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群体和个体层次的人类行为，是所有社会科学和部分人文学科的核心任务。人口统计学致力于对于人口进行数理研究，从而对完成上述任务提供了一整套分析工具。人口统计学家主要关注计量方法在人口分析领域的发展和运用，他们的工作对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作为一个学科，人口统计学主要关注如下问题：理解和描述大范围内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过程(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人口变迁)及其含义，以及这些过程与各种资源(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环境方面的)与其他社会进程的相互关系。人口史研究一直是这些研究的核心。
然而，人口史研究直到最近才开始改变我们关于人口行为的基本理解。两百多年来，马尔萨斯模型一直主导着我们关于人口过程的理解。马尔萨斯区分了两种理想形态的人口过程：一种主要取决于死亡率，他称之为“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另一种主要取决于结婚率和出生率，他称之为“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人口的“积极抑制”伴随着持续贫困，而“预防性抑制”则带来繁荣。在一篇权威的评论文章中，他综合了当时所能获得的知识来证明如下观点：第一种过程是人类大部分历史上(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普遍现象，而第二种过程则是“近代”欧洲(尤其是当时英格兰)的特殊现象。
对马尔萨斯而言，我们今天所说的“计划生育”意味着一种独特的西方式本领，即有意识地计算生育小孩的成本和收益，仔细考虑是推迟还是放弃结婚。换言之，西方的经济繁荣，是西方个人主义和理性的结果。现已证实，“预防性抑制”确实在英格兰出现过，而且甚至比马尔萨斯设想的还要早，这一事实激发了马尔萨斯理论的复兴(Wrigley & Schofield，1981)。约翰·哈吉那尔(John Hajnal，1965，1982)、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1978，1986，1987)等学者提出，欧洲人口转变的起源、欧洲个人主义的根源，甚至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都紧密交织在一起，并根植于促进了这类革命性的社会经济变迁的欧洲家庭和人口文化之中。他们和其他当代社会理论家们比马尔萨斯本人更明确、更系统地确认了一些人口制度，建立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提升并光大了马尔萨斯学说的理论含义(G00dy，1996；Schofield，1989)。
关于非西方世界人口行为的新近发现表明，其他地方、其他形式的“预防性抑制”同样重要。李中清、康文林和王丰的研究显示，有相当比例的非西方人口经历的“积极抑制”比马尔萨斯及其追随者所设想的更小．而经历的“预防性抑制”(Lee & Campbell，1997：Lee & Wang，1999)则更多。这些发现提供了一些关于中国历史人口的集体人口指数，这些指数有力地挑战了许多关于比较社会经济和人口进程的马尔萨斯假设，反过来又受到了太平洋两岸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挑战(Brenner & Isett，2002；campbell，Wang & Lee，2002；曹树基、陈意新，2002；Huang，2002、2003；Lavely & Wong，1998；Lee，Campbell & Wang，2002；Pomeranz，2002、2003；王丰、李中清，2002；Wolf，2001；Zhao，1997a、1997b、2002)。
同时，新的数据和方法开始揭示出经济和其他外在压力之下人口反应的复杂性。马尔萨斯及其继承者集中关注集体层面的经济条件和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而在今天，微观层面的纵向记名数据的时间序列和事件史分析相结合，却使我们可以细致区分死亡率、出生率以及由社会阶级、家庭背景和个体层面的其他因素引起的各种人口反应之差异(Bengtsson，1989、1993b)。至少在比利时、中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这五个国家的某些社区，存在着相当具体的历史人口登记数据，不同学者已经对它们进行了分析(Bengtsson & Saito，2000a；Derosas & Oris，2002)。
“欧亚人口和家庭史项目”是一项集体的努力，在这个项目中，来自不同国家和学科的学者们运用这些新数据和方法重新考察马尔萨斯模型，对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人口进行比较。通过对欧洲和亚洲的类似数据用基本相同的方法进行分析，我们比较了所研究的特定社区里由各种经济条件引起的人口反应模式，以发现其中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我们把个体层面的事件史分析结果与关于经济压力下人口行为的正统的马尔萨斯模型结合起来，从而对人类行为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这套关于欧亚人口和家庭历史的丛书中，我们考察和比较了个体层面的死亡率、出生率、结婚率和迁移模式。
本丛书各卷表明，人口行为结果的模式取决于社会而不是生物学因素。在集体层面，人口结果可能受制于经济条件、气候或者地理因素；但在社区层面，它取决于特定的制度性政策；而在家庭层面则取决于有关资源和责任分配的具体决策。与此相应，以往的人口行为由于地理位置、社会经济条件、家庭构成以及家庭内部地位而千差万别(Lee & Campbell，1997)，短期压力下的人口反应也同样如此(Bengtsson，1993)。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个体人口行动都是政治和社会谈判的产物。在此意义上，“欧亚人口和家庭史项目”进一步确认了社会行动和人类行为的重要性。
