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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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剥夺了个体相互之间直接的、当下的交流，它们迫使个体只能通过行政和中央机关来交流。因此它们使个体化约为原子状态，这些原子都服从于一种权威、一种抽象权威，在这种抽象权威之中，个体无法认出自己。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强迫个体成为具有统一化和规范化功能的大众消费类型。总之，这种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使得个体相互之间根本上只能通过符号游戏和景观游戏等来交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31 1979 年 2 月 7 日 -
5、p37现代样式下的治理理由，自18世纪初建立起来的形式下的治理理由，以寻求自我限制原则为根本特征的治理理由，是一种依据利益来运行的理由。 现在，作为治理理由原则上应该遵守的利益是多种利益，它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社会效用和经济收益之间、市场平衡和国家公共权力制度之间的复杂游戏，也是基本权利与被治理者的独立性之间的复杂游戏。 治理实际上通过多种利益，操控它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个人、行为、言语、财富、资源、财产、权利等等。 新的治理理由不是同我所称的治理术的自在物即个人、物品、资源、土地这些东西打交道。它不再与这些自在之物打交道。它与构成政治及其关键之所在的政治现象打交道，这些政治现象就是各种利益，也就是其他个人或集体关注某人、某物、某资源等所依据的利益。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4页 -
必须要记住的是，异质性从来就不是一种排它原则，或者说，异质性从来就不阻碍共存、汇合、衔接。我们说，恰恰在此并且在这个分析类型中，我们要强调，也应该强调一种逻辑（否则会陷入简化主义），这并不是一种辩证的逻辑。因为辩证逻辑指什么？它在同质的要素中使矛盾项运转。对此，我建议用可称之为策略逻辑来取代辩证逻辑。策略逻辑不会在一个同质要素中突出矛盾项，这个同质要素允诺矛盾项在统一性中得到解决。策略逻辑的作用是：在仍处于不相称状态的互不相称的项之间建立起可能的衔接。策略逻辑，是衔接异质的逻辑，它不是将矛盾同质化的逻辑。因此让我们抛弃辩证逻辑，并尝试找出（最终这也是我在课程中要展示的）这样的一些衔接点：它们能够把握整体、能够将人权的基础的其理自明的系统与被治理者独立性的效用估算结合到一起。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方法问题——假设不存在普遍概念（universaux）—— -
Governmental ratio is what will enable a given state to arrive at its maximum being in a considered, reasoned, and calculated way. What is it to govern? To gover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aison d’État is to arrange things so that the state becomes sturdy and permanent, so that it becomes wealthy, and so that it becomes strong in the face of everything that may destroy it.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页 -
从刑罚实践以“你做过什么”这个问题代替了“你是谁”之问题时起，……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9页 -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la pratique pénale substitue à la question: qu’as-tu fait? la question: qui es-tu?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9页 -
因而这些可知关系本身并不是像经济学会非经济东西所作的分析那样。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21页 -
自由主义注重多边利益和效用原则来调管个人、行为，言语、财富、资源、财产、权利等想要操控的一切，因而与国家理由的管治治理实践发生决裂。鉴于国家理由的管治总是发出抱怨“我们治理得太少”，自由主义则信奉一个原则“我们不该被过度治理”。福柯发现依据国家理由的治理实践暗含了最优条件下治理的最大化，而自由主义则从社会出发询问“对社会来说为何必须进行治理”，并努力基于真相问题的思考进行内部的自我制约。福柯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只有发了与国家理由相对立的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能把握基于人口的“生命政治”。 福柯把生命政治看作西方自18世纪起试图使人口特有的现象向治理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变得合理化的某种方式。鉴于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和人种等这些人口的重要因素并未被福柯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我们可以恰当地说，诚如福柯自己所言本年度课程只是“生命政治”的导论，福柯在此主要探讨的与其说是“生命政治”，还不如说是“生命政治”的合理性框架一一作为治理技艺的自由主义。或者我们可以更为恰当地把福柯这一年度的课程题目《生命政治的诞生》理解为“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框架下诞生”。福柯始终询问：尊重法律主体和个体创造性自由的自由主义，会以何种规则来重视和管理人口现象及其特殊问题？显然，福柯并不把自由主义看作一种攻治理论、一种意识形态，而是看作使治理活动合理化的方法和原则。什么是治理活动的合理化呢？福柯的答案是：以最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获得最大的治理效果。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译者的话：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框架下诞生 -
