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

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读后感梅尼克的《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是一次应对时代全方位挑战的尝试。在学术上，他试图应对兰克身后历史主义所面对的新文化史等方面的挑战；在政治上，他也在寻求俾斯麦之后德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本文就准备从这两方面对这本书展开一些讨论。观念史的实践梅尼克观念史的实践显然和当时新文化史对兰克史学的挑战有关，在这本书1911年第二版序言中，梅尼克概括观念史研究的目标：“德国历史研究在不抛弃方法论遗产的同时，必须将它自身提升，以同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巨大力量之间自由往还；它可以在不给自己带来损害的同时，将自身勇敢地沉浸于哲学和政治之中，惟有通过这种往还，它才能形成自身本质，并且同时以普世性与民族性的状态存在。”(p2)梅尼克清楚地表明他的观念史是对兰克史学的继承与发展，继承它的方法论，发展它适用的范围。那么，梅尼克继承和发展的方法论究竟是什么呢？在本书1963 年版编者导论中，汉斯• 赫兹菲尔德( Hans Herzfeld , 1892 一1982 ）点明：“与此同时，梅尼克着重指出，这是为了处理‘各种不同类型的思想线索在其各自历史特征中的关联问题’，但他坚决强调，这涉及的是‘同一历史人物不同思路混杂’的问题，因此，只有通过对人物最根本内质的一种移情的、但又不能完全确认的领会途径，才能理解历史人物的整个非理性特点。人们不能在一段过渡时期中去描写一种‘统一的、始终如一的思想模式与行为模式’。假如这种始终如一的坚韧性——凭借这种坚韧性，他坚持认为，历史中的研究对象具有复杂性与多义性，用他时常引用的话来说，个体是不可言传的（individuum est ineffabile ）。”(p16) 在这里，“对人物最根本内质的一种移情的、但又不能完全确认的领会途径”明显可见史学传统的影响。上述对方法论的概括可能略显抽象，其实梅尼克在行文中经常对他的方法论加以实践。例如针对有人对观念史所选择案例的说服力的质疑，他就具体比较分析了受观念支配程度不同的两类人，“首先必须准确关注的对象是个性。人们应该用不同于分析更具有精神个性的思想家与政要们的标准，来看待那些只提供少量史料的折中主义者们——亦即具有纯粹国家理性与权力理性的政要们。前者比后者更受观念的统治，后者乍看上去似乎受到观念的统治，而实际上却遮掩了他们的实际利益。有谁能够冒险在外交辞令与国家和约的前言中说出最内在的理想动机呢？”(p120)在解释施泰因关于德意志与意大利民族独立性前后不一的说法时，梅尼克在具体案例中更显示出对观念与具体语境关系的驾驭，他说：“假如人们不把施泰因视作特殊的现代民族思想的代表，那么我们认为，人们能够接受上述想法。然而事实上，施泰因却具有现代民族思想，他也有助于这种现代民族思想的形成，只是他并不从这种现代民族思想的纯粹性中去理解它。在他提出同时让德意志与意大利的民族实现组织化时，他的出发点是普世趋向。”p121-122不仅不能以后来观念的纯粹性定夺前人有无这种观念，对于固定的学说与临时的表达的关系，梅尼克也有思辨：“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观点并不仅仅针对收信人，而是出自于施泰因的真诚思索。或许有人会反对说，它只是在当前危机的压力之下所产生的一种思考，而并非固定的学说—— 相比之下，稍后格拉赫兄弟（Ernst Ludwig von Gerlach , 1795 一1877 ; Leopold von Gerlach , 1790 一1861 ; Wilhelm von Gerlach , 1785 一1834 ）对于神圣同盟的思想则不同。但是谁若追寻这种学说的起源，他就必须承认，这种观点确实是暂时经验的一种表达。 然而，我们的猜测是，这种暂时经验在事实上也流入了事先便已存在的思想脉络之中，后者的先验部分也借助这种学说得到了验证。”（p123）总的来说，梅尼克的观念史绝不是类似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自我展开那样进行，正如他评价黑格尔的思辨如同皮影戏一般，他很重视个人思想的自由，在对施泰因进行总结时他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如此一位个人带着更大自由思想，立足于他的国家与民族之间。 