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论

【《海边的卡夫卡》与众多先行文本的互喻，通过将国家行为的战争与个体的暴力欲望相混淆的逻辑偷换、男性权力者对于女性的性别歧视与憎恶、对于语言和记忆实施处刑的故事策略，完成了语言与暴力毫无媒介的结合，以主人公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无罪方式，对深嵌日本国民意识中的“历史罪恶”实现了“疗愈”。《卡夫卡》反映了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宿命观，作者布设了种种文本阐释的可能性，却放弃了对于任何一种阐释的最终判断。在一片语言洪水的底层，实际上隐藏着对于语言本身的怀疑和否定。】

[日]小森阳一 著，秦刚 译，《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新星出版社，2007年10月

（以下均摘引自原文）

序

“创伤与解离”是村上春树小说反复表现的主题。“解离”是指“人的心理失去了时间与空间的连续性”，“将感受到重负的心理局部切割下来推挤在一旁”的反应。“解离”的症状之一是“解离性健忘症”，患者会部分或全部忘记自己的人生体验。诉诸大众共有的社会性集体记忆，在片刻间唤起读者记忆以后，随即将其作为无可奈何之举予以宽许，甚至最终将记忆本身消解一空，是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文本策略的一个基本结构。正是这一文本策略，使读者感受到了所谓的“疗愈”效应。

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得知自己弑父娶母的命运后，种种试图从中逃脱，反而最终兑现了这个宿命。《卡夫卡》中弑父娶母行为的处理与定位却完全不同，15岁的卡夫卡少年，没有对来自父亲的这个诅咒做出任何挣扎和反抗，反而刻意去践行这个诅咒。有意识的“弑父娶母”行为或想象，对于人伦禁忌的拟似性触犯，不仅没有为他带来任何道义上的罪恶感，反而成为他在命运中自我拯救，成长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的决定性经历。《卡夫卡》不仅毫无批判性地提示出了一个以性暴力的方式去构建他者关系的行为范式，而且以必然履行的“命运”或“诅咒”的设定为前提，将这一行为范式框定在一个不容置疑和颠覆的话语框架中。

在《卡夫卡》中，存在无法割离文本与现实的互喻关系。当代日本人心理深层中对于自身国家历史在身份认同上的巨大裂隙，历史问题不断拷问着现代日本起源上的原罪。摆脱和抹平被历史所笼罩的心理阴影和精神重负，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以暴力与乱伦的方式去彻底抹杀自我的起源与血统，清洗掉自我最根源的历史性，以完成自我的更生。《卡夫卡》令出场人物以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无罪方式完成了这个过程，因此小说才有可能提供一个虚拟性空间，令读者在同化式阅读的过程中，“疗愈”因“历史问题”造成的心理内伤。

通过梳理《卡夫卡》与众多先行文本包括《俄狄浦斯王》、《一千零一夜》、《在流放地》、《源氏物语》、《矿工》、《虞美人草》的互文关系，我们将发现《卡夫卡》将国家行为的战争与个体的暴力欲望相混淆的逻辑偷换、男性权力者对于女性的性别歧视和憎恶、对语言和记忆实施处刑的故事策略——这三者构成了作品深层抹杀历史、勾销记忆的话语结构。将语言同暴力无媒介地结合起来，正是卡夫卡小说《在流放地》中“行刑机器”的主要特点。通过将与田村浩二和佐伯两人之死相关的中田这一人物杀死，巧妙地完成了一部“处刑机器”的文本功能。

