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经济学

□平均分配财产，保持小私有制，这种理论是空想的、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但在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这种主张具有革命的、进步的作用。——译者前言

□他反对经济自由，主张国家干预商业的活动，建议国家专心致力农业，因为前者是大私有制，后者是他一心要维护的小私有制。——译者前言

□经济学这个词起源于希腊文“家”和“法”两个词，本来的啥意思是贤明合法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幸福。后来这个词义扩大到大家庭——国家——的治理上。为了区分这一名词的两种意义，就把前者叫做特殊经济学或家庭经济学，把后者称为一般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P1

□虽然一家之父和行政长官的职能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但他们一定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发挥他们的职能，而且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也根本不同，所以如果我们把两者混淆起来，就一定会对社会的基本规律形成非常不正确的概念，并陷入非常有害于人类的错误。——P3

□对于行政长官来说，连他自己的理智都是靠不住的，除了公众的理智即法律以外，他什么规律都不应该听从。——P3

□这里，我必须要求读者把公共经济和最高权力也区别开来。前者我称之为政府，是我要研究的主题；后者我称之为主权。两者的不同在于后者有立法权，在某些情况下约束这国家本身，而前者只有执行权，只对个人有约束力。——P4

□个别地看，政治体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类似人体的有机体、有生命的团体。主权代表头；法律与习俗代表脑袋，即神经的根源和意志、理解力、感觉的所在地；法官和行政官是器官；商业、工业和农业是供应一般必需食物的口和胃；公共收入是血液，精明的经济在执行心的功能时，使血液把营养与生命力分布于全身，公民是身体和四肢，它使机器能够生存、行动并且工作起来；只要人处于健康状态，这机器的任何部分如遭到破坏，疼痛之感立刻会传到脑部。——P4

□世界这个大城市又变成了政治集体，它的公共意志往往就是自然法则，而各个国家与民族就是它的成员。从这些适用于各个政治社会及其成员的差别里面，可以求出最确定而普遍的准则，我们根据这些准则便能判断一个政府的好坏，并一般地判断一切人类行为是否合乎道德。——P5

□所有这些有形、无形的组合，通过它们的意志的影响，也造成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公共意志的变形。这些个别的社团的意志经常具有双重关系：对社团内部成员来说，它是公共意志；对大社会而言，它却是个别意志；而且它对前者来说往往是正确的，而对后者来说则往往是错误的。一个人可能是一个虔诚的神父、勇敢的战士或热诚的元老院议员，但却是一个很坏的公民。——P6

□因为雅典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民主制国家，只不过是一种由哲学家和雄辩家管理的非常暴虐的贵族制国家。——P6

□使人们服从而又感到自由自主；把全国人民的财产、人力甚至生命用来为国家服务，而不用强迫他们或者和他们协商；通过他们自己的同意来限制他们的意志；通过这种同意使他们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并在他们违反他们自己的意志时，迫使他们惩罚自己——这种方法是通过什么难以想象的技巧找到的呢？人人都服从，却没有人发号施令；人人都服务，却没有骑在人头上的主人；而且由于在这种明显的服从关系中，谁都没有损失任何自由，而只损失可能有害于别人的自由的东西，反而更加自由——这一情况又是怎样造成的呢？这些奇迹都是法律创造的。——P8-9

□经常有人说，刑罚最重的国家，用刑的次数最多，所以刑罚的残酷只不过证明罪犯的众多；对任何事情都绳之以同等严厉的法律，往往会诱使自觉有罪的人去犯罪，以逃避应受的惩罚。——P10

□由于立法者首要的责任是使法律与公共意志一致，公共经济的第一准则是法律的执行必须和法律一致。如果立法者能像他所应做的那样，对于他必须为其制定法律的人民有关地方、气候、土地、风俗、近邻等方面，以及它们所持有的其他关系方面，都规定条款，那就足以使国家不致被治理坏。虽然如此，在管理和经济方面还有无数细节，要靠政府的智慧去解决；但是，对于这些情况，有两项切实的妥善管理的额原则：第一是法律的精神应该裁决每种不能预见的特殊情况，第二是如果法律失效时，应即咨询于公共意志，它是一切法律的根源和补充。——P11

□最坏的弊端是只为了实际上能够安全地破坏法律而表面上服从法律。因为，这样一来，最好的法律立刻就会变成最有害的法律，倒是没有法律要比它强上千百倍。在这种局面下，即使法令如毛，也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如果旧弊不改，则每一个措施都不过是帮助新弊的形成。法律愈繁则愈为人所轻视；所有被派往监督法官的新官，无非是新添的一群破坏法律的人而已。他们不是去和他们的前辈分赃，就是自己单独去掠夺。奖励为善不久就变成了奖励掠夺，最卑鄙的人一跃而为威信极高的人。——P13