对于他而言，国家与民族所显示出来的形式，远比人们自我创造或根据自己的思考图景与需求寻找的形式更为丰富多彩。”（p127）这种对个体权利的尊重似乎也来源于兰克史学，梅尼克在对黑格尔与兰克进行比较时说：“黑格尔的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中的所有个体都将被剥夺特有权利，而被改造成为世界精神的赤裸裸的、毫无意识的工具与机器。这正是兰克与黑格尔之间相互排斥的地方。兰克曾经评价说，按照这种观点，所有人无非是一种幽灵或幻影，他们满足了某种理念，又在接下去的岁月之中被人类的下一代剥夺了权利，从而不再具有任何意义。‘而我却强调：每一个时代都直接通向上帝，其价值并非奠基于产生之地，而是在其存在本身，在其自身特殊之处’。”（p208）由此可见，梅尼克所继承兰克史学的精神遗产，早已不止于方法论，甚至在更深刻的本体论中都有其渊源。德意志-普鲁士民族国家的构建梅尼克认为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真正界定来源于兰克，兰克反对那些源于周刊派所产生的保守的民族国家思想。在那里，“民族特性是一种黯淡的、无法开启的母腹，它是一种神秘的物质，来自于诞生时刻所产生的影响力，它自身并非一种实体，但却具有创造性与敏锐性的实体特征。这种个性化的特征来源于个体本身，然而它也是一种实存。至少在我们看来，每一次界定与确认非个性领域的探索都让民族特性本身不断变得无穷尽的狭小与平庸。…… 谁如果拒绝接受这种毫无价值的德意志狂行为，他就必须拒绝周刊派政治家们的努力—— 亦即将等级制邦国视作德意志精神中的特殊血液，将其想象成为基督教一日耳曼国家。兰克杂志的整个倾向都是反对上述观点的。然而并非因为如此，兰克才同那些人一样，用纯粹精神性与非实体性的方式去理解民族特性观念，以便将隐藏在背后的粗俗的、实体性的农业封建体制理想化；也并非因为如此，——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认为——兰克才将民族精神增添上永无止境的、普世性的特征，以便获得地方主义者的支持。”梅尼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兰克与之前所有对德意志民族定义的不同：“对于兰克而言，德意志精神从其稳定的社会与政治状态中产生的发展方式，等同于德意志民族特性意识和人类理想所能达到的高度，两者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同感与同质。”(p213-215)兰克更大的贡献已不限于对德意志民族的学术定义，而是以历史主义，将非政治化因素从政治领域剔除，为德意志的政治前途指引出一条道路，梅尼克说：“兰克则从德意志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把传统的德意志、保守的帝制、邦国分立时代与新的、正在形成中的立宪制民族性的普鲁士一德意志总结为一条通往统一的、不再中断的发展之路。在前者那里，我们看到的是热切的希望与激情——这种激情在施坦因那里也曾出现过，施坦因还想借此彻底摧毁普鲁士—— 但是在兰克那里，历史思索的宁静与现实政治思考的冷酷却结合在一起。他高高在上地希望普鲁士有所行动，而其它人则在下层寻求德意志民族的崛起。他从普鲁士中心出发去理解德意志问题，而不会像其它人那样激动，因为他已经具备了一些东西，而其它人却什么都没有。他们渴望民族，并希望拥有更多的权利。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渴望，这些一无所有者就完全失去了对于完美的追求，普鲁士也只能以普鲁士的面目存活于世了。没有了这种力量，这些一无所有者就无力借助它进行创造，兰克以及后来的俾斯麦也就无从想象如何从普鲁士的自成一体中脱颖而出。假如没有人事先做好准备，那么事情也就不会如此发展，更不会如此地发展下去。”（p325-327）以普鲁士为德意志统一的中心，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传统与立宪之间的矛盾，这正是兰克训鉴史学的意义。（注：以色列的政治弥赛亚主义在世界帝国中无法实现，催生出耶稣的非政治弥赛亚主义。德意志一开始不寄托于政治弥赛亚主义，而是依托基督教世界主义-社会主义的遗产：非政治弥赛亚主义，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正如耶稣不受以色列欢迎一样，马克思也不受德国欢迎，但二者都传播全世界，因为二者都认清地区问题解决的世界背景。