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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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思想试图在文化发展的现象中追踪出超我所起的作用，那么这种思路就有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发现。我急于给本书收尾，但是，还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如果文明的发展和个体发展有如此广泛的相似性，如果它也使用同样的方法，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做出这样的论断：二些文明一或文明的一些时代 —也可能使整个人类会在文化需求的影响下变成“神经病患者”？*对这些神经病的分析解剖就可能引起自以为很有实践意义的治疗建议。我并不是说，这种企图把精神分析用于文化社会的做法是荒谬的，或者注定是不会有结果的。相反，我们应该非常谨慎，不要忘记我们毕竟只是在处理类比问题，不能把它们从其产生和发展的领域里剥离开来，因为这样做对于人和概念来说都是很危险的。此外，对集体神经病的诊断将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困难。在个体神经病里，我们可以把区别病人及其环境的对照 （这种环境被认为是“正常的”）作为出发点。如果一个群体所有成员都受到同一种失常症状的影响，那么这样的背景就不存在了。我们只好去其他地方发现它。至于我们的知识在治疗上得到的应用，既然谁也无权为群体强加这种治疗，那么，对社会神经病做出最正确的分析又有什么用呢？但是，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总可以期望，终究会有人敢于开始研究文化社会的病理学。。出勇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13页 -
在个体超我严厉的要求和禁令中，个体超我极少考虑自我的幸福，因为它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在反对服从的抵抗一没有充分认识到本我的本能力量，以及真实的外部环境所展示的困难。因此，为了治疗的目的，我们经常必须反对超我，并努力降低超我的要求。我们对文化超我的道德要求也可以提出完全相同的反对意见。文化超我也很少关心人类心理本质的事实。它发布一个命令，但不考虑人们是否能服从它。相反，它却假定，从心理学上来看，一个人的自我能做任何超我要求他做的事，而且自我有无限的力量来控制本我。这是一个错误，即使在所谓的正常人身上，本我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得到控制。如果对一个人要求过多，就会造成个体的反抗或神经病，或者会使个体感到不幸福。“爱邻犹爱己”这个训诫是对人类进攻性的最有力的防备，是文化超我的非心理学活动的一个最好的例证。这个训诫是难以完成的。如此巨大地扩充爱的范畴只能降低它的价值，而并不能排除因难。文明对所有这一切都漠不关心，它只是告诫我们，戒律越是难以服从，服从它就越有意义。但是，在目前的文明状态下，如果任何遵循这种戒律的人拿自己与那些蔑视戒律的人相比，他都会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如果对进攻性的防备能引起像进攻性本能所引起同样多的不愉快，那么对文明而言，进攻性是多么有力的障碍啊！所谓的“自然的”伦理学只能给人提供自恋的满足，让人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好，除此之外，它在这里什么也提供不了。在这一点上，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伦理学许下诺言要使人们获得更好的来世生活。我设想，只要美德在现世中没有得到报偿，伦理学就只能是徒劳的说教。我也认为，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在人类与财产的关系方面发生了真实的变化，在这个方向上，这种变化比任何道德的要求都更有帮助意义。但是，社会主义者对这个事实的认识是模糊的，对实际的目的而言也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他们在关于人性的认识上出现了新的理想化的误解。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10页 -