第一章

《卡夫卡》与《俄狄浦斯王》的相似性：

互为分身式的人物设定以及双重世界的重叠、平行，是村上春树小说一贯的特点。《卡夫卡》的故事结构，正是以俄狄浦斯神话为原型，通过出场人物各自分担俄狄浦斯神话中人物的方式营造出来的。卡夫卡少年和中田是俄狄浦斯，中田分担的是杀害琼尼沃克，即杀害田村浩一的直接性暴力弑父，卡夫卡少年分担的则是近亲相奸式是禁忌触犯；卡夫卡少年是意识到自己罪行之前的俄狄浦斯，而中田则是刺瞎了双眼，丧失了视力后四处流浪并最终死亡的俄狄浦斯，俄狄浦斯故事的前半部和后半部，分别由这两个人物分身式地担当起来。田村浩一和琼尼沃克是拉伊俄斯，卡夫卡少年的生母和佐伯是伊俄卡斯忒，达到和琼尼沃克是斯芬克斯，樱花和星野是安提戈涅。甲村图书馆相当于俄狄浦斯故事的主要舞台忒拜城，被杀的猫相当于被斯芬克斯吞噬的忒拜城的市民，卡内尔山德士承担了阿波罗的角色。在古希腊悲剧中，俄狄浦斯在自己并不知情的状况下落入神谕限定的命运之中，而在《卡夫卡》中，在儿子记忆里铭刻下“弑父娶母”咒语的的则是卡夫卡少年的父亲。这一点，是《卡夫卡》中拟似俄狄浦斯故事有意识表现出来的一个独特之处。（按：在小说中这一点为卡夫卡少年无罪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与《卡夫卡》的关系：

三四岁时，通过使用语言，母子间未分化的状态被切断，母亲作为他者与婴儿分离。以语言为核心构建起的社会性规则，成为象征性的父式存在，被这种父式存在所压抑的欲望聚集在“无意识”领域，并从受到语言限制的“意识”中释放出来，通过“梦”反映到“潜意识”中。这一阶段，男孩开始意识到需要和自己的父亲展开对母亲的争夺，成为一个三角关系。十五岁前后，男孩开始具备与父亲对抗的能力，产生将父亲抹杀掉的愿望，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同时，母亲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存在，当男孩从母亲之外的女性中选择爱恋对象时，男孩便跨出了走向成人的重要一步，否则将陷入恋母情结。俄狄浦斯式的父、母、子三角关系，象征性的展示出男孩成长过程中的欲望构造。

小说《卡夫卡》故事结构是以俄狄浦斯神话和俄狄浦斯情结模式为基础的。

学习语言的实践对于婴幼儿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行为：一方面，如果不使用语言便无法让身边成年人感知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语言使成人开始疏远，（按，疏远是必然，与语言无关）为此又不得不加倍努力掌握语言。到了“肛门期”，幼儿开始接受排便训练，在这一时期将被强加很多规则。（所有使用语言的人，都会受到强迫性的灌输。）此前的“允许事项”突然变为“禁止事项”，现在与过去的自己之间的连续性被成人单方面切断了，而此时“为什么”的发问，正是幼儿第一次倾尽全力的迫切质疑。这时，幼儿便开始与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文学话语表现世界发生联系。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正是语言建构出来的一系列因果关系的连锁，是事件与事件前后关系按照一定方式的排列，故事的话语形式也成为儿童语言化记忆的框架。通过接受故事，儿童逐渐将感知体验语言化，并使之变为人生经验，学会对生活中行动后果的预判，这也是消解不安的重要程序。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正是将故事所流通的语言体系中诸多禁止事项（禁忌）在某种程度上编入其中的话语体系 。

俄狄浦斯神话表现出了关于杀人和近亲相奸的禁止事项。而卡夫卡少年对于父亲的诅咒既没有拒绝也没有反抗，并最终通过拟似性方式或在想象性世界中实践了这种行为。（按：我认为卡夫卡虽然没有反抗，亦未顺从。与佐伯的交合时以佐伯为十五岁少女，此时进入一种类似于俄狄浦斯无意识取母之境界。在梦中强暴樱花，亦乃无意识于潜意识之释放，而不受意识控制。） “为什么？”这个需要母亲用语言来回答的质疑，却因为母亲的出走，对于卡夫卡少年来说，只能无休止地回旋却始终找不到解答的出口，形成了卡夫卡的“自我意识”。（按，即叫乌鸦的少年。）