以色列没有看清罗马帝国的基础-罗马军官集团的权势，德国倒是利用了普鲁士军官集团，但是德国的中心地缘就像以色列身处世界帝国的中心，就算普鲁士绑架德意志，德意志绑架欧洲，但大洋与大陆的主人从边缘仍可联合扼杀中心，德国统一和以色列复国都是历史忍耐的极限，它们要为自己的中心位置背负不幸的命运，相反耶稣迂回地控制了罗马帝国，马克思意外地控制了东方大陆，因为二者都是即将纳入世界中心的边缘，也是中心转移的过程，为它们洗礼也就掌握了权势，所以耶稣马克思反传统权势主义也就是反对旧中心迎接新中心，却又教育了新中心学习旧中心的经验。反耶路撒冷是罗马治下各地自我就范以向罗马靠拢，哲学作神学婢女也是雅典向罗马臣服的表现，最终罗马与拜占庭分裂导致教会分裂也是两大中心斗争的结果，这也证明罗马边缘性对世界帝国的掣肘，但在异族入侵后，罗马教会仍对异族有支配力，证明了罗马城与上帝之城合一，即中心地位的完全确立，直至宗教改革。马克思对最先进英美法资本主义的批判，为从欧陆上即将进入资本主义的德国，东欧，俄国和从大洋上即将进入生产力预备最充足的东亚国家乃至其他边缘地区进行了超度，莫斯科-北京轴心正是收获的新的权势中心。参见《马太福音注15章》，2012/3/13）以兰克的政治史为标准，梅尼克更明确指出违背这一标准所带来的错误判断，他认为德罗伊森与东克尔在1848 年中都希望肢解普鲁士就属于这样一种误判，“这一问题的本质是，它把过去一个世纪中普鲁士自主的权力政策理想化了。它最大限度地用德意志民族观念来表达。其中，德罗伊森的倾向是将普鲁士对于德意志的历史使命证明为来自于其实际政策的目标，然而他却误解了这个邦国的真实本质。当1848 年他响应为了德意志统一而肢解普鲁士的号召时，实际上是在缺乏理解这个邦国的前提下便展开了他的论述，违背了普鲁士国家的独立个性，而这本是他带着全部的知识与愿望着手研究的对象。他仿佛在精神上自我解体了，而满足了特有的精神需求。他相信，也寻求通过一种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在某种程度上，在历史中，普鲁士已经在道德上融入德意志了。我们也看到，其以后的历史观完全符合他在1848 年的立场。仔细看来，他的普鲁士立场实质上是非普鲁士的，或者至少是超越普鲁士的。他所背叛的‘政治史’具有极其明显的非政治性特征。当人们将其错误的最终起源梳理清楚时，人们也就会承认，18 世纪非政治性的思维方式对于具有强烈政治思维世界的历史学家而言，具有如何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借助一种不断向前发展、后来又回归的风潮，沿着大地的边缘前进，随后使其历史观对大众产生影响。至今为止，这一点仍然表现得十分清晰。”（P325-327）对于兰克是历史主义，对于俾斯麦则是现实主义，助其在民族国家构建上再进一步。梅尼克说：“当时，德罗伊森就认为，统一所存在的可能是，倘若普鲁士与德意志无法混合，那么普鲁士就必须有权变得更为集权化。这一选择高于另一选择。这种德罗伊森一特赖奇克选择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与目标合一的路径。而1849 年的加格恩一俾斯麦的选择却只是提出了目标：德意志或者普鲁士。俾斯麦当时所选择的答案是普鲁士。他把这个棘手的问题遗留下来。让他满意的是，普鲁士不必为德意志而遭到肢解，并得到世人关注。当他于1866 年与1871 年再次面对这一问题时，他并不是在德罗伊森的意义上进行抉择，而是力图进行综合。那种旧有的两者选一的时代、辩证思想与绝对理想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现代一现实主义的‘不仅一而且’的时代则翻开了新的一幕。俾斯麦把普鲁士宪法与德意志宪法聚合起来，把联合要求与大一统要求聚合起来。”（p354）无论历史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对政治运作发生关键作用的部分还在德意志-普鲁士民族国家的构建，具体说就是在中央与地方，传统与立宪问题上做出抉择。利用历史主义的思维，梅尼克也看到俾斯麦现实主义政治的内在起源与结构，他说：“然而，这种不和谐的现象仍然需要更深人的原因分析。这不仅仅体现于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 ）策略上的机智，以采取两种完全不同的统治模式；还体现于在某种程度上德意志一普鲁士权力在内在起源与结构上的区别。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依靠的是老普鲁士的军事君主制的力量。它也利用了民族运动与自由主义运动的力量，然而这些力量却不是主导因素。而且至今为止，德意志帝国在整体上仍然依靠前一种力量得以维系。普鲁士的军事国家总是表现为忠诚与贵族传统，其所庇护的社会阶层—— 核心是军官团——总是内政的最坚实的力量，同时也是保卫其城堡的战士。