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奴役的道路》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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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少。这或许是事实。其结果必然是：如果我们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级的地方去，在那里比较原始的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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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的 现状 或许 是我 们 自身 真正 错误 的 后果， 对 我们 所 珍爱 的 某些 理想 的 追求， 明显 地产 生了 与 我们 的 预期 大相径庭 的 后果。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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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主義揚言自己既是真正的民主主義又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希特勒主義者甚至於還自封為基督教的保護人……希特勒從來不曾宣稱代表真正的自由主義”……這種仇恨之所以沒有機會在實際行動上顯示出來，只是由於當希特勒上台時，自由主義在德國實際上已經無聲無嗅。而消滅它的正是社會主義。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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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與競爭只有在為競爭而計劃而不是運用計劃反對競爭的時候，才能夠結合起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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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些最渴望對社會進行計劃的人們，如果允許他們這樣做的話，將使他們成為最危險的人——和最不能容忍別人的計劃的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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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當共同目標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一個終極目標而是一種可以用於多種多樣意圖的工具時，人們才最容易洽定共同行動。
在導致決定的討論中，計劃的目標將被加以“共同福利”之類的名稱，這只不過是對於計劃目標缺乏真正的一致的一種掩蓋。
計劃產生了一種情勢，使我們必得同意許多事情，其數目遠遠超過我們平常習慣於同意的事情，而且在一個有計劃的社會中，我們並不能把集體行動只限於我們能夠同意的事情，而是必須同意每一件事情，否則任何行動都不可能。這是最有助於決定計劃制度本質的特點之一。
防止權力成為任意的不是它的來源而是對它的限制。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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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實，即政府“計劃”得越多，個人要進行計劃就變得越困難。
只要政府……不是幫助他們朝自己的目標前進，而是為他們選擇目標……它就不再僅僅是一個供人民使用的工具，反而成為立法者為了他的目的而役使人民的工具。
……在一個有計劃的社會中……當紙張的供應和發行機構都為計劃當局控制的時候，“新聞自由”如何才能得到保障……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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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價值對於我們之所以較之許多東西為次要，正是由於在經濟事務上，我們能夠自由決定什麼對我們比較重要，什麼對我們比較次要的緣故。
在極權主義國家像俄國、德國或意大利諸國中，如何組織人民的閒暇時間成為一個計劃的問題，這並不是偶然的。德國人甚至為這個問題發明了一個可怕的和自相矛盾的字眼：“Freizeitgestaltung（意思是，利用人民自由時間的規劃）”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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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經負起籌劃整個經濟生活的任務時……一切的經濟或社會問題都將要變成政治問題……
對於“公道的價格”，或者“合理的工資”是什麼，我們不是都有一些概念嗎？……不幸的是……我們所有的標準是從我們所認識的競爭制度中得來的，並且在競爭消失之後，這些標準也必然迅速消失。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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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僱用一百個人說成是剝削，卻把指揮一百個人說成是光榮的。
在那些擔任被委派給自己的任務比選擇自己擅長的工作被認為是更應受到稱讚的地方……想要有很多人都長期地寧願要自由而不要安全，這未免是奢望……事情一達到這種地步，自由在實際上就差不多成了一種笑料，因為只有犧牲世界上大多數的好東西才能買到它。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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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很可能產生的結果是，集體主義所產生的道德和引起對集體主義的要求的道德，將是截然不同的……那些起支配作用的道德觀念將部分地取決於引導個人在集體主義或極權主義制度下取得成功的品質，還部分地取決於極權主義機構的需要。
如果需要一個人數眾多的，有足夠力量能把他們自己對生活的價值標準的看法強加在其餘所有人身上的集團，那末，它的組成者決不會是具有高度不同的和高度發展的趣味的人——而是那些構成“群眾”的（就這一名詞的貶義來講），很少有創造性和獨立性的人，是那些能夠把“人多”的壓力作為他們的理想的後盾的人……這些人沒有自己的堅強信念而只準備接受一個現成的價值標準體系。
人們同意一個負面的綱領——對敵人的憎恨，對富人的妒忌——比同意一件正面的任務要容易些，這看來幾乎是人性的一個定律……敵人，不管他是內部的，類如“猶太人”，或者“富農”，或是外來的，似乎是一個在極權主義的領導人的武器庫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社會主義只有當它仍然是理論的時候，它才是國際主義的，但一經付諸實施，無論是在德國或俄國，它就馬上變成強烈的民族主義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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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大多數人失去獨立思考是不難的。但也須使那些仍然保留著一種批判的傾向的少數人沉默下來。
“真理”這個詞的本身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意義。它不再說明某種有待探求的東西……它成了某種要由當權者規定的東西，某種為了有組織的一致行動的利益必須加以信任的東西，並且是在有組織的行動有實際需要的時候又必須加以更改的東西。
