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reat Influenza》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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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18年大流感的最后一条教训，即那些身居要职的权威人士必须降低可能离间整个社会的恐慌，可谓知易行难。如果社会将“人人为己”作为箴言，它就不再是一个文明社会了。 当权者必须珍惜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文过饰非，也不试图操纵任何人。林肯是第一个这么说，也做的最好的人。 无论真相有多么恐怖，领导者都必须将其公之于众。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打破恐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86页 -
确定是力量之源。确定能给人籍以依赖的东西，而不确定则使人软弱。不确定若不令人畏惧也会使人犹豫，即使行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战战兢兢的步伐也是无法跨越重大障碍的。 成为一名科学家不仅需要智慧和好奇心，而且需要激情、耐心、创造力、自足和大无畏精神。不是无畏地闯入未知领域，而是敢于接受事实上是拥抱不确定。正如19世纪法国伟大的生理学家伯纳尔所言:“科学教我们怀疑。”一名科学家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他（或她）所有的工作，甚至是信念，可能会因一个独立的实验室发现而崩解。就像爱因斯坦在自己的预言被检验之前一直拒绝接受自己的理论一样，一个人必须寻求这样的发现。说到底，一名科学家能相信的就只有探求知识的过程。为了积极有力地前行——即使面对的是不确定——需要比不怕牺牲更甚的信心和力量。 所有真正的科学家都是冲在前沿的。他们中哪怕最没野心的也在涉足未知领域，只要能超越已知；最出色的则深入对他们来说知之甚少的空白领域，而能用来扫除这片空白领域里的迷雾并理清其脉络的技术工具偏偏并不存在。他们在那里进行训练有素的探究；单单前行一步就能使他们透过窥镜观察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只要他们有几分正确，他们的探测就如同结晶一样，促使混沌趋于有序，进而出现形状、结构和趋势。当然，单单一步也可能使人走入死胡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六部:瘟疫 -
所以1918年大流感的最后一条教训，即那些身居要职的权威人士必须降低可能离间整个社会的恐慌，可谓知易行难。如果社会将“人人为己”作为箴言，它就不再是一个文明社会了。 当权者必须珍惜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文过饰非，也不试图操纵任何人。林肯是第一个这么说，也做的最好的人。 无论真相有多么恐怖，领导者都必须将其公之于众。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打破恐惧。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后记 -
这个过程也意味着，通过胁迫和自愿达成的协调，除了明显的漠视事实，政府控制了信息的流通。国家的全然投人就这样为巨大的“绞肉机”提供能量，让生命轻而易举地被碾落成尘。而技术和自然共有的那种冷冰冰的无动于衷，以及这个国家不甘只成为武器供应者的野心，令这些生命消逝得更快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部:火匣 -
在第二轮流感爆发期间，许多地方政府都无力支撑大局，于是那些真正执掌社会的人们——从费城的贵族到凤凰城的市民议会——取而代之。但总的说来，他们行使权力是为了保护整个社会而不是将其瓜分，是为了广泛分配资源而不是牟取私利。 尽管人们努力着，但无论是市政府还是一些当地的私人组织掌控了权力，他们通常都无法将整个社会团结起来，因为他们隐瞒真相而失却了民心。（旧金山是少之又少的例外，它的领导人对民众开诚布公，而这个城市也毫无畏惧地应对疫病。）他们为了战绩、为了威尔逊创建的宣传机器而撒谎。 我们无法估算有多少死亡是由谎言造成的，也无从知晓有多少年轻人是因为军方拒绝听从他们的军医署长的建议而白白送命的。但是，当那些权威人士向人们保证这是流感，只是流感而已，同通常的“感冒”没有什么不同之时，至少有一部分人对此深信不疑，至少有一部分人因此将自己暴露在病毒之下——倘若知晓事实，他们一定不会如此轻率。这些人当中至少有一些已经死去——倘若知晓事实，他们兴许还能活着。恐惧的确会夺人性命，那是因为人们因为恐惧而不敢照料那些需要看护但求助无门的人们，因为恐惧而不敢照料那些只需要水、食物和休息就可求得生存的人们。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九部:苟延 -
埃弗里说，研究才是头等大事，而生活不是。研究的生命如同任何艺术的生命一样，存在于人的内心。正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将人们引领向艺术或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就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与这个消极的动机并存的还有一个积极的目的。人们总想以最为适当的方式勾画出一幅简明易懂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世界，并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以此取代它。这正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中心，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无法找到的安宁和平静。”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部：火匣 -