对于这种现象，人们总是避而不谈。其它社会阶层的政治利益也许不会被遗忘，但也从未被凸现。假如人们完全转变这种权力关系，不再相信军官团具有绝对的行动能力，不再相信他是能够被派遣的最好官员，并能够准确执行军事命令，那么这种权力的坚实基础便由此而丧失。在帝国的第一个时期，俾斯麦可能首先感到缺乏普鲁士保守主义者的政治支持，因为他已经能够领导民族自由主义者了。那时，他也许有时念叨那句老话‘普鲁士必须融人德意志中’, 有时却创造了这么一句新谚语：普鲁士应该更多地日耳曼化，而非德意志的普鲁士化。”（p 376）在普鲁士与德意志之间寻求更大的认同，正可见德意志-普鲁士国家结构的紧张。当然梅尼克为德意志统一多种可能留下空间，在普鲁士军事优势之外，工业资产阶级大大成熟也可能成为替代的选择，他说：“让我们再做这样的回顾：普鲁士精神在帝国中的优势以及普鲁士中的老普鲁士一保守主义的趋势，并非源于赤裸裸的权力，也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发展结果，而是起源于首要的、最紧迫的生存需求。这种需求使人们不得不需要一个强大欧洲国家。这里，我们可以参看弗里德里希• 瑙曼的思考路径：当新德意志的、自由的、资产阶级的工业基础足够强大，以至于可以承受帝国机构的权力政策与权力需求之时，老普鲁士的影响才有可能变得多余，现代化的老普鲁士的民族国家与尚未确立的、刚刚形成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才有可能被克服。……这样，我们所研究的思想才会有未来。在资产阶级与工业民众的权力利益所倚赖的德意志中，普鲁士将赢得不同于俾斯麦及其第一个继承者所在时代的地位。它不再需要被肢解，也根本不需要克服我们称之为邦国的政治民族特性的东西。不过，帝国思想也将更多地高架于邦国思想之上，邦国则逐步萎缩，在实践操作中沦为帝国省区的关系之中。假如它现在有一个称得上现代化的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就是社会政策领域中的帝国机构。”（p378-379）（注：普鲁士军官集团瓦解正是罗马军官集团，乃至关中军事集团瓦解一样，必须依靠新的认同，罗马公民沦为法人，直至和奴隶无异的罪人，被自己审判的人审判-耶稣，这是如黑格尔分析那样主奴阶层崩溃和独裁者普遍奴役造成。普鲁士容克军官阶层逐渐被资产-工人阶级取代，普遍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都有市场，但在地缘中心不幸靠军国主义产生的遗产还是要有军国主义维持，使用模糊的国家与民族当做中介阉割普遍世界主义，形成国家社会主义，日耳曼超人主义，国家工会的工人运动和种族的自由竞争，把世界-个人解放主义主体的替换是对时空位置都不恰当的德意志国家的辩护，最终是要被历史纠正的。正如俄国以国际主义伪装为帝国遗产辩护，以共产主义为落后的共同体生产辩护，中国以国际主义为大陆统一伪装，以共产主义为反列强代理对民族自尊心刺激而伪装。俄国大陆中心地缘暴露和入不敷出的世界投送摧毁了它，中国在世界工厂的中心位置将中国拉离大陆卷入大洋必会改变它。参见《黑格尔导读》《白银资本》及笔记2012/3/13）梅尼克在1907年此书出版之后的不断修改，也可见他对德意志政治框架的信心与担忧。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加强后又动摇了德意志-普鲁士国家结构，他的思路也有不少调整，一方面是对国家转型的信心，他说：“1913 年才建立的最新的庞大帝国税收法证明了这条道路将通往一个联邦帝国，而不是一个大一统帝国。”p380另一方面，他对普鲁士的特殊地位异常坚持，他说：“在新形式下，普鲁士仍将发挥大一统与地方自治两种影响。国家可以通过单独存在的普鲁士整体国家得到一种巨大的权力提升，然而这种权力提升仍然建立在邦国可以理解的利益之中。因为在沉沦的国家权力之下，邦国也将忍受所有不幸；而在重新恢复的国家权威之中，所有邦国也将活跃起来。新帝国并不愿意恢复老的帝国中邦国的那种短视政策，以牺牲帝国权威的代价来寻求自由。来自美因兹的贝特霍尔德• 冯• 亨内贝格（Berthold von Henneberg , 1441 / 1942 一1504 ）在1500 年左右警告他的领主们，假如他们不再无私地为帝国着想，那么异教徒的铁鞭将很快统治他们。今天，当我们已经生活在这种铁鞭之下时，假如非普鲁士邦国的代表们仍然做出侮辱帝国的行为，那么人们便将怀疑他们（为帝国）牺牲的意愿。”（p392-393）总的来说，梅尼克虽然接受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方面的影响，但在面对现实挑战时，他更加强调继承兰克和俾斯麦的历史遗产。