文明的过程和个体发展的道路之间的类比可以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得到扩展。我们可以断言，社会也发展出了一个超我，文化发展就在这种超我的影响下继续前行。对任何一位了解人类文明的人而言，详细地探索这种类比都是一个诱人的任务。我在此仅指出一些发人深省的要点。一个文明时代的超我和个体的超我有类似的起源。文明的超我建立在伟大领袖的人格留下的印象基础上一伟大领袖具有超凡的精神力量，或者在他们身上，人类的某种冲动得到了最强烈和最纯洁、因此常常是最为单方面的表现。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类比还可以更深一步，因为在这些领袖人物的生活中，他们一经常地，即使并非总是一受到了别人的嘲笑和虐待，甚至残忍的杀害。确切地说，原始的父亲所处的情况正是如此，在遭到暴力杀害之后很久，他才获得了人们的崇敬。确切地说，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话（正是神话才把耶稣基督从关于原始事件的模糊记忆中建立起来）的一部分，那么，在耶稣基督身上就能发现最吸引人的例子来证明这种命中注定的结合。在文化的超我和个体的超我之间存在着另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前者正如后者一样，树立了很高的理想要求，如果谁不服从这些理想要求，他就会感到良心的惧怕。确切地说，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种特殊的情况，即实际上，如果相关的心理过程存在于群体之中，它就比在个体中存在时更为我们所熟知，也更容易为意识所接受。在个体身上，当张力产生的时候，只有以责备的形式出现的超我进攻性才能使自己强烈地表现出来，而其实际的要求则往往在次要的位置保持无意识的状态。假如我们想使这些要求为意识所知，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和流行的文化超我戒律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这两个过程—群体的文化发展过程和个体的文化发展过程一可以说总是紧密相连的。因为这种缘故，与超我在分散的个体中的行为相比，超我在文化社会中的行为更容易体现超我的某些表现和属性。 文化的超我已经形成了它的理想，建立了它的要求。在后者中间，那...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11页 -
弗朗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在《完整人格的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the Total Personality[l927]，本书涉及艾卡豪恩对青少年犯罪的研究【《任性的年轻人》，1925]）中准确评价了能导致疾病的两种主要育儿方法一过分严厉和溺爱。“过分宽容和溺爱的父亲”使儿童形成过分严厉的超我，因为儿童受到他自身获得的爱的影响，无法发泄他的进攻性，而只能把进攻性转向内部。犯罪的青少年在得不到爱的情况下成长起来，他们往往缺乏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张力，他们的所有进攻性都可以指向外部。因此，除了那些人们假设存在的气质因素之外，可以说，严厉的良心来自两种因素的联合作用：释放儿童进攻性的本能挫折，以及被爱的感受，这种感受把进攻性转向内部，将它交给超我处置。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3页 -
如果认识到这一事实，我们应该满意地得出结论，即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惟一先决条件，正如它也不是文化奋斗的惟一目标。但是，我们不应该从中得出这样的推论，即技术进步对我们的幸福经济理论是毫无价值的。人们可能会问：那么，如果我能无数次地听到相隔千里之遥的孩子的声音，如果我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知朋友在历经艰辛的长途跋涉后安全到达目的地，难道这些不能使我获得肯定的快乐，不能明确地增加我的幸福感吗？医学成功地大幅度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降低了妇女生产时受感染的危险，确切地说，还极大地延长了文明人的平均寿命，难道这些成就也毫无意义吗？我们从备受蔑视的科学与技术进步的时代里获得了许多利益。我还可以列举出大量的例证来说明这一点。但是，在这里，悲观的批评论调出现了，它警告我们，大部分满足都沿袭了在轶事中备受称赞的“廉价享受”的模式一例如，在寒夜把光腿放到被子外面，然后再把腿抽进来，这样就能得到幸福的感觉。如果没有铁路拉近距离，我的孩子就不会离开故乡，而我也无须打电话听他的声音，如果人们不会乘船越洋旅行，我的朋友就不会踏上出海的航程，而我也不必发电报来消除我对他的挂念。婴儿死亡率的降低有什么用处呢？因为恰恰是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最大程度地限制了我们生儿育女的行为。于是，总体而言，与我们从前没有采取卫生术的时代相比，我们并没有养育更多的子女，而同时，也为我们婚姻中的性生活造成了困境，而且可能还违背了自然选择的有益作用。最后，如果生活充满艰辛、毫无乐趣，而且充满了无数的不幸，以致我们只想以死来作为解脱，那么对我们而言，长寿又有什么好处呢？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9页 -