□另一方面，人民因感到其不幸的根源并非其恶癖，便抱怨说，他们所有的不幸完全来自那些收受他们的钱的人，而他们之所以出钱就是想要这些人保护他们免遭不幸。——P14

□政府官员把政府的全部力量都用在互相破坏和排挤上面去了；公共事务却被忽视，或者单凭四人利害的需要和指导去处理。——P14

□因此，政府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防止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这并不是要从富人手中夺取财富，而是要从人人手中掠夺积累财富的手段；不是要给穷人设立济贫院，而是要保证人民免于贫困。——P20

□如果儿童都在一视同仁的关怀下成长起来；如果他们的思想里都注入了国家的法律和公共意志的格言；如果他们被教育要尊重这些最关重要的事物；如果在他们周围的许多实例实物，都常常使他们想念着抚养他们的慈母、母亲赐给他们的恩情、他们得之于母亲的难以评价的好处以及它们欠母亲的情义，那么，我们不得不相信他们会知道互相亲爱如同兄弟，他们决不希望什么与社会意志相违反的东西，他们要以公民的实际行动去代替诡辩家们空洞无益的高谈阔论，胡言乱语，而且他们早晚一定会成为他们将在很长时期里充当其子女的那个国家的保卫者和父亲。——P23

□政府仅仅拥有公民、保护公民，是不够的；它还需要考虑公民的生计。——P24

□财产权的确是所有公民权中最神圣的权利，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自由更重要。这既由于它对于维持生活有更大的影响，又因为财产比之生命更加容易遭到侵犯、更加难以保护；法律应该更多地注意最容易被剥夺的东西。——P25

□罗马有两个很失体面的地方，一是监察官加图的诚实正直成为很异乎寻常的事情，二是皇帝奖赏多才的歌手一些金钱时，总以为有必要把这钱看作出自他私人的荷包，而不是国库负担的。——P27

□政府一开始感到需要价税的时候，就是国家内部混乱的迹象露头的时候，而精明的管理者，在其设法准备应付当前需要的努力中，决不会不去寻找这种新需要的原因，正如一个水手，当他发现海水侵入船中时，一面排水，一面去寻找并堵塞漏洞一样。——P28

□所以国家有时因财政困难反而得到进益，而表面的富足实际上比贫乏更为累人。统治者很可能通过用这只手从人民那里取得的东西，用另一只手再给予人民的办法，来使人民处于更加附属的地位。这实在就是约瑟对待埃及人的办法；但是这种政治上的诡诈对于国家是更为有害的，因为金钱决不会回到原来付出它的人的手里。这种方针只会牺牲勤劳的人而养肥懒惰的人。——P30

□应当记住，社会契约的基础是财产，而它的第一条件是每个人应有稳定地保持他所有一切的权利。——P32

□第一，我们必须注意数量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甲的条件若比乙多十倍，则甲应交付国家十倍于乙的数目。第二，必须注意用途的关系，就是说要区分必需品与奢侈品。一个除了日常生活必需品以外别无所有的人根本不必腹水，而对于一个持有奢侈品的人，凡是超过其日用必需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可以课税。——P34

□第三种关系——一个首当加以注意然而从来无人过问的关系——就是每个人从社会组织中所得到的利益，它给富人所有的巨额财富以强有力的保障，而几乎弄得穷人不能安保他们亲手搭起的草屋。社会的种种福利不都是为富贵人家安排的么？所有能够生财的位置不都在他们手里么？种种特权和免役权不只是为他们设置的么？政府机关不总是袒护他们么？一个有地位的人抢夺了他的债权人，或者犯了其他不法行为，他不是可以终免于罪么？大人物所犯的打人、强奸、暗杀甚至谋杀罪，不都是不出几个月就暗中了结不再有人过问的事情么？但是如果一个大人物被人劫夺或伤害，全部警察就立刻出动，甚至许多偶被怀疑的无辜者都跟着遭殃。——P34

□恢复穷人的损失要比恢复富人的损失困难得多，而且求之越急则得之越难。——P35

□要以一种确实公平和适当的方法征课赋税，所课的税就不应只和纳税人的财产成单比，而应和他们的不同情况以及它们的财产过多的程度成复比。——P36

□对于本国人爱好而农村不需要的外国商品所征课的进口税；对于产量不甚充足而外国人非用不可的农产品所征课的出口税；对于无用而盈利过多的工艺品所征课的生产税；对于纯粹奢侈品所征课的进口税；对于一切奢侈品所征课的税——所有这些，都可以达到我们所希望的两种目的。——P39

□任何商品的价值和其课税额都要保持适当的比例，以使人们的贪婪心不致于过分地受到厚利的引诱而去营私舞弊。……一切捐税都应有消费这种课税品的人缴付，而不由售卖它们的人缴付。否则，税款的数量会使销售者受到很大的诱惑，从而有更多的舞弊机会。——P39

□由于人身税和生活必需品税直接侵害财产权，因而也侵害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所以如果不经过人民或人民代表的公开同意而征收的话，它们极易产生危险的后果，但是对于那些我们大可不用的东西来说，却并不如此。因为，加课在这类东西上的捐税既然不是绝对必需支付，就可以被认为是自愿的。——P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