在任何社會裡，思想的自由可能只對少數人才有直接的意義。但這並不是說，任何人都有資格或者有權力選擇一批專門享有這種思想自由的人。它決不證明，任何一群人有要求人民必須想甚麼或信甚麼的權力的這個假定是正當的。
集體主義思想所演的悲劇乃是它起初把理智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但到末了反而把它消滅了，因為它誤解了理智成長所依據的那個過程。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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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的壟斷很少是完整無缺的，甚至更少是長時間的或者是敢於忽視潛在的競爭的。而政府的壟斷則是一個受到政府保護的壟斷——保護它不致受到潛在的競爭和有效批評。這在許多場合裡就意味著，一個暫時性的壟斷得到了長時期存在的權力——一個差不多一定要被利用的權力……如果批評壟斷的行為就等於批評政府，那末，想要使壟斷替公眾服務是很少（有）希望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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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當我們對我們自己的利害關係負責並且有犧牲它們的自由時，我們的決定才有道德的價值。
不是對上級而是對自己的良心的負責，不是用強力逼出來的責任感，以及決定個人所重視的事物中哪些事物應該為旁人而犧牲的這種必要性，和對自己所作出的決定的後果的負責——這些才是名副其實的任何道德的實質。
在個人行為這一方面，集體主義所起的作用幾乎完全是有害的，這一點既是不可避免又是不可否認的。一個以減輕責任為其主要諾言的運動，它的結果只能是反道德的，不管它所從出的那些理想是多麼的高尚。
在一個摧殘人身自由和個人責任的制度裡，無論是善意或者組織效率都不能使人得以安身立命。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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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創造有利於進步的條件而不是去“計劃如何進步”。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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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最早把儿童纳入政治组织中去，以保证他们长大成为优秀的无产者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想到在党的俱乐部里把运动和竞技、足球和徒步旅行组织起来，以使其成以使其成员不受其他观点传染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主张应以敬礼的方法和称呼的形式来使党员区别于其他人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通过组织社会“细胞”和设置装置来经常地监督私人生活，创造了极权主义政党原型的，也就是他们。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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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作进一步的追问：“平等”是怎样来到的？是被动地“配给”的呢？还是主动地争取的？尤其要问：“平等”所指的实际内容是什么？是奴隶与奴隶之间的平等呢？还是主人与主人之间的平等？这种年头儿，要办什么事都困难，只有要得到奴求式的平等最容易。斯达林，马林可夫，……之流，正制就大批“平等帽”，免费奉送。但是，要得到主人与主人之间的平等，其事至难。你如果要向斯达林，马林可夫之流争主人式的平等，他们一定会说：“嘿，你争到老子们头上来了，你叛变，你反革命，该杀！”由此可以判然分明，哪一种平等是假平等，哪一种平等才是真平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里，的确很容易实现平等，可惜这种平等是假平等。这种毫无意义的假平等，还值得强迫许许多多的人牺牲利益去追求吗？还值得用什么“计划”以求其实现吗？如欲实现货真价实的平等，有而且唯有在货真价实的民主制度里。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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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这样认为，既然要求实行集体主义制度的愿望来自高度的道德动机，那种制度就一定会是最高品德的源泉，然而事实上却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任何一种制度都准能促进那些服务于这个制度原定目标的各种观点。那些起支配作用的道德观念将部分地取决于引导个人在集体主义或极权主义下取得成功的才能，还部分地取决于极权主义机构的需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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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一个潜在的独裁者完全依靠那些恰好具有极其相似的、简单和原始的本能之人的话，他们的人数就几乎不会对他们的企图提供足够的支持力量。他必须通过把更多的人转变过来信奉同样简单的信条来增加支持他们的人数。
接下来，是第二个消极的选择原则：即他能够得到一切温驯和易受骗的人的支持，这些人没有自己的坚强信念而只准备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体系，只要大声地、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的话。壮大集权主义政党队伍的，正是那些其思想模糊、不健全并容易动摇的人以及那些感情与情绪容易冲动的人。
第三个消极的选择因素，或许是最重要的，它恰恰是和训练有素的政治煽动家要把有密切联系的成分相同的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的那种有意识的努力分不开的。人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嫉妒，比赞同一项积极的任务要容易些，这看来几乎是人性的一个法则。若要用一个信条将某个集团牢牢地团结在一起以便共同行动的话，那么，将“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即向一个集团以外的人进行共同的斗争，则似乎是这个信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那些不仅想要获得对一个政策的支持，而且要获得广大群众的无保留的忠诚的人，都总是运用它来为自己服务。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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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者哲学的内在矛盾之一是，虽然它将自身建筑在个人主义所发展起来的人本主义道德基础之上，但它只能够在一个比较小的集团里行得通。社会主义只有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时，它才是国际主义的，但一经付诸实施，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俄国，它马上就会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西方世界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种“自由社会主义”何以是纯理论的，而各处实行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却是极权主义的。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