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麦克白遇见女巫三姐妹以来，”卡莱尔的传记作者说，“卡莱尔和爱默生在苏格兰高地的会面即使不是最值得纪念的事情，也是一个不寻常的聚会。”——1833年8月26日，爱默生来到简和托马斯·卡莱尔在埃克尔菲克的家，这里离敦夫里郡还有六英里，“位于长满石楠的荒凉山间”。
这是两个精神气质迥异的文学家。爱默生乐观开朗，交游广泛，信奉民主与共和原则。卡莱尔性格阴郁，愤世嫉俗，对生活抱悲观态度（像梭罗一样生活在一种“平静的绝望”之中），他相信强有力的君主或英雄的统治是最好的统治。
这是一次奇特的会面。几乎没有任何客套，两人开始了彻夜的倾心长谈，到第二天临别时已感到非常难受，依依不舍。卡莱尔夫人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这样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几年前当我们置身荒野时，那位来访者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犹如天使降临人间，他让那一天成为最迷人的日子，让我为那短暂一日的转瞬即逝黯然垂泪。”爱默生回国后立即开始给卡莱尔写信。双方的通信历时四十年之久。1883年哈佛大学的学者编辑了《卡莱尔、爱默生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Thomas Carlyle and Ralph Waldo Emerson），不仅保留并还原了历史，也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本文的着眼点，是《通信集》中若干关于图书印刷及出版交易的记载，因为这不仅可以反映当时文学出版界的状况以及文人的生活境遇，同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位朋友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深厚情谊。几乎从商谈卡莱尔著作在北美出版事宜开始，卡莱尔就声称，“内心感到愧疚”，因为每次谈完生意后，才“可以讨论比美元英镑更好的话题”（第177页）。但奇怪的是，这一话题（或许是金钱本身）似乎具有某种天然的魔力，支持他们的通信一直延续下去，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双方共同关注的一个主导性话题。“财富是万恶之源”仅仅是爱默生的朋友梭罗的看法。至于爱默生与卡莱尔，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显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爱默生出生于七代牧师世家。清教徒对金钱的情感较为复杂。一方面他们相信金钱是灵魂的腐化剂，过分的贪欲往往败坏个人的道德。可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拥有一定钱财正可以说明“上帝的荣耀”，是个人“蒙恩”的见证。爱默生的父亲去世很早，母亲靠接纳房客养家糊口，因此他自小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习惯（他从未享受过骑马跳舞之类的娱乐）。有一次他丢了买鞋的钱，家里要他到对面的白杨树林的落叶下面去找丢失了的银行纸币。他进入哈佛学院，也是因为成为“校长的新生”——通过在学院打杂减免部分学费和假期兼课，才得以完成学业。由于生性羞怯，他的传记作家拉斯克将他称作“不情愿的乡村教员”；他自己也说教书时唯一的慰藉，是可以获得一定报酬，可以贴补家用。
1829年，爱默生被聘为波士顿第二教堂的牧师。同年9月，与当时富商女爱伦·塔克结婚。两年后爱伦去世。塔克家族却不愿看到爱默生继承爱伦的那一份遗产。他被迫提起诉讼并最终获胜。至此他的经济状况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观：每年固定一千二百美元的收入不仅保证他本人衣食无忧，甚至还有余力去接济阿尔柯特﹑梭罗这样贫困的朋友。
与爱默生相比，卡莱尔的经济状况要糟糕得多。这位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青年本来满可以成为一名数学家，不幸的是他选择了“弃理从文”。1831年，他雄心勃勃地携带自己的文稿来到伦敦，并邂逅文艺青年简。结婚以后二人无处安身，恰逢简的父亲去世，在苏格兰乡村留下一座小小的农场。夫妇二人在农场安顿下来：男人埋头写作，女人操持家务，大有“贫贱夫妇百事哀”的味况——简是体质柔弱的多病身，卡莱尔则是怀才不遇的伤心人——直到爱默生的出现。
在与爱默生会面之前，卡莱尔几乎没有与书商打交道的成功经验，有的只是屈辱和失败。当年携带《拼凑的裁缝》一稿只身前往伦敦时，他悲哀地发现自己被朗文﹑莫雷这样的大出版商拒之门外。唯一愿意出版他作品的是一份名不见经传的小刊物《弗雷泽杂志》。小册子出版后自然没什么反响。1833年到1834年，不灰心的作者将文稿又一次扩充改写，由杂志连载发行，仍是反响平平。此时卡莱尔虽然笔耕不辍，但内心已陷入了深深的孤独绝望之中。