政府强迫民众顺从,用各种方式控制言论,比如恐吓的方式,这在美国是前所未闻而且也是后无来者的。 法案使得邮电部长伯利森( Albert Sidney Burleson)有权拒绝递送任何他认为是不爱国或者是受到政府批评的期刊。并且,国内的大部分政治演说在电视台和电台播出之前都要通过邮件接受审査。 新的《镇压叛变法》规定,“发表、印刷、撰写或发行任何反叛、亵渎、贬低或侮辱美国政府言论的行为”,可判处20年监禁。人们会因为咒骂或批评政府而入狱,即使他们所说的是事实。霍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起草了最高法院意见,认为该法案一战后其仍坚持对被告判处较长的刑期一一是合乎宪法的,并提出,《第一修正案》( The FirstAmendment)并不保护那些“措辞······产生了明确、直观危险性”的言论。 国家明令禁止教授德语，同时，爱荷华州的一个政客也警告说：“教德语的人中十之八九都是叛国者。”在街上或在电话中用德语进行交谈是可疑行为。德式酸菜改名为“自由卷心菜”。《克利夫兰老实人报》（ Cleveland Plain Dealer）评论道：“国家迫切想根除叛国行为，不管这种行为是比较隐蔽还是明目张胆。”《普罗维登斯日报》（ Providence Journal）每天都登出警示标语：“除非结交多年并且彼此深入了解，否则每一个在美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都将被视为间渫。””伊利诺伊州律师协会宣布，那些为拒服兵役者作辦护的律师是“不爱国的”和“违反职业道德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Nicholas Murray Butler）是一位有影响的共和党领导人，他鼓动对政府心存不满的全体教员群情奋起，认为：“原可容忍的如今再也忍无可忍。曾经的执迷不悟成了现在的煽动叛乱。过去的愚蠢荒唐成了现今的通敌卖国。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部:火匣 -
安娜·威廉斯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性细菌学家，子然一身、终生未婚。她曾对自己说：于她而言，“缺乏知识会比得不到幸福更令人失意”。并怀疑：“即便努力去结交些朋友是值得的，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做。”在很小的时候，她就梦想自己能够“出人头地，这是一个其他孩子难以想象的野心”。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言 -
1918年的大流感是自然与现代科学的第一次大冲突，是人类社会和自然力的第一次大对决。在这个社会中，有人拒绝屈从于自然的力量，拒绝倚靠神助使自己免遭厄运，他们决定用发展的技术和自己的信念直面自然的力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言 -
静脉管切开术（放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部:斗士 -
今天提醒人们医学体系接受放血的是一本英国期刊的名称——《柳叶刀》（The Lancet，一份世界顶尖的医学期刊）。柳叶刀就是医生用来切开病人血管的器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部:斗士 -
确实，今天称为“静脉切开术”的放血疗法可以帮助治疗一些罕见的疾病，如红细胞增多症。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疾病，会造成人体血容量增多，或者在血液携铁过多时表现为血色素沉着症。还有更为常见的急性肺水肿，当肺部充斥液体时，放血可以缓解急性症状，而且目前仍在使用。举个例子，淤血性心力衰竭时，肺部过多的体液会使患者感觉非常痛苦，如果心脏最后不能将体液从肺部泵出，病人会因此送命。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部:斗士 -
从脊椎指压疗法的“半脱位”到中医的“阴阳”，这些希波克拉底一盖仑模型之外的医学传统也将疾病视为全身失衡的结果。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部:斗士 -
既然单凭推理就能够解决数学问题，既然牛顿靠思考就在物理学中走通了一条路，那为什么人们不能推理出身体的运作机制呢？为什么单单使用推理方法在医学上就失败得如此彻底呢？ 一种解释是，希波克拉底理论和盖仑理论提供的医疗体系确实达到了人们期望的效果。这些医疗体系似乎很有效，所以希波克拉底一盖仑模型被应用了那么长时间，这不仅因为它逻辑上一致，还因为它好像很有疗效。 单靠逻辑和观察为何无法促进医学发展的另一种解释是：生物学不像某些以某种逻辑形式——数学——为自然语言的学科（比如物理学）,它并不需要借助于逻辑。这从著名物理学家齐拉（Leo Szilard)的抱怨中就能看出。自他从物理学转到生物学之后，就再也没有安安心心地洗过一次澡。20还是物理学家时，他可以泡在浴缸的温水中思考问题，在心里盘算并进行逻辑推论；然而变成生物学家后，他不得不经常从浴缸里爬起来去找寻事实。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部:斗士 -
同时，医学也通过借鉴其他科学得以进步。物理学提供的洞察力使研究者们能够记录通过神经纤维的电脉冲。化学家则分离了细胞组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部:斗士 -
没有一个地方会像美国一样，任何人都能自由地质疑权威，但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像美国那样混乱。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部:斗士 -