诺瓦利斯的国家观。类似于以统一的宗教精神相连结的分散的小联邦/共同体？其实除了他的诗歌，我对他的政治思想更有兴趣。“返回中世纪”——这种倡导被现在国内某些反启蒙人士拿来用（比如什么“复兴儒教”），可谓用在了不正确的地方，真是……我们最好还是把诺瓦利斯的话当做一个诗人的乌托邦吧，真正践行想必是很可怕的。pp.48-49

诺瓦利斯十分精辟深刻地谈到过国家以及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个体越有见识，越表现得生机勃勃，国家也就会变得越有生机，更具个性。每一位真正的国家公民身上都会放射出国家的光芒，正如在一个宗教社会中，个性化的上帝外化为成千上万的形象那样。就其精神本质而言，国家与上帝并不表现为个体，而是成千上万、多种多样的形象。” …… 他以具体的生活感受讨论国家与家庭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国家本质中家庭般的特征。在那一时刻，普鲁士正好迷住了他的眼睛。在那里，年轻的统治者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与路易斯王后夫妇看上去正在开辟一个新的、幸运的时代。他专心研究这对国王夫妇将能引发的振作精神之效。他所进行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思考既肯定了普鲁士的崛起时代，也提前接受了随之而来的复辟时代。这里能让人一方面想起质朴的、家长制的保皇主义，另一方面想起神秘的、家长制的保皇主义。不过这是完全自由的、流动的、诗意化的方式，因为他想明确抛弃人民主权思想时，个性主权的想法却发出耀眼的光芒。因此，他完全有可能设想，理想的君主制同时可以是真正的共和国——因为对他而言，真正的共和主义也就等同于“整体参与到整个国家支柱，所有的国家成员保持内在联系与和谐”。他可以要求，国家应该不同于以前，应该去彻底熟悉个体生命。

p.51

他就如此让德意志民族消逝在普世理想与普遍人类理想之中。“到处都是德意志。德意志特性正如罗马特性、希腊特性或不列颠特性那样，很少被局限于一个特别国家。它是普遍的人类特征——它在有些地方首先是一般现象。德意志特性是真正的普遍特性，因而也是一个理想”。在给施莱格尔的信中，他也说了类似的话：“德意志特性是同最强大的个性混杂在一起的世界主义。”罗马人凭借直觉而实行的普世政策及其倾向也存在于德意志民族之中。法兰西人在革命中赢得的最好的东西，也是德意志特性的组成部分。”——“凭借这种果断的普世特性，任何民族都不能与我们为敌。”这种对德意志民族普世使命的思考、并且将之作为真正的人类民族的想法，同样也出现在席勒-洪堡周围的浪漫派中。不过，诺瓦利斯还赋予了这种思想以独特的浪漫色彩。其特别的浪漫之处在于：在其设想之中，普世性与个性彼此交融；它是一种独特的鉴赏方式，将两者有力地融合在一起。