在这一点上，本能的升华（sublimation of the instincts）起到了辅助作用。如果人们能大量增加从心理活动和智性活动的根源中产生的快乐，他们就能得到最大的收获。如能这样，命运对人也几乎无能为力。艺术家在创作和表达幻想的过程中得到快乐，科学家在解决问题或发现真理的过程中感到快乐。这类满足有一种特殊的属性，我们总有一天将能够用元心理学的（metapsychological）语言来揭示它的特点。目前，我们只能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说明，这样的满足似乎“更美好、更高级”。但是，与原始的、初级的本能冲动获得的满足相比，它的强度就显得微弱了，它不能对我们的生理存在产生震撼作用。这种方法的弱点在于，它不能被人们普遍利用：只有一些人能利用它。它设定了一个先决条件，即人们必须具有特殊的性格和天赋，而从任何实际的程度看，这些条件远远不是任何人都能获得的。即使对那些的确具有这些条件的少数人而言，这种方法也不能彻底保护他们免受痛苦的折磨。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7页 -
但是，我们心理器官的复杂结构也接纳所有其他的影响。正如本能的满足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一样，如果外部世界让我们挨饿，拒绝满足我们的需要，它也会让我们感到剧烈的痛苦。因此，人们可能希望通过影响本能冲动来摆脱一部分痛苦。这一类抵御痛苦的方式不再成为感觉器官的负担，它试图控制我们的需要的内在根源。这种方式的极端形式是通过扼杀本能而产生的，东方世俗哲学就是这样规定的，瑜伽术也是这样实践的。如果这种方式成功了，实际上主体也就放弃了所有其他活动一他已经牺牲了自己的生活，通过这另一种途径，他再一次仅获得了宁静的幸福。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6页 -
翻宗教信念的危险。有人责备科学，认为它教会人类的知识非常有限，而且它将无与伦比的广大领域置于不为人知的状态。但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忘记了科学是多么的年轻，它的起步是多么的艰难，而且从人类智力强大得足以完成科学任务的时候算到今天，这段时间是多么的短暂。如果把判断建立在过于短暂的时间基础上，那么我们不都犯了错误吗？我们应该效仿地质学家。人们抱怨科学不可信一科学今天宣称的法则到了下一代人那里就被认为是错误，因此旧的法则被新的法则所取代，但后者为人接受的效力也维持不了更长的时间。但是，这种想法是不公正的，而且是部分错误的。科学观点的变化是发展、进步，而不是革命。起初，人们认为一项法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它最终被证明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统一体的一个特例，或者受到了后来才发现的其他法则的限制。对于真理的粗略近似被经过更谨慎修改的近似所取代，而后者又将等待着进一步的完善。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里，我们尚未完成研究阶段，我们在试验种种假设，而这些假设不久就不得不被当做不充分的假设被我们丢弃。但是在其他领域里，我们已经拥有了一种确定的、几乎不能变更的知识核心。最后，有人已经尝试用激进的方式来怀疑科学的努力。其理由是，科学努力被束缚在我们自身构造的状况之中，它只能产生主观的结果，而我们自身之外的事物的真实性质依然是无法认识的。但是，这种想法忽视了对理解科学工作而言至关重要的一些因素。首先，我们的构造一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理器官一的发展正是为了试图探索外部世界，而且因此它必须在自身的结构中形成某种程度的权益之计；其次，心理器官本身也是我们要探寻的世界的组成部分，而且世界也乐于允许我们进行这种探寻；第三，如果我们将科学任务仅限于揭示世界必定以怎样的方式作为我们构造特殊性的结果而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么科学的任务就得到了充分的涵盖；第四，正是因为人们获得科学发现的方式，最终的科学发现才不仅由我们的构造所决定，它们...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3页 -
