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插图评注版）

《菊与刀》是有美国女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斯 本尼迪克特，通过观察研究日本战俘及日本二代的生活及口述等，花费近10年时间，于1944年所著。本书共分为13章。这是一本了解日本的书，同时也是了解美国的书。菊与刀看着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似乎还带着自相矛盾，但却切切实实地反映了日本文化：刀，日本武士的传统武器，代表着武士道精神，菊，则有一种自我品质之意。刀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菊则是超越现实的精神生活。这种矛盾性格更多的来自于争夺社会资源和被迫在狭小的空间共生的需要。

1、任务--了解日本；

日本人屈服于强者，但并不屈服于强硬者。所以我们在对日问题上什么是最重要的，不是态度而是实力！例如：1953年美国佩里率领的”黑船舰队“破事日本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了国门。但今天日本仔下关每年都有”黑船节“来庆祝佩里舰队的到来。日本人这种”被强者征服是光荣的“概念放在中国人身上是无法理解的。

不同于其他东方民族，日本人喜欢自我展示；日本人在看电影时对死亡和悲剧的欣赏也是美国人所难以理解的。岛国残酷的环境，孕育了日本人非死即荣的偏激的国民性，中国的”中庸“在日本绝对没有市场。文化人类学家越是吗他的研究拓展到经济、宗教、性生活乃至婴儿抚育等领域，就越能把任何民族在政治、经济、道德上的要求理解为他们从社会经验中所学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在东方传统上，忠君与爱国是一码事，在美国政府指示一个服务机构，政府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罪恶的东西，他限制个人的自由。

2、交战中的日本人；

日本人评判其战争的正义性的前提与美国人截然不同。美国人把战争归因于轴心国的侵略；日本人认为只要各国都拥有绝对的主权，整个世界就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中，日本就必须为建立一个等级制度而斗争，而这个任务只能有日本来完成。对上司极端信任的日本人和把政府天然看做恶人的美国人，没有共同语言。美国人使生活适应充满挑战的世界，并时刻准备迎接挑战，二日本人却认为世界万事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对他们而言，真正的威胁来自于那些未曾料到的状况，而”变化比计划更快“的中国人更能应付。

日本信奉神道教，天皇则是神道教的核心，天皇的地位高于中国的皇帝。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宗教生活的核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

日本战俘认为 对皇室的忠诚与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政策市两码事，所以死在战场上的日本兵就有了两个身份---法西斯麾下的恶人和为天皇及国家而死的英雄。在战争中，日本宣传只有勇敢的面对生死才说最高尚的，预防措施是毫无价值的。尤其是医疗用品严重不足时，在他们眼中伤员就是废物，死亡本身就是精神胜利，对病者的精心治疗是对英雄主义的干扰。

而日本的不投降主义要比这种不计伤亡的思想更极端。从古代开始日本就不推崇“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文化，而崇尚像灿烂而短命的樱花一样死去。"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没有英雄行为的死亡才是奇耻大辱"。日本士兵在行为上的最令人惊异的差别在于日军在被俘后竟与盟军合作。虽然顽抗和合作完全是两回事，但日本人一样的"力争上游"

3、各安其位；

在中国，姓就是整个宗族的根本坐在。在日本，可能是同一地区的居民。直至19世纪中叶，也只有贵族和武士宗族可以使用自己的姓氏。对一个传统的日本人来说，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是件可怕的事情。他需要给自己找个上司，需要在社会的等级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就有被作为社会垃圾抛弃的危机。日本的座右铭：各得其所，各安其位。

4、明治维新；

幕府战败，承认失败以后就要以十二分的忠诚为胜利者服务，这i其实是日本人典型的民族性格。日本历代天皇陵禁止考古挖掘。许多日本人在信奉神道教的同时也信奉佛教或者基督教，却心安理得。靖国神社表面上只是一个宗教设施，但他代表的却是日本政府的意志。

5、历史和世界的负恩者；

强调东方道德中对国家、家庭的责任比西方要高。东方传统社会的基础不是契约而是理学，同样受到别人的帮助，西方人欠的是债东方人欠的是情。此处提到了个有关忠犬八公的故事。日本受到的首要和最大的恩情就是皇恩，恩具有了无限忠诚的意思。“恩“并不受到条文的约束，而是道德的准则，国家利益是大义，遵守合同时小义，小义应当服从大义。

日本人讲究含蓄，本质上强调”控制“，即自己的表情，情绪应该总在能控制的范围之内。日本人认为从下位的人那里夺来，比从上位的人那里获得恩赐更有面子。

6、回报万分之一的恩情；

日本人为了报恩而致力于感激就是一种美德，对美国人来说，爱是一种感情，能够自由给予才是最崇高的。日本人的四类恩情：皇恩-从天皇那里得到的恩情，亲恩-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恩情，主恩-从上司那得到的恩情，师恩-从师长那里得到的恩情。