（摘自席勒《德意志的伟大》。我觉得这一段与《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的作者说的简直同出一辙= =）

“……德意志帝国与德意志民族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德意志皇帝从未建立在其王公贵族的最强者之上。由于与政治事务分离，德意志民族形成了一种特殊价值。一旦最高权力衰亡，德意志的尊严仍将毫无疑问地保留下来。这是一种道义上的伟大，它存在于文化与民族特征之中，这些都是独立于政治命运而存在的……因此，当政治帝国步履蹒跚时，精神帝国则打下了更为坚实、完美的基石。”

pp.24-25

正如普鲁士国家本质反映的完全是有意识的目的性和精明的算计那样，腓特烈大帝希望他的高级军官们——无论他们来自何邦——都应该产生一种普鲁士的共同精神，一种民族部队的精神（esprit de corps et de nation）。他希望这种民族精神在他们身上能够直接而明显地反映出来。唯有如此，他们才能组成最有效率的国家机器，成为普鲁士新生思想的主要承担者。即使在今天，人们仍然很难清楚地观察到，这样一个国家民族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民族化究竟是如何启动的，国家生命的最强脉搏究竟是在哪里被敲击的。随后，这种民族精神向普鲁士民众的最底层散布——而国王本来并没有指望他们也具有所谓的民族部队的精神。在这种大众类型的普鲁士式爱国主义诞生以及产生于德意志文学中的精神性的民族意识开始登台之后，一幅新画面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普鲁士的臣民们要求自己的国家“哪怕对一件最普通的事都应具有责任心和干劲”；而因为这个要求又被国家投诸众民，这样一来，整个民众都养成了责任意识。这正像为了符合国家的日常和平言论，诗人们仍然会撰写一首描写伟大英雄生活或国家生存之战的史诗。尽管这种杂糅了做作与自然的新普鲁士民族精神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对国王的个人崇拜以及那种伟大感觉——这种个人崇拜与伟大感觉与人们共生，人们必须忍受它们，而且允许它们继续存在。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完全充满个人色彩的感觉，一种更强烈的国家情感也就不会再这样一个内外生活首先依赖于统治者个性的国家中产生。由此，人们才能为普鲁士国家工作，爱慕普鲁士国王。如此一来，一种活跃的政治性民族精神之必要因素由此产生：这就是自由的政治批判。人们已经能够在当时的柏林发现不少政治笑话。一些言论虽然还不敢发表在报刊上，却已经出现在谈话中。柏林人感到十分骄傲，因为外乡人惊讶地发现，他们竟然具有如此放肆的言论，完全不同于英国风俗。一位作家这样写道：“人们完全自由地谈论宗教自由和国家缺陷，品评普鲁士及其邻邦国王之高下；尽管如此，爱国主义以及对国王的热爱却仍是这个民族的基本特征。”

p.26

德意志特有的情况是：发展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需的根本特征，并未出现在德意志民族的土地上，而是出现在普鲁士邦国的土地上；但是，民族化需要的精神力量却不仅仅来自于普鲁士邦国，而是来自德意志文化民族的广阔地域中。这一事实众所周知，也几乎微不足道。但是，人们却很少明晰它所导致产生的特别张力与冲突。因为德意志民族文化已经走上了一条极其明显的普世性思想道路，当普鲁士邦国通过这种文化力量来充实自己，并增添跨民族的、普世性的因素时，德意志的民族化就将通过部分跨民族的、普世性的途径得到实现，国家建构也将通过部分接纳完全非政治性的观念来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过程如同水火相混。从此刻开始，直到俾斯麦时代，普鲁士政策一直面对着这一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