走向森林深处的旅程同时也是他走向记忆深处之旅。“叫乌鸦的少年”提起“战争”与“暴力”的问题，个人的暴力由此同国家发动的战争毫无媒介地联结在一起。攻击性的暴力，一般以欲求实现的妨碍者为发动对象。同时，欲求未获满足后的表现及受挫心理，还体现为退行和偏执倾向。当卡夫卡追问“我难道真杀死了父亲？”时，叫乌鸦的少年已经不在。自我意识的代言者已经不在，也就意味着卡夫卡少年失去了运用语言的内省能力，以及将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的记忆能力和连续性、统一性地把握自我的能力。卡夫卡少年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处于向自我意识并不存在的幼年期无限度退行的状态。

《卡夫卡》中，主人公的暴力性，以及“弑父”、“同母亲和姐姐交合”这种俄狄浦斯禁忌行为之所以得到宽恕，是因为他经历了人类社会罕见的四岁被母亲抛弃的体验。于是，在婴幼儿时期，如果受到了深重的精神创伤，即使触犯了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禁忌，那也是“毫无办法的无奈之举”。而实际上，卡夫卡少年体验到的被母亲抛弃的感受，正是人类在肛门期的体验本身。（按，但是没人为卡夫卡少年解答。）对于触犯人类使用语言构建的禁忌行为，作为“无可奈何之举”予以了宽容。在国家主权发动战争之际，杀人和强暴以国家名义、“不得不如此”得到合理化，并且通过学校教育，这种合理化的逻辑被灌输到全体国民的意识中。近代民族国家犯下的最大的禁忌触犯，是将最不能够予以容忍的犯罪行为，在国家名义下作为英雄行为加以正当化和赞赏。《海边的卡夫卡》这部小说，正是以国家名义对杀人行为予以正当化的逻辑密不可分的一部“物语小说”。

第二章

对于少年卡夫卡来说，图书馆这一空间非但不是一个父权式的存在，反而是一个具有浓厚母性的空间。在图书馆读书，成为卡夫卡少年获取安心感而保全自我的行为方式。

在“甲村图书馆”，卡夫卡少年最初阅读的是理查德·伯顿版《一千零一夜》，这一设定意味深长。它承担了将《源氏物语》这样的物语与小说联结起来的功能，同时作为伯顿版所具有的鲜明特征的“性放纵”，正是构成《一千零一夜》叙事框架的山鲁佐德的故事的基本点。山鲁佐德的故事，是一个展示出男性内心的女性憎恶心理的典型叙事。作为国王的山鲁亚尔王亲眼目睹了作为妻子的皇后的性放纵的背叛，开始了对处女的暴力支配与屠杀，山鲁佐德通过讲述的无穷尽的故事，不仅保全了自身性命，而且阻止了付诸暴力杀戮女性的山鲁亚尔王，用语言的力量，使他最终放弃了早已被内化的以女性“性放纵”观念为核心的女性憎恶。《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框架，充分体现了尽管没有女性便不会诞生新生命，但却依然将女性视为低于男性的存在而进行支配的男权社会的根本矛盾。在一个强权政治的社会中，男性至上的意识形态必然被制度化。将杀人和暴力以一个终极形态统合在一起的战争与政治权力问题，同男性对于女性的支配关系密不可分。但在《卡夫卡》中，这一叙事框架的重要性，却被清除殆尽。

《在流放地》中的行刑机器，将判决文钉入犯人的身体，犯人明确自己的罪行的审判文的时候，也走到了生命边缘，并且毫无辩驳的机会。也就是说，无论判决文如何，犯人必死，判决文即暴力。阅读判决的文字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在这里，提示出了一个使法律本身的语言彻底失去效力的暴力问题。文字式的语言不再是语言本身，而是直接转化为刺穿肉体的暴力。当使用非暴力性的法律语言判决犯人的罪行时，只要容许死刑的存在，便等于直接行使了暴力。“文字书写出来的文本能够杀人。”佐伯将三本文件交给中田，在佐伯死去的同时被烧掉，也就意味着《卡夫卡》中，书写了文本的女性和她所书写的文本同时被实施了处刑。将《一千零一夜》作为先行文本进行比较便会发现，《卡夫卡》中判令佐伯死亡的元凶，恰恰是与那个国王的理论所完全相同的逻辑——将女性自身的性欲望以及女性与不同男性发生性关系视为罪恶，并由此怀疑和憎恶女性，对她们做出死刑判决。