7、情义“最难承受“；

在日本，当等级和私恩冲突时，要求有道德的人要毫不犹豫地选择对等级的忠诚。入赘的女婿为了向新家庭证明自己，必须为岳父而战，哪怕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在所不惜。这在中国是难以接受的。

8、维护名誉；

对一个自重的日本人而言，忍耐和自我克制是对自身名誉的情义的一部分。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他是彻底绝望而自我毁灭的表现。日本人认为自杀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是光荣并且有意义的行为。日本传统的人生观是蔑视生命的，自杀的英文单词suicide就是从日本而来。

9、人情世故；

日本男人可以自由出入艺妓馆或者妓院。

10、道德的困境；

《四十七浪人》主题围绕着对主君的”情义“。日本的诚，真诚含义在其次，主要含义为全力以赴，全心全意

日本有两大文化：知耻文化，，依赖于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罪感文化则借助于内心确认罪恶。

日本人喜欢把简单的事复杂化，中国则喜欢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如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

11、自我修炼；

12、儿童的教育；

日本的家庭式日本社会的缩影，习惯家庭中的等级差别。

13、投降后的日本人

对日本而言，一个人或国家对他人或他国诽谤，嘲笑，轻蔑、鄙视以及不断使其蒙羞等都是一种侮辱。如果日本人认为自己受到了羞辱，那么复仇就是一种美德。

在一些北极乡村或热带沙漠地区，我们会发现一些以血缘责任或金钱交换为基础的部落习俗，即使对于最具想象力的人类学家而言，也难以理解。人类学家必须针对这样的问题进行详尽的研究和调查，不仅要调查血缘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细节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这种习俗对部落行为的影响，以及每一代人如何从小就受到这些习俗的制约，从而将祖先的传统世代相传下去。 -- 习俗如何影响文化

不论是最原始的部落还是最先进的民族，个人都是从日常生活当中进行行为的学习。不论他们的行为或观点是如何怪异，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往往总是与其经历有关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也是从下述前提开始进行研究的，即最孤立的行为之间也存在某种系统的联系。

日本人即使在战时也批评政府、大本营以及他们的直接上司。他们并没有盲目地接受等级制的一切优点。然而，对待天皇却是个例外——天皇不会受批判。 --天皇的神性。

日军士兵往往受到这样的教育：死亡本身就是精神胜利，我们对病者的精心治疗是对英雄主义的干扰。 --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士兵具有不怕死的特点的原因吧。

日本的不投降主义要比这种不计伤亡的思想更极端。任何西方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后，如果发觉自己根本没有希望取得胜利，那么就会向敌军投降。

如果日本士兵由于受伤或丧失意识而做了俘虏，那他就“再也没法在日本抬头了”。他丧失了名誉，之前的他已经“死”了。 --日本人对死亡的认知是独特的。

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好像是：一旦确定了一条行动路线，就全力以赴去做；如果失败了，就很自然地再选择另一条道路。 --如果是自身做出的选择，并比以此为耻。

惊讶日军在整个战争中缺乏对于人命的尊重，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但是，研究日本的民族性就会体会到，这本身就是日本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由于生活条件恶劣，日本古代不推崇“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文化，而崇尚像灿烂而短命的樱花一样死去。 --非常有趣，封闭的岛国文化的特点，和大陆文化的中国、开放岛国文化的希腊或者英国都不尽相同。

日本人对秩序和等级制的信赖方式如同美国人对自由和平等的信仰一样，

如果一个人向另一个人鞠躬，他的意思就是承认受礼者有权对自己正在处理的事情进行干预；而受礼的一方也知道自己承担着与其地位相应的某些责任。建立在性别、辈分、长子身份基础上的等级制度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是封建国家，尽忠的对象是封建领主而不是宗族，每个领主就是当地的最高统治者，这和中国那种任期短暂的官僚不同，因为后者是这个地区的外人。

不再有人去重新刻写墓地中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文字，人们甚至会迅速忘记三代之前祖先的墓地。日本的家族联系很淡薄，接近于西方国家。 --只有被记住的人才值得被供奉，这个特点在现代的中国也有。

日本人的“孝道”只是局限在密切接触的家庭成员之间。

“各安其位”包含着辈分和年龄上的差异。对于日本人而言，长子几乎与父亲一样拥有相同的特权。在过去，弟弟肯定会早早地就依赖长兄。不论年龄大小，一个人在等级制中所处的位置还和他的性别有关。日本妇女要跟在她丈夫身后走路，而且她的社会地位也比丈夫低。一般父亲或兄长要对所有家庭成员负责，无论活着的、去世的以及将要出生的家庭成员。但是，他并不具有无限的权力，他的行动必须对家庭的荣誉负责。

