起来，他才能够了解一切。

有人读了历史而学好的，变成好人；读了历史学不好的，所有的坏本事都学会了。一个坏人学问越好，做坏事的本事越大，所以学足以济其奸。

一句话讲错了没有关系，只有一两个人听到，还只害一两个人；一篇文章如果可以流传的话，一旦有错，受害的人不知道多少。等于下一点毒药，害死千千万万人，那个因果实在太可怕了。

我们经常说“好景不常”，好景当然不常，难道坏景就常了吗？坏景也不常。不过一般人不满足啊，想好景常；坏景最好不来，永远没有。要知道天命是无常的啊，有天亮一定有黑夜，有黑夜一定有天亮。再说人生总是过好景，一点味道也没有了；有时候痛一下，然后不痛，才感到好舒服；这个舒服是因为痛过以后才来的，你没有受过痛，哪里晓得那个不痛的舒服呢？所以啊，有时候吃一点苦头是好事情。

我们常听到有些学宗教的朋友说，吃了几年素了，做了几年好事了，为什么现在还碰到这样的坏事？这就是“以仁为众”，做了好事拿数目来计算，学宗教的人经常犯这样的错误。所以，仁道是不求回报的，应该做的善事，去做就是了。

当一个家长也好，一个领导人也好，一个老板也好，如果一个真正的大丈夫，要建立事业的人，天下的苦头自己来吃；好的东西都归你们，这是仁政的道理，仁恕的道理，也就是中国文化做人的道理。

孔孟之道，是站在一个领导人的立场，站在一个君位的立场，讲付出的道理，讲仁义的道理。如果我们站在哲学的另一个立场看人类的心理，人为什么需要别人给我们仁？可见我们自己是非常自私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懂得了这个道理，就可以研究哲学了，也可以读懂孔孟之道了，人性的反面也就了解了。

战国的这些君王们天天想平天下，但这个天下他们永远不能平，因为他们所做的事都与平天下背道而驰的。

其实我们检查自己真做学问修养工夫时，我们每天随时随地的情绪思想也是这样，不是狂妄自我崇高，就是自卑感来了，都是在这两种状况中翻来覆去。

希望青年同学们注意，我们一般人的心理，随时随地不是走入“自暴”就是走入“自弃的境界。要能够既不“自暴”、又不“自弃”，非常平稳，也很平凡，那就是最大的成就，就是最高的学问。

佛学的所谓大乘菩萨道，也是这个亲亲仁民之义，也是一步一步的。后世学佛的人解释大慈大悲，是笼统的说法，不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我对在座诸位一切慈悲，我没有这个力量，做不到，不可能的。虽有这样一个心，就是孟子讲的，“仁”是像精神的房子一样，心要时时住在这个“仁”的房子中。“义，人之正路也”，要照程序来，不是笼统。

我们大家做工夫也是一样，乃至学佛、修道、打坐，或者练气功、练拳术。孟子所说的善与学佛打坐一样，有工夫的，不是偶然的。“可欲之谓善”，这是孟子学问修养的真正工夫。当一件事做到了可欲，舍不得离开，一天不做就不过瘾时，这样的可欲才叫做善。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你根本连起步的境界都谈不上，善性当然没有，还谈什么修道，谈什么做学问啊！因为你没有做到可欲的境界。

孟子的结论说，现在的诸侯，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行文王之政”，效法文王，天下就有救了；当然不能完全跟文王学，完全跟文王学，学得像王安石一样，那就糟糕了，就是食古而不化。所以效法文王是效法那个精神。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一个领导人如果不行仁政，而想要富国强兵，在孔子的心目中看来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当然更不足以效法。何况像在孟子那个时代，一般领导人只有强权，没有公理，恃兵力的雄厚不讲道理，强行发动战争。在这种思想之下，经过多年的经营，乃至激烈的战争，后来虽然达到了富强的目的，争到了权力，但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哲学上，仍要以《春秋》笔法为他加一个字——“伐”。这就是说，他的富强是侵略他人而来，不是以军事道德、政治道德所获得的。

有人引用这类观点，认为孔、孟是反战的。其实不然。孔子写《春秋》，自某一角度看也等于写了一部军事哲学。孔、孟的主张，战或不战应该依实际情况来决定。为正义道德，可以战；为侵略他人的“强战”，则不可以。

试看生物界，飞禽也好，走兽也好，子女长大了以后，就各走各的。人为生物之一，本性上也是如此。由此可知，父母对于子女的责任，只是把子女教育成人，使他们能够站得起来，有了自己的前途，父母也就完成教育的责任了。至于子女以后对父母怎样报答，那是子女自己的事情，也不必存什么希望。再见吧！人生本来就是如此的。