民族国家形成之后的法与暴力的问题，被填充在处刑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的核心部分。个体的暴力与战争这一国家名义组织、并在国家权力强制下行使的人为的集团式暴力，被毫无媒介的结合在一起。琼尼沃克对猫的伤害，与中田对琼尼沃克的杀害，这两个个体行为层面的杀动物与杀人之不同含义的暴力形式与“战争”，同样被毫无媒介的结合起来。琼林沃克与中田的对话内容，深藏着对“法”的暴力制衡这一人类社会基本前提的拒斥。允许对猫的残杀，还是杀死琼尼沃克，这本身并不构成二者必择其一的选择，却作为一个绝对化的二者择一迫使中田接受，并通过中田作用于小说读者意识之上。

将《一千零一夜》与《在流放地》作为先行文本加以分析，便会发现《海边》其实是一部处刑小说。以性命为代价去阅读文字，阅读之后便死去……卡夫卡少年在甲村图书馆里阅读行为本身凶险的一面，通过“行刑机器”凸现出来。

由于琼尼沃克的杀猫与艾希曼的犹太人大屠杀被结为互喻关系，通过这种叠合，在《卡夫卡》小说内部，琼尼沃克即田村浩一，也就是卡夫卡少年的父亲，成为了集合一切罪恶的象征性人物。由此个体的杀人行为或杀猫行为，与战争及大屠杀等一并作为同等行为被联结起来，从而构建出一个将其全部处理为“无奈之举”的话语体系。以不可理喻的邪恶者的存在为由，在国家策动下向其发动战争，这是一个“无奈之举”。小说《卡夫卡》发表的那一年，布什总统在发表国情咨文讲话是悍然宣告了反恐战争。在此之前，奥姆真理教制造的地铁沙林事件，曾为全体日本国民带来深重的精神创伤。

后三章略 按：作为没有历史原罪性的一方，我们是否也沉迷在历史的道德高点？

短暂地唤起加害记忆之后顷刻间将其抹消，将这一词汇换用为自己一方的被害性的象征：否认历史的基础上捏造出另一种历史，并用以为自己在世界范围内行使暴力进行辩解，布什政府的做法，恰恰象征性地体现出了这种使用欺骗性的语言表述将暴力予以合理化的构图。 将自己的欲求不满心理用消除记忆和否认历史的方式进行释放，将精神创伤用“解离”的方式化为乌有，对空虚作为“无可奈何之事”加以容忍，《海边的卡夫卡》正具有将如此的“疗愈”效应带给全世界的可能。如此的“疗愈”，对于作为使用语言之生物的人来说，难道能够享用得心安理得吗？

在同一时期德国的学生运动中，学生们对于战争期间父辈一代配合纳粹的行为，以及对犹太人的屠杀等问题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们将纳粹的加害责任用一个个事实揭露出来，刻印在记忆中并且化为历史叙述，在认罪的基础上向被害者进行谢罪和赔偿。这种德日两国学生运动的不同之处，使得日后德国与日本之间，在关于战争责任、战后赔偿等问题的历史认识上形成了巨大反差。 “既成概念”、‘既成政党”既成左翼”等等，打破一切“既成XX”在1968年、1969年的日本社会青年人的集体记忆中，是最具代表性的口号。然而，由于只将战后问题作为批判的标靶，割断了与“战时”的历史连续性，所以他们的象征性弑父终于半途而废。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前文所阐述过的，他们没能对负有侵略战争核心责任的昭和天皇裕仁，通过通过自己的力量进行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