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自传

更为重要的是,我是在北大度过我的八十年代的学术生涯的,我常说这是历史对我的特殊照顾,或者说是补偿吧。那时的北大,正是聚集了一大批劫后余生的继承了“五四"传统的知识分子。于是,就有了八十年代的北京大学的特殊风景—— 清晨,你起来跑步，会在北大图书馆前碰见坚持晨练的朱光潜先生。 傍晚,你漫步未名湖畔,会看见宗白华先生迎面走来,立刻联想起他的《美学散步》。 还有一位拄着拐杖,凝视着湖面的老人，那是吴组缃先生。你从旁轻轻走过,不敢打搅他的沉思。 你来到燕南园。三松堂的白皮松树下,有美髯飘飞的冯友兰;竹林掩映中.林庚先生的歌声竟是那样清纯..... 当然,还有口衔烟斗，骑着单车,在校园中横冲直撞的王瑶先生.....

我当时提出知识分子有三大劣根性。“一曰‘酋长思想’。”唯我独尊、独革,不容忍异己、异端，以滥用权力、锻炼人罪为乐。表面上看去喜欢多样化,其实知识分子,特别是掌握了权力之后,他们最喜欢同一,不习惯多元。你可以发现一个规律:知识分子在野的时候谈多元，在朝就谈一元，绝对是一元，多元化是不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习惯的。“二曰‘二元论思维定势’。”就是非此即彼,非白即黑,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就是百分之百的错误,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喜欢搞你死我活。不懂得对立面可以互相渗透互相补充，老是强调一种绝对的对立,知识分子一旦发生争论,争论的结果不是说大家互补,达到一个更合理的认识，而是讲究一个吃一个，绝对不允许对方的存在,非得争个你死我活。三曰不尊重人的生命,尽量地满足自已的残贪的本性。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周作人说的,他说在中国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遗传病，帝王将相，学者流氓,无一不是这样。他把学者和帝王联系在一起,有的学者还能接受,但和流氓联系在一起,就不能接受了。但这却是事实。鲁迅对知识分子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概括，就是“才子加流氓”。必须是才子,没有一点才华是不行的，但同时又必须是流氓。才子气加流氓气,再加上帝王气,有了这三气,就可以横行文坛、学界,无往而不胜了。

鲁迅说，皇帝老子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想到知识分子，一是在开国的时候，他气势旺盛,需要你来给他唱赞歌，让你当他的清客、帮闲。譬如,汉代皇帝用了司马相如,就是看上了司马相如的才气,让他当帮闲。另一个情况，是统治出现了危机,衰败了,没辙了,于是“病急乱投医" ,不是说你知识分子有本事吗?那我就听听你的意见,你这个时候能不能给我出点主意,知识分子自以为可以大显身手,其实是“帮忙”而已。不是充当“帮闲文人”,就是充当“帮忙文人”: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任何时候都没有独立过。问题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知识分子自己的选择，即所谓“愿者上钩”:其可悲、可叹就在这里。 问题是到了现代社会,统治者依然这样要求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依然这样主动迎合。鲁迅写过两篇很深刻的文章,题目就很有意思:《同意和解释》(文收《准风月谈》)、《宣传与做戏》(文收《二心集》)。他说当官的对知识分子就四个要求:一是“同意”。他说什么话,做出什么决策,提出什么口号、理论，你都坚决拥护,百分之百赞同,理解也支持,不理解也支持。二是“解释”。就是把他的口号、他的政策加以理论化、合法化、学术化。引经据典，论证掌权者的决策、口号,怎么怎么深刻,怎么怎么伟大。三是“宣传”。你知识分子不是善于制造舆论吗?那就用你的三寸不烂之舌,为我拾轿子,做宣传。四是“做戏"。鲁迅说,宣传“究竟还有一点影子”,做戏就几乎是无中生有;“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而现在却要大家无时无刻地做戏:一到了做戏,就真走到末路了。问题是,统治者对他自己的话,尽管要你“同意”、“解释”、“宣传",其实他自己也是不相信的,他讲那些话，提出那些口号,也是在“做戏”,不过是要你知识分子也陪着做戏而已。

