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日本人安心的基础是一种提前计划并安排好的生活方式，在日本，最大的威胁来自始料未及的事情

1.日本的等级制不要求人们只能在同等级内通婚。通过一些被许可的安排，使不同等级的通婚成为可能。富商们渗透到了下层的武士阶级，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西欧和日本之间 的一大对比性差异。封建主义之所以在欧洲被打倒，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压力，这个阶级那时正蓬勃发展，越来越强大，在现代工业时代处于主导地位。在日本没有升起这样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贷主是通过被各方认可的方式“买到”上等阶级的地位的。商人与下级武士结成了联盟。

2.“恩”在所有用法中都表示“负载”，“负债”和“负担”，人们要尽力去承“恩”。一个人从上级那得到的“恩典”，或者受惠于任何人，如与他地位等同的人，他就会有一种不舒服的自卑感。当他们说“某人有恩于我”时，他们的意思是“我对某人负有义务”；他们把这位债权人，慈善家，称作“恩人”。

3.无限的报恩叫做“义务”。他们是这样解释的：“永难报恩于万一。”日本人的义务又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报答父母的恩，叫“孝”，报答天皇的恩叫“忠”。两种义务都是强制性的，是日本人普通的命运，事实上，日本的初级教育被称作“义务教育”，因为没有任何其他词能如此精准表达“必须”之意。生活中的一些偶然事件可能会更改义务的细节，但义务是自动加在所有人身上的，而且超越于所有偶然的情境。

4.中国人认为，谁要是对这样的伤害和诽谤如此敏感，谁就是“小人”——道德上的矮子。在日本，它是高贵理想的一部分，但在中国，根本不是。在中国的伦理观中，一个人如果突然使用暴力，那他就有错；哪怕他是因为受到伤害而实施报复，滥用暴力也不会成为正当行为。

5. 尽管他曾对美国的平等主义给予赞辞。但他了解并热爱的还是贵族式的生活方式。他说，尽管美国有种种优点，但缺乏真正的高贵。“真正的高贵包括采取适当的姿态，不卑不亢。无论是农夫还是王子，都可如此。”德托克维尔是理解日本人的态度的，即，阶级区分本身并不让人觉得丢脸。

6. “在复仇中存在着某种能满足人正义感的东西。复仇意识有时像数学题一样精确，在方程式的两边相等之前，我们会一直觉得这道题还没做完。”

7. 他们的厌烦是一种特殊的厌倦，是一个太容易受伤的民族的病态表现，他们害怕被拒绝，并把这种恐惧引向自己的内心，成为碍手碍脚的东西。

8. 自杀是现代日本人对自己采取的最极端的攻击性行为。根据他们的原则，如果施行妥当，自杀能洗清他们的名声，使后人记得他们。美国会谴责自杀行为，这使自我毁灭行为仅仅是一种对绝境的绝望屈从；而日本人会敬重自杀行为，这使它变成一种荣耀的，合乎目的的行为。

9. 在美国，羞耻感是一项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而罪恶感不像早年那样极端。这种现象被解释为道德的松懈；这么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预料到羞耻感会承担如此沉重的道德任务。我们也没有把个人的懊恼情绪装载到我们基本的道德体系中，这种剧烈的情绪往往伴随着羞耻。

10. 美国人的生活带着一种她所说的“优雅的亲密感”。但是，“在我三岁时，我心中这种亲密感就以鲁莽之名被灭掉了。”

11. 中国女生“镇定自若，善于交际，那是日本女生所完全缺乏的。在我看来，来自中国上流社会的女生似乎是地球上最文雅的生物，每个人都很优雅，几乎像公主一样端庄，就好像她们是真正的世界主人。她们无所畏惧，高度沉着，哪怕在重视机械与速度的美国文明中，她们也一点不受惊扰；这与我们日本女生的胆怯和过度敏感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现实了某种源于社会背景的根本差异。”

12. 在人的一生中，更可怕的是被排斥，而不是暴力。

13. 真正自重的人会把准生活的航向，使之不在“善”与“恶”之间而在“符合期望”与“辜负期望”之间，让他们之间的个人要求沉没于集体的“期望”之中。这些就是所谓的好人，他们“知耻”，而且总是谨小慎微。

14. 今天日本的罢工跟以前农民的暴动有一些相同之处；农民们的要求总是：他们被迫承担的赋税和劳役妨碍了他们正常的生产活动。他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他们并不企图改变制度本身。今天，日本各地的罢工没有使生产放慢。工人们最喜欢的罢工形式是：“占领工厂，继续工作，通过增加生产，让管理层丢脸。”在三井集团拥有的一家矿上，罢工工人们把所有管理人员赶出了矿坑，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在一次“罢工”期间，足尾铜矿的工人们也提高了产量，并把自己的工资翻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