我们的努力显示，古典行为理论的宏大叙事，过分强调了人类对外在压力反应的一致性。实际上，人类行为因年龄、性别、地理位置、家庭组织、地方制度、特定职业、区域历史、财产和其他许多因素而异，对不同的经济束缚和机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因此，死亡率对经济变迁的反应几乎总是因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条件而异，但不同年龄、性别和社会阶级的反应模式却有着巨大的不同。
换言之，我们的工作在两类鲜明对立的社会理论之间架起了桥梁：一类强调普遍性和相似性，比如认知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生物学；另一类强调偶然性和差异性．比如人类学、文化研究和历史学。一方面，我们提出了不同的人口行为模式，它们反映了年龄歧视、性别歧视以及其他形式的偏爱和特殊性，表明在特定束缚面前社会行动和人类行为确实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证明这些模式是因不同人口而异的制度安排、社会关系和特定偏好的产物。因此，虽然在任何地方外部力量都会引起人类的反应，但反应的模式却各不相同，这取决于民族、地域和社区背景，以及亲属、家庭和个人环境。
致 谢
大型项目和长期构思的背后往往有着深情厚谊的支撑。“欧亚人口和家庭史项目”和《压力下的生活》一书自然如此。
速水融最早提出了这项大范围比较项目的设想，即对欧洲和亚洲的记名户籍资料进行合作研究。1993年，他开始与托米·本特森商量如何组织这个项目，并于1994年6月在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召开了关于这个欧亚项目的首次组织会议。我们非常感谢他的领导工作、组织支持和对本项目许多参与者的资助。
随后是许多次会议：1994年11月在隆德(Lund)召开第二次组织会议，最终确定了本项目的参与成员；1995年1月在威尼斯召开了首次研讨会，确立了标准的死亡率比较模型；1997年在布鲁明顿(Bloomington)召开了另一次研讨会，对这些模型作了调整；l997、2000年先后在京都召开了两次会议，公开发表了我们关于死亡率研究的初期和最终成果。
《压力下的生活》一书的先期测算结果和草稿，曾经提交给四年一度的国际经济史大会l998年会议、2000年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001年召开的国际人口科学研究大会以及社会科学历史学会1995、1996、1998、2000年会，还有美国人口学会1998、1999、2000年会。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机会来发表并与别人相互讨论和反思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的分析和这部著作将远远谈不上完善。
我们非常感谢下列参与讨论者对本项目及其阶段性成果提出的宝贵意见：Jan de Vries，Robert Fogel，Myron Gutmann，Michael Haines，Shigemi Kono，Ronald Lee,Kiyomi Morioka，Mari C．Nelson，David Reher，James Riley，斋藤修，Roger Schofield，G．William Skinner，Charles Tilly，Donald Treiman，Frans van Poppel，David weir．特别要感谢Ronald Lee和为MIT通读本书初稿的六位匿名评阅人，他们提出了很长的具体意见，使我们获益匪浅。同样，Jack Goldstone，Daniel Little和Ken Sylvester对丛书序言的评论也对我们很有帮助。许多人对书中不同章节提出了评论意见，我们将在每一章里分别对他们表示谢意。
我们对这些会议的主办者深致谢忱，同样的感谢也要献给如下机构：日本文部省为上述许多会议和我们的一些研究提供了资助；全国儿童健康与人口发展研究会(R13 HD34883—0I)、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东亚区域研究工作组，还有美国学术社团理事会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共同资助了1997年在布鲁明顿召开的研讨会；瑞典工人生活和社会研究理事会资助了本项目的第二次组织会议：欧洲科学基金会为关于本书的正式讨论和其他活动提供了一笔网络资金。许多人为这些活动提供了帮助，尤其是Catherine Capron，Shannon Russell．Genev-ieve Schaenger和John Smith，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其他机构和个人为相关的项目或具体的研究小组提供了重要支持，我们将在各章里向他们致谢。
瑞典工人生活和社会研究理事会和加州理工学院为本书的编辑工作提供了重要资助。在编辑和准备出版的最后一年里，Sabrina Boschetti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大力支持。对于sabrina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Barbara Calli．Heather Guyett和Madeleine Jarl的额外帮助，我们深表感谢。
最后，我们要向David Weir致意。他于198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Life under Pressure：France and England．1670～1870”，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44：27～47．感谢他的学问、帮助，还有他那生花妙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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