爱默生看中了这本小册子，或者说看中了它在北美的市场，并自告奋勇担当经纪人。或许是英国作家凄惨的处境引发了爱默生一贯的同情心，或许是书中对现实的鞭挞与嘲讽唤起了他的共鸣。他坚信该书对美国人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我们何其幸运，又有一个人来审视我们陈腐的社会形态，我们的政治，学校和宗教。”（第10页）小册子在爱默生的朋友及朋友的朋友中广泛流传。它提高了作者卡莱尔的知名度，为他日后的著作如《法国大革命》在北美的出版奠定了基础。
1837年，爱默生专门赶往波士顿，联系《大革命》出版事宜。这本书计划印一千册，估计每本成本1.18美元，定价则为2.50美元。书商按此售价的20%提取佣金即50美分。如此一来1.6美元左右的成本足以保证作者卡莱尔可以获得每本74美分的收益。这还只是零售，另外的两百名订户由于不需运费，他们每买一本作者能得1.26美元。——因此，爱默生乐观地估算，等到六个月后书商结清费用时，卡莱尔至少可以获得700美元。
卡莱尔到手的第一笔款项是50英镑，照当时的汇率1：4.8，再扣除汇兑的费用，折合242.22美元。这一笔钱让卡莱尔简直欣喜若狂，大呼“真正的朋友万岁，爱默生万岁！”（第115页）从此之后，汇款源源不断由美国寄来。
《卡莱尔随笔集》的命运也与此相似。印刷成本每本89美分，装订成册1.15美元，除掉书商佣金35美分，定价2.50美元的书每卖出一本，则作者获利1美元。
在爱默生的影响下，卡莱尔也尝试与伦敦的书商进行谈判，结果却发现与美国15%-20%的佣金相比，几乎贵了一倍多，高达40%！当然这里书的定价也高得惊人：四卷本的《法国大革命》定价两个几尼（1几尼约等于1.05英镑）。经过多方洽谈，他终于选定了出版商，开始了从英国本土获取巨大的版权收益。这些收入不仅解脱了他本人的经济危机，也使得他的夫人简可以长期外出疗养。到了1845年《克伦威尔生平与书信集》及1858至1865年《弗雷德里克大帝》出版时，卡莱尔简直成了经验老到的谈判家，令伦敦的书商与出版家啧啧称奇。
每隔一段时间，除了汇票，爱默生还会寄上一份账单让卡莱尔检查。这让后者苦闷不已，因为爱默生为他做的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义务劳动”。出于回报，卡莱尔联系伦敦的书商，开始筹措《爱默生随笔集》的出版事宜。当他将第一笔版税由英国寄往美国时，他终于可以说：谢天谢地，现在我总算也能替朋友尽一份力了。
他的好意爱默生是心领的，虽然单纯从经济上来说，他并不需要卡莱尔帮忙。他曾经花2500美元购买了邻人的房屋及附近两英亩土地。1845年又买了包括瓦尔登湖在内的40多英亩的林地。此外他还拥有22000美元的资产，年息收入6%。演讲的收入每年至少800美元。而他本人又“从来不会随便花一美元”（第103页）。作为当地的有钱人，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招待四面八方的朋友——这也是他邀请卡莱尔访问康科德的原因。
最早的邀请1834年就发出。考虑到卡莱尔当时的拮据状况，他替后者作了精心的安排。在一千两百人的演讲厅，九百名的听众，每人门票3美元，收入达2700美元。扣除场地，照明，工作人员费用12美元，即使再算上其他费用，收入也很可观。而当时纽约最好的旅馆费用一天也就1.5美元，从利物浦到纽约的票价150美元——可见访问美国绝对是解脱经济困境的明智之举。
当然，由于简的身体状况不容许她跨洋过海，卡莱尔没能赴康科德之约。但他确实受爱默生的启发，开始了在英国的巡回演讲。有时一场演讲收入多达200英镑。同时他也逐渐克服了自闭的恐惧，开始与周围文学人士及社会名流交往。经济状况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他的思考和写作。
除了土地的收益，爱默生还尝试了其他方式的投资，比如将个人财产的一大部分投入到波士顿银行。当他听说卡莱尔投资购买了南方股票时，不禁“颇感悲哀”。因为在新英格兰，人们都知道所有南方和西南的债券都毫无希望兑现。在公开发行的股票中，他强力推荐马萨诸塞，因为它的信誉最好。至于卡莱尔已经购买的伊利诺伊股票，他个人的看法是最好保留，尽管对它的前景不能有太高期望。
在1833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爱默生曾表达过自己对金钱的理解。“别遮遮掩掩，空谈，神秘化，我们亲爱的庄重的阿尔柯特说，你给我挖一天地，挖完我给你一美元，这不应当是一桩买卖！这使我不舒服。货币被我们实际上接受为衡量一切物质价值最方便的尺度的同时，别让我们矫揉造作地废弃这个名称，使我们自己和别人神秘化；别让我们说‘不，同时又接受它’。”——这是一种新英格兰人特有的求真务实的态度——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既不乏浪漫理想（比如说“山巅之城”），又不乏功利色彩的人生态度才造就了新英格兰两百多年繁荣兴盛的局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评论家将爱默生视为浪漫主义理想与实用主义精神结合的完美典范，或“美国精神的化身”。
客观地说，经济方面的交往在卡莱尔、爱默生漫长的友谊中只占一小部分。他们的友谊从本质上讲还是两颗伟大而孤独的心灵碰撞的结果。正如卡莱尔在书信中表达的那样，“只有当我们知道世间有人想念着我们，爱着我们时，这荒芜的世界才会变成人类的花园。”（第14页）《卡莱尔、爱默生通信集》就是这种爱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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