“毫无疑问，考古学的益处是非常值得称颂的，但是如果挖掘工作会破坏活人的住所，使之坍塌，并将人们埋葬在废墟下，那么没有人会去担负挖掘的工作。宗教的教义不像其他任何课题那样可以任人狡辩。我们的文明建立在宗教教义的基础上，而且人类社会的维系也建立在大部分人对这些教义的真理的信仰基础上。如果有人宣扬世上没有全能公正的上帝，没有神圣的世界秩序，也没有来世的生活，那么人们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义务去遵守文明的规则。所有人都会不受约束、毫无畏惧地听从自己反社会的、自私的本能，而且会试图行使自己的权力。我们通过上万年的文明努力才消除的混乱将会再度降临。即使我们知道、而且能证明宗教并不包含真理，我们也应该掩盖这个事实，并且要按照‘似乎'哲学所规定的方式来行事一这对我们所有人的生存都是有益的。除了这项任务的危险性之外，它还是一种无目的的残酷行为。无数人都在宗教教义中发现他们惟一的抚慰，而且只有在这些教义的帮助下才能忍受生活的重负。你会剥夺他们的支柱，作为交换，你无法给他们提供任何更好的东西。人们都承认到目前为止科学并没有取得什么重大的成就，但是即使它取得了更为长足的进展，它也不会满足人类的要求。人类具有另一种紧迫的需要，这是冷冰冰的科学永远都无法满足的。如果一位心理学家总是坚持认为，与本能生活相比，智性在人类事务中只起到非常微小的作用，并且他现在试图剥夺人类非常珍贵的愿望满足，还提出用智性的滋养来为此做出补偿，这种做法是非常奇怪的 一确切地说，这是极端矛盾的做法。”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4页 -
我所说的人类文明包含了下列所有的方面：人类生命高于动物状态且不同于野兽生命的种种表现 我不屑于区别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一 正如我们所知，人类文明有两方面值得观察：一方面，它包含了人类所获得的所有知识和能力，由此人类可以控制自然力并攫取自然的财富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另一方面，它还包含所有必要的规则，由此人类可以调节相互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调节如何分配可利用的财富。但是，文明的两种倾向并不是相互独立，没有关联的。首先是因为人类的相互关系受到了本能满足总量的深刻影响，而正是现存的财富才使这种满足成为可能。其次是因为一个人能够发挥自己作为财富的功能与他人产生联系，而他人会利用他/她的才能工作或者选择他/她作为性对象。第三个原因是，尽管文明应该是全人类关注的对象，但实质上每个人都是文明的敌人。*很明显，人类几乎不可能孤立地生存，然而，他们应该意识到，为了使共同生活成为可能，文明希望他们做出牺牲，这正是他们沉重的负担。这样，文明必须防范个人，而且文明的规则、制度和要求也旨在完成这项任务。它们的目的不仅是影响财富的某一种分配，而且要保持这种分配。确切地说，它们必须保护一切有助于征服自然和生产财富的事物，使它们免受人类敌意冲动的侵害。人类的成就是很容易遭到毁坏的，而且创造这些成就的科学和科技也会被人用来毁灭成就。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3页 -
于是，自我就与外部世界疏离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自我最初包括一切事物，后来它从自身中分离出一个外部世界。因此，我们当前的自我感觉仅仅是先前更广泛——确切说，一个包罗万象的——感觉经过收缩的残余，而先前那种包罗万象的感觉，对应着自我与周围世界更紧密的联系。如果我们可以假设，这种原始的自我感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留存于许多人的心灵中，那么这种感觉就和更狭窄、有更明显界线的成熟的自我感觉并存，而且两者就如同对等物一样存在。原始感觉所从属的观念内容，就恰好是那些有关无限和与宇宙融为一体的观念一这与我那位朋友所阐明的大洋般的感觉是同样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
人们追求幸福。他们想获得幸福，并保持幸福。这种追求具有两面性：积极的目的和消极的目的。一方面，它旨在消除痛苦和不愉快；另一方面，它也旨在获得强烈的快乐感。狭义的“幸福”只与后者有关。人的目的具有两分性，与此相一致，人的活动也向两个方向发展，这取决于哪个目的是他试图实现的主要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
个体自由不是文明的礼物。在任何文明出现以前，自由的程度最大，尽管实际上，那时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没什么价值，因为个体几乎无法保护自由。文明的发展对自由加上了限制，而公正则要求没人能逃避这些限制。在人类社会中，让人感到有自由渴望的东西，是人类对某些现存的不公正的反抗，因此，它可能最终有利于文明进一步发展；它可能继续与文明相容。但是，它也可能从初始个性的残余中生长出来，这种个性还没有被文明驯服，因此可能在他们中形成敌视文明的基础。因此，对自由的要求转向反对文明的特定形式和特定要求，或反对整个文明。似乎没什么影响能让人将自己的天性变成白蚁一般。毫无疑问，人将永远站在集体意志的对立面，维护个体的自由。人类斗争的大 部分内容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任务，即在个体的要求和群体的文化要求之间寻找权宜之计一做到的话，将带来幸福；事关人类命运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权宜能否通过文明的某种特定形式被人获得，或者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冲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