我记得在念大学的时候，反右运动以后，曾有运动、也是要求将个人的隐私，最隐蔽的东西坦白出来，以示忠诚。非个人化，不允许有私欲，也不允许有隐私，只要求人将最个人化的东西全部暴露。这样的运动后来发展到非常荒谬的地步.你说得越丑陋，越耸人听闻，越光荣。这也是有传统的，延安后期有一个“ 抢教运动"，谁坦白自己是特务，就给谁戴大红花、骑大马，而且开小灶,请他吃特别伙食。我有个中学同学 ，平时虚荣心就比较强,喜欢出风头。上了大学以后，在交心中，看到别人都在坦白，得到表扬,而他没有什么可坦白的反倒弄得灰头灰脸。为了制造“轰动新闻" ,他脑子一热,就去坦白:“我曾经有过一闪念: 想暗杀□主席!”显然是编出来的。当天表扬了他,第二天就抓了起来，为这件事吃了几十年官司，怎么也说不清楚。事情虽然荒唐,却很能说明问题的本质:所有这些“非动物化，非个人化”的人性论，以及相关的这些运动仪式，都是制造精神迷乱，但它打着的却是美好的旗号。

像我这样的人，参加造反派，有“逼上梁山”的成分，因为在保守派的眼里，我永远是“反革命”，只有造反派才同情、支持我，为我平反；同时，在参加造反的过程中，我获得了精神的“解放”。但这样的“解放”却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扭曲的。

这就说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的另一个方面问题:这样的底层反抗感情里有很强的狂热和盲目的成分，是一种非理性的本能的反抗，因而很容易被利用，被误导，走向歧途。

坦白地说，我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觉悟到这一点的。我当时读鲁迅的著作，看到他在一篇题为《杂忆》的文章里，提到“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之外，又能烧掉什么呢？”读到这里，我真的出了一身冷汗:文革中的造反，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这样的“卑怯”的“反抗”么？我们曾受到压抑，心中郁积着“怨愤”，文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但我们这“万丈怒火”，“除弱草之外”，又真的“烧掉了什么呢”？问题在于，在底层百姓和知识分子受到“强者的蹂躏”而产生的“怨愤”里，除了“愤怒”，还藴含着“怨毒”，前者可以引发出正大光明的反抗，而后者却是一股邪气，很容易被利用，引发出疯狂的破坏。因此，鲁迅提醒“点火的青年”:“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励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许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

文革中有一个盛行的口号:“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一个追求与目标。他的理论根据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本来，强调“卑贱者聪明”，对打破鄙视卑贱者的传统观念，破除迷信，增强底层民众的自信，是有合理性的，并且很容易在身受等级体制压抑的底层社会引起共鸣，在文革中自然就起到了动员他们起来造反的作用。但“高贵者最愚蠢”的命题的同时提出，就意味着将“卑贱者”与“高贵者”绝对对立起来，并引申出一系列的对抗:“学问多的人”和“文化缺少者”，“社会地位高的”和“社会地位低的”，“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大人物”和“小人物”，“老古董”和“年轻人”，等等（以上引语均见毛泽东著作，在文革中广泛流传），将二者绝对立，而且赋予阶级对抗的意义，不但在价值取向上绝对倾向后者，贬抑前者，而且号召后者起来打倒前者，“将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样，就将底层因受压抑的不满引向反知识、反文化、反知识分了的歧途，文化革命中的许多暴行，就是在“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旗帜下发生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只是一个“罢官运动”，也沒有进行任何制度建设。因此，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必然是一个新的官僚机构，造反派进入这个体制，成为掌权者，其自身的官僚化与腐败，蜕变为“新贵”，几乎是必然的。而且在普通老而姓的眼中，这样的靠文革造反爬上去的“新贵”更坏，因为他们是从底层陡然进入上层的“暴发户”，所谓“得志便猖狂”，是更加残暴、更加贪婪、更加不得人心的。

在这个意义上，像我这样的始终处于被压制的、边缘地位的造反者，是幸运的:我可以始终保持底层的、民间的独立观察与思考。

极其欣赏钱老的“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互相搀扶着：这就够了。”的为人之道、行事之法、处世之方。我用我的工作、付出证明我的存在，存在即美。我努力着，没有荒废，没有懈怠，从中体味着生命的奋进之美。至于有没有携手搀扶的对象，无关紧要，即使孤独地行走，我也不寂寞，自我创造自己的诗意而神圣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