埃弗里一接电话就开始热烈地谈话，就好像接到对方电话是件多么快活的事似的。但等他一挂断——迪博回忆说——“好像一下摘掉了面具，疲惫而痛苦的表情取代了刚才的满面笑容。电话被推到桌子的一边，成了他发泄对俗世不满的替罪羔羊。” …… 即使一次只前进一小步，他最终也将跨越长远而惊人的距离。 …… 埃弗里没有转移他的目标，他看到了暗示着也许他正确的一星点证据。他坚持了下来，不断地重复实验，试图从每次失败中积累一些经验。他和多兹培养了成百上千皿肺炎球菌，在这过程中不断改变菌株——对其新陈代谢了解得越来越多，不断改变细菌生长所依赖的培养基的组分（很快，在不同培养基对哪种细菌最为有效方面，埃弗里成为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行家）。他的化学和免疫学背景知识开始给他以回报，埃弗里和多兹把每条信息都当作一个解决问题的契机，以此来破解或刺探其他的秘密。他们不断改进技术，最终——缓慢地——超越了其他人的工作。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部:火匣 -
人类被定义为“现代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尝试控制自然的程度，而非调整自身去适应自然。在与自然的这种关系中，现代人通常是侵略者，而且胆大妄为：改变河流方向，在地质断层上搭建建筑物，如今还操纵现有物种的基因。虽然自然对此的反应一直都是有气无力，但愤怒一旦被激发，其暴庆的一面将随时显露出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部:火匣 -
与此同时，《费城晚报》(Evening Bulletin)向它的读者们保证，流感不会引发危险，流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疾病，而且通常是伴随着大量摩气、污浊空气以及虫灾等而来的，但这些从未在费城发生过。普卢默向记者保证，他和克鲁森会“将疾病控制在目前的范围内，而且我们必将成功。海军官兵中还没有人发生不幸。不管是海陆两军的医生还是民间权威人士，都并未对此感到忧心”。 费城当地著名的报纸，创立于1847年，当时名为《卡明斯电讯晚报》(Cummings' Evening Telegraphic Bulletin),1982年停刊。——译者 望日，两名水手死于流感。克鲁森向海军开放了市立传染病医院，普卢默则向大众宣告：“疾病差不多已达到了顶峰。我们相信局势已很好地被控制住了。从今往后疾病将会减少。” 卫生局的建议是：注意保暖，保持足部干燥及大便通畅，最后一条遵循了希波克拉底的传统。它还建议人们避免集会。 全面战争总免不了牺牲，而高涨的士气令人们能接受牺牲，也因此使牺牲成为可能。 集会是聚集“大量现成的易燃物来引发一场熊熊大火”——Howard Anders 随后，卡普斯向他们演示了自己已经尝试过的一种新方法：给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带上纱口罩。韦尔奇说这个口罩“非常好，为预防飞沫传染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鼓励卡普斯以此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并建议皮尔斯指导进行口罩效果的研究。科尔对此也表示认同：“这是一件与预防肺炎有关的非常重要的事情。” 费城当局和报纸还在对危险遮遮掩掩，《大众纪事报》(Public Ledger)竟荒缪地声称克鲁森有关公共集会的禁令不是“一项公共卫生措施”，并重申“没有任何惊乱或恐慌的理由”。 1918年，在门上挂一块绸布暗示家里有人去世已约定俗成。费城到处都是绸布。安娜·米拉尼（Anna Milani)回忆说：“如果死者是年轻人，便挂白绸；如果是中...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五部:爆发 -
那些通过破裂的肺部泄漏出来的气泡使病人在翻身时发出劈啪声。一位海军护士后来将这种声音比作爆米花，她对这个声音的印象如此清晰，以至于她在余生中一直无法忍受有人在她旁边吃爆米花。 然后就是血，血从身体中涌出。血从某个人的鼻子、嘴巴甚至耳朵或者眼睛周围滴淌或是喷射出来，这景象令人不寒而栗。出血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意味着死亡，而在于甚至连医生，甚至连那些习惯将身体视作机器并努力去了解疾病过程的人，也对这样的先前与流感无关的症状感到不安。当病毒变得暴虐时，鲜血随处可见。* 美军军营中，所有在院治疗的士兵中有5%-15%患上 了鼻衄(鼻出血）,就像感染了出血性病毒（如埃博拉病毒）。有时血液会从鼻子中喷射出来，力量之大，可以溅出几米。医生们无法解释这些症状。他们能做的只有记录下来。 现今的调查者认为，在1918-1919年的大流感中，美国的额外死亡人数大约是675000人。同2006年的3亿人相比，当时的全美人口约1.05-1.10亿。所以这个数字换算到今天就是约175万人会死亡。 如前文所述，由于西班牙并未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报纸上对流感的报道相对参战国来说就占据了更多的篇幅，从而令许多人误以为西班牙是流感的发源地。《真理报》在第一次报道流感时就用了“西班牙女郎来了！”这样的标题。“西班牙女郎”后来就演变成了“西班牙大流感”的深名。——译者 免疫系统的组分跟随病毒进入肺部并且在那里展开了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免疫系统毫无保留，它用上了所有的武器。它开始杀戮，尤其是采用“杀伤性T细胞”进行杀戮，这是一种白细胞，以被病毒感染的身体细胞为靶标，它的杀载方式有时被称作“细胞因子风暴”，是一种将身体拥有的所有武器用尽的大规模攻击。 免疫系统随年龄改变。在人群中，年轻的成年人拥有最强的免疫系统，最有能力发起大规模的免疫应答。一般而言，这让他们成了人群中最健康的一部分。然而，在特定条件下，这个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六部:瘟疫
作者: John M. Barry
副标题: The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 in History
isbn: 0143036491
页数: 546
定价: 109.00元
出版社: Penguin Books
出版年: 2005
装帧: Paperback
书名: The Great Influen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