按照福柯的说法，无论哪一种自由主义，其合理性具有的特征就是如何把治理技艺的合理化原则奠基于被治理者的合理行为之上。合理化原则从治理者转移到被治理者，治理对象从法律世界到经济世界直至市民社会，福柯向我们勾勒出了西方治理史上一次又一次重大转型。而政治就是那些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不同治理技艺之间的游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译者的话：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框架下诞生 -
在西方治理史上，在16世纪，当国家理由成了治理的原则时，西方社会就进入了管治时期。管治是十七八世纪西方治理技艺在权力关系领域内运作所使用的主要政治技术之一。在福柯看来，以国家名义的理由进行合理治理，旨在使现有的国家发展成为强大和富有的国家。不仅治理的合理性原则是国家，而且以国家理由实施的合理治理的场所也是国家。国家这一特殊的、复数形式的存在与家庭、教会、帝国是有区别的。依据国家理由进行治理的治理者具有两个目标：在对外关系上的有限目标，即既要增强国力而不至于不敌其他强国，又要进行自我限制而不至于成为主宰其他国家的帝国。在对内关系上的无限目标，即治理者要细致人微地、持久地管治和规范臣民的生命、经济、生产活动。从学校、工厂、军营、医院、监狱到国家，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上规范化机构的激增以及这些机构通过把戒律施加于新对象而具有的权力效应的扩散，势必引发人们对管适度性、合理性问题的思考。如果说16世纪至18世纪初，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是宪政问题，那么，从18世纪末直至今天，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就是治理的节制性问题，也就是自由主义的问题，而非国家的宪政问题。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译者的话：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框架下诞生 -
自由主义注重多边利益和效用原则来调管个人、行为，言语、财富、资源、财产、权利等想要操控的一切，因而与国家理由的管治治理实践发生决裂。鉴于国家理由的管治总是发出抱怨“我们治理得太少”，自由主义则信奉一个原则“我们不该被过度治理”。福柯发现依据国家理由的治理实践暗含了最优条件下治理的最大化，而自由主义则从社会出发询问“对社会来说为何必须进行治理”，并努力基于真相问题的思考进行内部的自我制约。福柯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只有发了与国家理由相对立的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能把握基于人口的“生命政治”。 福柯把生命政治看作西方自18世纪起试图使人口特有的现象向治理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变得合理化的某种方式。鉴于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和人种等这些人口的重要因素并未被福柯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我们可以恰当地说，诚如福柯自己所言本年度课程只是“生命政治”的导论，福柯在此主要探讨的与其说是“生命政治”，还不如说是“生命政治”的合理性框架一一作为治理技艺的自由主义。或者我们可以更为恰当地把福柯这一年度的课程题目《生命政治的诞生》理解为“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框架下诞生”。福柯始终询问：尊重法律主体和个体创造性自由的自由主义，会以何种规则来重视和管理人口现象及其特殊问题？显然，福柯并不把自由主义看作一种攻治理论、一种意识形态，而是看作使治理活动合理化的方法和原则。什么是治理活动的合理化呢？福柯的答案是：以最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获得最大的治理效果。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译者的话：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框架下诞生 -
按照福柯的说法，无论哪一种自由主义，其合理性具有的特征就是如何把治理技艺的合理化原则奠基于被治理者的合理行为之上。合理化原则从治理者转移到被治理者，治理对象从法律世界到经济世界直至市民社会，福柯向我们勾勒出了西方治理史上一次又一次重大转型。而政治就是那些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不同治理技艺之间的游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译者的话：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框架下诞生 -