这个道理是根据生理学而来。例如一个好人，他的行为绝对是好的，可是这个好人是勉强做的，其实他对人恨透了，想发怒又不敢发，于是许多情绪都压制下去了。这种被压制的愤恨怨气，潜伏在下意识里，遗传给了下一代，于是这孩子将来又凶、又坏、又狠，充分表现了上代内心中坏的一面。至于一个坏人，也有大好心思的时候，他的这一面刚好遗传到子女身上，这个幸运儿将来就会孜孜为善。舜就是这样一个人，再配合他自己的先天禀赋，以及后天努力，于是成为圣人。

宋明以后的理学家们有一句成语，“天下无不是之父母”，我反对这句话！天下确有“不是之父母”。我们现在也为人父母，反问一下，我们样样都对吗？随时都有做错的可能，也有教错的时候。但是，身为儿女的，自己应该有“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精神，以之来对待父母。父母有时要宽恕子女，而子女尤其要孝敬、体谅、了解父母，为了孝道，更要设法婉转改变这个“不是”的父母，这样并不是对立，也不是反叛，所以“父子之间不责善”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相互的。

对于毁誉的处理态度，对于别人批评自己的话，听到时要能做到听见如同不曾听见一样，但并不是糊涂，而是情绪不受影响；对于批评的话，是真是假，有理无理，要心里明白。

年轻人一生有没有事业，不是问题；一生有没有事业心，才是问题。虽然有事业心，不一定能够做得成事业；但是如果没有事业心，就如同已经被丢进字纸篓的考卷一样，这个年轻人几乎是报废了。事业心的基础在于仁心，一个人如果没有救人救世之心，在思想上就没有建立一个中心。即使事业做得再大，百年之后，也只是黄土一堆。

对于书上的文字解释得出来， 懂得书上所说的道理，那只是知识，不是学问；真正的学问，是将所懂的道理变成自己的精神、思想、行为，而且能实行、做得到，这才是真正的学问。知识处处都有，学问却要自己去做出来。

如果只读经不读史，就会迂阔得不能再迂；倘使只读史而不读经，那就根本读不懂历史。历史上这些事迹，给我们太多的经验和教训了。

汉代以下直到清末，中国帝王历史，几乎都是在仁慈宽厚的一代之后，下一代必然就是利用法治严饬肃整的一代。形势上也非如此不可，是一种必然的、过渡的法则。政治就是如此，要松一段、紧一段，否则，空谈政治理论，都是徒然，社会一定会紊乱，乃至于灭亡。

事实上，所谓“赤子之心”并不是指长得大或长不大，而是指永远保持干净、纯洁、诚恳、少爱憎、少恩怨、仁慈、爱物的心理。

社会上一般教育很糟，越专门则越不通。现代的“博士”，实际上并不博，只是专家的代号。现在所谓的专家，是独门深入到牛角尖中的学问，除了他所专的以外，对于别的知识就完全茫然。这种只求专门的求学方式，在目前这个时代，也许觉得是好的；但可以预见的是，五十年后将成为人类的大害，到时可能后悔，才要改变目前的教育方式。

过去中国教育，学生并不是专学作文；现代的青年误认为过去的读书人只是读国文而已，这真是笑话。我国古代的教育，当然是以国文为主，但是仅以一部《礼记》来说，几乎天文、地理无所不谈，熟读了这些书之后，样样都通达了，那是从博而后约的。现代的教育，目的在求专，开始那一点点的博只是作为陪衬。

我们再看禽兽，禽兽有时的确有仁慈之心。禽兽除了要吃饱以外，没有什么大的坏心肠；人可不然，除了求得吃饱以外，坏心眼很多。人与禽兽不同的是，饥饿时反而驯良，吃饱后，坏心眼特别多。

在不用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人要知道自处。但是，知道自处，虽然生活的形态不同，存心则不变，不能没有就是救人的存心。也许客观的因素做不到一丝一毫，那也是命也、时也，是时空的问题，不是自己不做的问题。所以孟子说，颜回如果换了一个时代，一定和禹、稷的作为一样。

时位不同，做法就不一样。试以较扩大的观点来说，假如印度的释迦牟尼生在中国的春秋时代，他也可能不会出家，也许会同孔子一样的作为。如果孔子出生在印度，也可能出家成为释迦牟尼一样的人。（《孟子与离娄》）

宋儒＂仁＂之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