我们有理由抱怨目前的文明状态，因为我们计划者要获取幸福生活，但它不能充分满足该要求，也因为它使我们遭受了许多本可以避免的痛苦——当我们用严厉的批评来揭示其缺憾的根源时，我们无疑是在行使正当的权利，也未让我们成为文明的敌人。我们可以逐渐希望在文明中推行变革，使文明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要，不再遭受我们的批评。但是，我们也许将习惯于这样一个观点，即内在于文明的本性中，有一些难题不屈从于任何改革企图。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六章 -
我们可以如释重负地叹息，因为我们想到，毕竟只有少数人才能毫不费力地从自己的情感旋涡里挽救出最深奥的真理，而我们其余的人却只能伴随着令人痛苦的不确定，通过永无休止地探索才找到出路。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七章 -
这就是问题的原始状态：力大者为王一要么凭借蛮力，要么源借助知识来提升暴力。我们知道，随着文明的演变，这种统治状况也发生改变。出现了一条由暴力转向正当或法治的道路。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性：这条道路引导人们意识到，多个弱者的联合力量可以抵抗单一强势的个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就可以打败暴力；因此，团结者的力量现在就能代表法律，有别于单一个体的暴力。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正当”就是“社群”（community）的“威力”。它仍然是一种暴力，随时可以打击任何胆敢抵抗它的个体：它的运作方法没有改变，遵循的目标也别无二致。唯一的真实差异 就在于，占据统治地位的不再是属于个人的暴力，而是属于社群的暴力。但是，为了使这种从暴力到新的正当或正义的转变过程能够产生效用，就必须满足某种心理条件。多数人的团结状态必须保持稳定和持久。如果团结的目的只是为了打败某个统治者，获胜之后就再次涣散，那么终将一事无成。一旦再有人觉得自己具有过人的威力，他就会再次通过暴力来建立自已的统治，这种权力的游戏也会无休止地重复上演。团结者的社群必须永久存续，必须有所组织，必须建章立制，防范反叛者的风险；必须树立权威，确保制度—即法律得到遵守，同时监督合法专政的实施。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利益群体的存在，于是在团结的社群成员之间就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情感纽带一群体的情感，这也是社群力量的真正来源。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缘何而战？ -
我们曾认为，人们所熟知的遗忘，意味着记忆痕迹的毁坏或毁灭；现在我们改正了这种错误的假设，因此也习惯于接受与之相反的观点：在心理生活中，任何事物一旦形成，就永远也不会消失——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存，在适当的情形中，它会再次出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
强烈的享受只能在对比中获得，而无法在某一事物的状态中获得。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
宗教限制了选择和适应的这种作用，因为它不加区分地强制所有人接受它自己的那条获得幸福、避免痛苦的道路。它的手段就在于贬低生命的价值，在于用幻想的方式歪区现实世界的图景，即假设有一种灵性的胁迫。以此为代价，宗教通过强制方式将人们固定在心理的幼稚状态中，把他们拖入大众幻想，最终成功地使许多人免受个体精神病的折磨。但是除此之外，宗教就再没什么作为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
我们可以如释重负地叹息，因为我们想到，毕竟只有少数人才能毫不费力地从自己的情感旋涡里挽救出最深奥的真理，而我们其余的人却只能伴随着令人痛苦的不确定，通过永无休止地探索才找到出路。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七章
作者: F FREUD
isbn: 0393096238
书名: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定价: GBP 4.20
出版社: W. W. Norton & Co.
出版年: 1963-4-1
装帧: Paper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