因此，“治理”是狭义上的，而“技艺”也一样，“治理技艺”是狭义的，因为我不把“治理技艺”理解为治理者实际的治理方式。我并不研究，我不想研究现实的治理实践，就好像这种实践是通过限定我们所处的情境，限定提出的问题、选择的策略，所利用、创立或改造过的手段等发展起来的。我想要研究的是治理技艺，也就是说，对最好治理的反思方式，并且同时也是对可能的最好治理方式的反思。也就是说我试图理解在治理实践中的反思要求以及对治理实践进行反思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讲，治理的自身意识正是我想研究的，但“自身意识”一词妨碍我，我将不会使用它，因为我更希望说的是，我曾试图并且今年仍然试图再次重新把握的是：在治理的内部和外部中，或者说在治理实践领域中，人们设法以何种方式对这个治理的实践活动进行概念化。我试图确定，为了以尽可能好的方式来治理，人们以何种方式建立起治理实践的领域、它的不同对象、它的一般规则、它的整体目标。总之，是要研究政治主权运转中的治理实践之合理化。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979年1月10日 -
我想要从这些具体实践出发并且某种程度上在这些实践活动的框架中检验普遍概念……假设普遍概念不存在……你们如何开书写历史？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979年1月10日 -
国家，相对于这种治理实践，相对于治理实践的这种估算（ calcul）来说，同时起着一种已知物（ donne）的作用，因为人们的确只能治理一个已经呈现在那里的存在着的国家，人们只能在国家框架内治理，但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要加以构建的目标。国家存在着，但仍存在得不够充分。国家理由，正是一种实践或者一种实践的合理化，这种实践将处于既定的国家和要加以建立与确立的国家之间。因此，治理技艺应该确定治理实践的规则，并且几乎是通过把国家从应然存在（ devoir-atre）过渡到实然存在作为目标，来使其行为方式合理化治理的应做（ devoir-faire）必须和国家的应在（ devoir-etre）相同。治理之理（ ratio gouvernementale）是指以反思的、推理的和估算的方式使既定的国家过渡到其最大存在。什么是治理？根据国家理由的原则做出治理，以使国家能变得坚固和永久，使之能变得富有，使之强大地面对一切破坏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979年1月10日 -
从18世纪中期开始，人们将能够确立起一种经过反思的、推理的致性；这种一致性是由可理解的机制确立起来的，这些可理解的机制把这些不同的实践与这些不同实践的结果联系起来，因此它们能够判定所有这些实践的好与坏，不是依据律法或道德原则，而是依据本身已经区分过好与坏的提议。因此，整个治理活动都进到新的真理体制之中并且这种真理体制有一个根本性后果，就是转移了先前由治理技艺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之前是这样的：我是否确实按照道德律、自然律和神律等来治理？因此，这是治理的相符性问题。然后，在16世纪和17世纪，在国家理由下，问题成为：为了使国家达到由其应然存在（ devoir-etre）确定的程度，为了使国家达到其力量最大化，我是否足够、足够强化、足够深入、足够细致地来进行治理？而现在的问题将会是：我是否是在这个过多和过少的界限上治理，是否在事物的自然给我确定的这个最大和最小之间来治理？——这个“自然”，我指的是治理操作所内在固有的必然性。这个作为治理的自我限制原则的真理体制之出现，正是我今年要研究的问题。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979年1月10日 -
但是，“治理理由的自我限制”，这意味着什么？这个治理技艺中的这类新型合理性是指什么？这样一类新型估算是什么？这类估算在于告诉治理说：所有这一切，我都认同，我都向往，我都设想，我估算不去碰所有这些？在我看来，大体上说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自由主义”。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979年1月10日 -
必须从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自由主义这个词 （1）接受这一原则：在某个方面要对治理进行限制，并且后者简单地是一种外在法律。 （2）自由主义同样是一种实践，从中能发现治理的限制原则以及如何来考量这种限制的各种效果。 （3）从狭义上来讲，自由主义是一种最大限制治理形式和治理活动领域的途径。（4）最后，自由主义是专门用来定义治理实践限制的处理方法的组织构造 一宪法、议会 一舆论、新闻出版 —委员会调查机关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979年1月10日 -
从18世纪末期始，整个19世纪，当然尤其是今天，可能基础问题是治理的节制性问题而不是国家的宪政问题（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治理的节制性问题，正是自由主义的问题。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979年1月17日 -
正是市场将使得一个好的治理不再简单地是一种公正的治理。如今是市场使得治理为了成为一个好的治理应该按照真理来运作。因此，在新治理术的整个历史和形成过程中，政治经济学的优先角色并不归因于事实，即它为治理规定合适的行为类型。政治经济学甚至其理论阐发都曾是重要的东西（仅是在这种情况下，但这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指明了治理应该去哪里找到其自身治理实践的真理原则。用简单的和不规范的话来说，市场直到18世纪初作为公正化场所，正通过去年课上在关于饥荒问题、关于粮食市场问题时我所提到过的那些手段，而成为一种我称之为真言化的场所。市场应该说出真实的东西，应该说出与治理实践相关的真实。正是市场的真言化这个角色从此仅以间接方式，命令、支配和规定了裁决机制（ mecanismes juridictionnels）或裁决机制的缺失，市场必须与这些机制衔接起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979年1月17日
作者: Michel Foucault
副标题: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isbn: 2020324016
书名: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页数: 356
定价: EUR 25.00
出版社: Seuil
出版年: 2004-10-1
装帧: Broch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