家庭的责任要高于个人的要求。

德川家康的政策建立在严格的等级规定基础之上。庶民阶级和武士阶级服从大名的统治，接受他的直接统率。

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而这在日本会给人带来声望。农民非常珍视对土地的永久所有权，他们世代都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对它倍加关心。

在德川氏统治的二百五六十年间，至少有一千次农民起义。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四公六民”的传统重赋，而是要抗议额外的赋税。 --起义一定概率下可以解决问题，但起义的领导者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一种奇特的起义方式，即起义本身在固有的社会等级与制度下进行，起义只为了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打破社会制度。

在日本，只要出现与现存行为规范相悖的行为，就有真正的保障来矫正侵犯行为。因而，人们都非常相信行为规范，并且认为只要自己遵守它，就一定会获得安全。一个人可以通过遵守现存规范来表现自己的勇气、优秀，而不是体现在他对现存制度的修改或反抗。 --现代日本整体国民的素质依然很高，应源于这种规则文化。

在日本的习俗当中，你可以在不破坏公认的方式的情况下，采用技巧来利用等级制度。

在日本的货币经济下，高利贷主和商人必然会富裕起来，之后他们就会使用各种传统的方法来跻身于上流社会。这些土地“所有”者的子女们则通过与武士阶层通婚而变成贵族。

1868年，由于倒幕势力取得胜利，复辟成功，日本结束了它“双重统治”的时代。当时，从西方标准的角度看，胜利者将推行一种极为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然而，新政府从一开始就推行了相反的方针。在它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它就废除了大名在各藩征税的权力。另外，它取消了土地登记，原来的政策是“四公六民”，即农民要把收成中的四成交给大名，而现在这个“四成”要交给政府。但对这种剥夺还进行补偿，政府给每个大名发放相当其正常收入一半左右的俸禄，同时，还免去他们供养武士和公共建设的费用。武士和大名的生活都依赖于政府提供的俸禄。随后的五年内，新政府又逐步从法律上废除了不同阶层间的不平等，并废除了标志不同等级、地位的标记和服装，甚至颁布了“散发令”。贱民被解放了。废除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

是什么导致政府采取如此激烈、不得人心的变革？那就是日本那种下层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合”，这种武士一商人的联盟迅速把那些有能力并且自信的管理者推上前台，为明治政府制定政策，并组织实施。不过，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阶层，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能变得如此有能力和务实。

明治政府从未想过要把这次改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革命而进行，他们只是把它当做一项工作。他们的意图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不过，明治政府中那些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却都反对废除日本的等级制度。他们交替使用强权和恩惠的手段，使改革计划能够贯彻下去。但是，他们却从未打算去迎合公众舆论。

在发展工业方面，日本采用了一条任何西方国家都不可比拟的方针。在这个领域，也是由“阁下”们来规划并制定规则的。政府不仅要制定企业的发展规划，而且还要为他们认为需要的企业提供资金。由政府官僚机构对企业进行组织与管理。日本引进了外国技术人员，并派人出国学习先进的技术。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当这些产业组织完善，业务获得发展”的时候，政府就把这些企业出售给这些私人公司了。这些国企最后甚至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给了由政府精心挑选的有名的金融财阀，主要是三井、三菱家族。日本的政治家认为：日本工业的发展关乎日本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不能相信简单的供求规律和自由企业的政策。但这种思想又决不是来自于社会主义的教条，最后获得丰厚利润的则是那些日本大财团。日本所取得的成绩，是用最小的失败和浪费来建立一批它最需要的企业。 -- 日本人无论何时都保有着“虚心”好学的状态，只有被证明有用的制度，就会被贯彻执行，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追求效率的文化。

日本人对投机者的批评与美国人对“白手起家”的赞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之，日本在构建自己的社会时，都不断参考等级制度。无论是在家庭生活还是人际关系当中，年龄、辈分、性别、阶层都规定着行为。政治、宗教、军队、实业等领域都存在严格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超出自己的特权范围，都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只要保持着“各安其位”，日本人就仍会心安理得地生活，就会感到安全。

但他们认识不到，对于自身满足于“各安其位”的伦理观，日本人是不能强迫所有国家都去接受的。

对日本人而言，随便接受陌生人的好意是最令人讨厌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在与近邻和旧的等级关系的交往中，接受他人恩惠所带来的那些麻烦。如果对方是熟人或与自己接近的同辈，他们更会不高兴。总之，他们宁愿避免卷入由于受恩而受到的影响。 --印象比较深的去日本游玩，有一次在地铁上给一位老人让了座，在中国是极其普通的行为，但那位老人和陪伴她的年轻女性却再三给我道谢。

我们重视无附加条件的爱、善意、慷慨仁慈，而在日本人对这些情感却要附加种种条件。接受了这类行为就欠下了别人的恩情，正如日本谚语所说：“一个人需要与生俱来的（非凡的）慷慨才能够承受得了恩情。”

对日本人来讲，给人恩惠实际上相当于一笔长期的债务；而报恩则是另外一回事，它必须是积极地而且是刻不容缓地偿还。人们欠恩不是美德，而报恩却是美德。 --报恩是日本文学中反复出现的题材。

但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相反，中国人还要求“仁”，也就是英文中的“benevolence”，它是“忠”、“孝”。

与中国不同，日本没有经过三十六个王朝的改朝换代。虽然经历了一些变迁，但日本的社会结构并没有遭到破坏，其基本模式没有变化。

“不情愿”这个词语却指明了情义与义务的差别。

不论人们在履行义务时有多少“不情愿”的行为，但义务的定义中绝不会有“不情愿”做的意思。人们在履行情义时似乎内心充满不快。

在日本，人们的观点就是如此。一个正派的人对恩惠和侮辱的感受都是刻骨铭心的，都要进行回报。 --复仇是天经地义、值得尊敬的。

在对各种文化进行了客观研究的今天，人们发现不同的民族对“真正的尊严”有不同的定义，正如人们对屈辱的定义一样。

不能当面过多地指责别人犯了专业上的错误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公认的礼节。

日本人在整个生活当中都尽量减少直接竞争。 -- 各安其位。

日本人还习惯使用一个明显的方法，来防止有冲突关系的两个人发生直接的冲突，那就是利用中间人。

现代日本人攻击自己的最极端方式是自杀。根据他们的信条， 觉得用得体的方法来自杀可以洗刷自己的污名，并给世人留下自己的好形象。

日本的现代战争电影也体现了这种传统。凡是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都会说，这是他们看过的最好的反战宣传片。 --崇尚吃苦。

人生包括“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义的世界”、“人情的世界”以及许多其他世界所组成，每个世界都有其独特而又详细的准则。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赖于外部的约束力来行善，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借助于从内心确认罪恶。

日本人关于自我修炼的概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的，另一类则可以给予更多的东西。我将这些东西称之为“纯熟”。

在日本，培养“能力”的自我修炼的原理是——它能改善一个人管理自身生活的能力。

公案被称做“敲门砖”。“门”就装在未受启发的人性周围的墙上，这种人性不仅担心已有手段是否能够满足需要，而且总是幻想有许多将对自己进行赞扬或谴责的旁观者。这堵墙就是日本人深有感触的“耻感”。一旦砖把门敲开，人就获得了自由，就把砖弃置一旁，再也不用去解答公案了。

日本人把自我监督和自我监视变成了沉重的负担。他们说，如果取消这些限制，他们就会感到自由和富有效率。美国人把他们的“观我”与内心的理性原则等同，并以临危不惧、头脑清醒而感到骄傲。--巨大的文化差异。

在任何文化中，其传统的道德约束是代代相传的，不仅通过语言，而且通过老一辈人对其子女的态度来传递。

被征召入伍的人在训练结束后都发生了性格上的变化，都变成了“真正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忠于天皇的谆谆教诲，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经历了各种令他们感到耻辱的体验。那些在家庭生活当中受到日本文化教育的年轻人，非常在意自己的“尊严”，他们在军队那种环境下极易变得非常野蛮。

仅仅号召“判断”还不够，还必须重建日本的经济，为目前二三十岁的日本人提供谋生的手段，并给予“适当的地位”。必须改善农民的生活。

在今后十年间，任何欧洲或亚洲不进行备战的国家，都将比进行备战的国家具有潜在的优势。因为这类国家的财富可以用来建设健康、繁荣的经济。

德国尽管要承担巨额赔偿，但因不能重新武装自己，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有可能建立起健全而繁荣的经济基础。而如果法国推行扩充军备的政策，它就做不到这一点。日本也将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而超过中国。中国当前的目标是实行军事化，而且美国支持其雄心。 -- 日本的经济发展比中国早了一二十年，当日本的工业已经很现代化的时候，中国才刚起步。

用命令方式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美国做不到，任何其他国家也做不到。在任何被占领的国家，这种办法从来没有获得过成功。

不论其如何心甘情愿，日本的社会压力对个人要求过多。这些社会压力要求隐藏感情，放弃欲望，而作为家庭、团体或民族的代表面对社会。日本人已经证明自己能够忍受这种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一切自我磨练。但是，他们身上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必须极力抑制自己。不敢冒险以轻松的心态去生活，结果却被军国主义者引上了一条充满代价、毫无希望的道路。 --现代的日本文化在这一点上已经出现了变化，年轻人开始接受西方的文化。曾经看过一个采访，有为日本的年轻人说，让年轻人去送死的大人，自己去死就好了。

如果条件允许，日本将在和平的世界中谋求其地位。反之，它也会加入武装阵营。 -- 两种选择只因时势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