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roud Tower》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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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家庭交响曲》在伦敦演出，一位知名但不愿透露姓名的指挥家告诉比彻姆：“如果印度所有神圣的大象都被赶到恒河里，它们发出的噪音也不及那个巴伐利亚婴儿洗澡时的声音的一半”。拍打洗澡水的声音和闹钟的响铃可不是瓦格纳所说的“音乐素材”。新世纪的庸俗似乎突然被其最著名的作曲家确认了。施特劳斯全然不得要领。“我不懂为什么我不能写一首关于我自己的交响曲”，他和罗兰说，“我觉得我和拿破仑、亚历山大样有意思”。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六章 尼禄主义在蔓延 278 -
走进19世纪的人们仅使用人力和畜力，辅以风力和水力，这同进入12世纪甚至公元1世纪相比，没什么不同。但从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人们，运输、交流、生产、制造及武器研制的能力却因为机器的能量而翻了几千倍。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页 -
待到1907年，第二次和平大会再次在海牙开幕时，战争、革命、新盟约、新政府、新领袖，以及最引人注意的新世纪都介入其中。20世纪毫无疑问是现代的，它全神贯注、充满活力，而又不够自信地追求着物质财富；它已经忘记了颓废，学会了怀疑。机械能量和物质产品翻番，成为主流，但是否有益，不知怎么的却成了问题。进步——这个19世纪最确实可靠的东西，如今已不再确定。 人们对世纪之交感到敬畏，仿佛上帝之手把人类的命运翻到了新的一页。午夜里柏林礼炮阵阵，以纪念这个时刻，一位听众在炮声中“颤抖着：人们知道19世纪都带走了什么，却不知道20世纪会带来什么。” 首先，它带来了暴力。新的世纪从降生之初就在打斗：义和团运动、菲律宾战事、南非布尔战争，虽然这些打斗还是外围的。1900年的法国焦不安，充满了沮丧和愤怒，以至于《笨拙》杂志预言，世界博览会一结束，法国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向英国宣战，“因为他们已经压抑了太长时间，势必要马上做出极端的事来”。1900年，德皇向派去北京镇压义和团的德国土兵训话，鼓励他们仿效匈奴的残忍。在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德皇也感受到了因为军火生意的巨大热情而带来的不便。当他得知一艘德国炮艇在和中国要塞的对峙中，被最新的克房伯大炮击中17炮后，他向弗里茨・克虏伯发去了愤怒的电报：“我把我的兵派去打黄种野蛮人，你们还想着趁机赚钱，真是不知好歹。”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海牙：1899—1907 -
钱与“大”统治一切。摩根在1900年买下卡内基，联合洛克菲勒和其余100多家商号组成了巨型企业一一美国钢铁公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资产突破10亿美元的公司。比利时的利奥波德国王被称为欧洲的摩根，他的国家没有他足够施展的地方，便去刚果做起了赚钱的生意。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忙着杀布尔人和菲律宾人时，还不忘了强烈遣责利奥波德的做法。据说，300个“彼此认识的人，掌握着那片大陆的经济命运”。 1900年，44岁的奥斯卡・王尔德穷困潦倒，死于巴；55岁的尼采精神错乱，死于魏玛。“到了1900年，”W·B·叶芝写道，“所有人都从高跷上走下来了；从此之后没有人发疯、没有人自杀，没有人加人天主教会，就算有我也忘记了。维多利亚时代已经不存在了。”有人欢迎，也有人遗憾，但事实清楚明白。好像为了确认这一点，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也难以置信地驾崩了。 1900年承载着使世界失控的能量。感到震动的亨利・亚当斯提出了历史上的“加速度法则”。他觉得开车去香榭丽舍大街的路上总有出事的可能，和一位官员站在一起，就随时有人会投炸弹过来。“只要发展的速率仍然持续下去，每隔10年这些炸弹就会比以往更厉害一倍，数目也会翻倍……每个原子里都有能量跳来……人再也阻止不了它了。能量抓住了人的手腕，把他到处乱摔，好像他抓住了通电的电线或是狂奔的汽车。” 亚当斯的比喻恰如其分，因为汽车正是20世纪对社会变革最有影响的两大因素之ー另一个是人的潜意识。这个概念也是1900年提出的，尽管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潜在影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位维也纳的医生，将潜意识的概念写入了《梦的解析》中。尽管这本书初版时很少有人注意，花了8年时间才卖出去600本，但是它的出现确实标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死亡。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海牙：1899—1907 -
本书的主题是一个时代的末年。那个时代没有因为年老或意外死去，而是爆炸于终结性的危机里，成为历史的重要一页。但那次危机并没有在本书中出现，因为那不是书中人物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它还没有发生。我试图停留在当时已知的范围内。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像一垒烧焦的泥土，横亘在那个年代与我们之间。多少可能在后来成为中坚力量的生命因此灰飞烟灭。理想被摧毁，思潮遭转变，留下幻灭的伤痕，无法愈合。两个时代生理和心理的沟壑由此而生。本书将试着探索“一战”前那个世界的特质。 这不是我最初打算写的那本书，事先的构想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被逐个抛弃。那个时期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特权的人而言，并不是什么黄金时代或美好年代（Belle Epoque）。那个年代不只有自信、纯真、舒适、稳定、安全与和平。所有这些品质当然都存在。人们的确对价值和标准更有信心，对人类的未来更有希望，这一点上，可以说比今天的人更纯真，但他们的生活并非更平静、舒适——少数特权阶级除外。而我们却错误地认为，怀疑、恐惧、骚动、抗议、暴力和仇恨是不存在的。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也误导了我们，当他们跨过战争的鸿沟回首往事时，前半生便笼罩在了美丽夕阳的薄雾下，充满和平与安宁。而当他们身处其中时，似乎就没有那么光辉灿烂了。他们的记忆和怀旧情绪影响了我们对战前世界的观念，但我可以根据足够的研究告诉读者：关于战前社会有多美好的说法，都是那代人在1914年之后提出的。 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般波及甚广的疮痍不可能从一个黄金时代中产生。这么明显的道理，也许我一开始就应该意识到，但我并没有。然而，我确实觉得，那场战争的起源并不像《大国政治》里，伊斯沃尔斯基对埃伦塔尔、爱德华•格雷爵士对普恩加莱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家们跟随再保险条约、德奥同盟、三国同盟、摩洛哥危机、巴尔干纷争等一系列蜿蜒曲折的事件，在其中苦心寻找根源。这些研究当然是必要的，我们后来者也...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我意识到本书并没能给出最终的结论，只从那个年代丰富的异质性中做出一些漂亮的概括是站不住脚的。我也知道本书的内容远不是那个年代的全貌。这么说不是出于假意的谦虚，而是因为我痛苦地意识到那些未被包括进来的人和物的存在。写作收尾时，聚集在我周围的便是他们的声音和脸庞。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页 -
他觉得自己不是对人民负责，而是为人民负责，负责照看、管教他们。他不会尊敬比他地位低的人，只尊敬比他还要高的——君主，他深深敬畏比他大10多岁的维多利亚女王，既作为她的臣民，又作为男人对她献上骑士精神。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页 -
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世界是多么美好，腐败的机构一扫而光，人们获得自由，并像上帝所希望的那样变得善良。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7页 -
《意大利》沿着李斯特和柏辽兹留下的路，继续走了下去。李斯特和柏辽兹也曾试验过叙事和描述性的音乐，但它们还是遵循主题和发展的传统模式。这种要求有时会把标题音乐拉伸得很怪异……施特劳斯抛弃了传统模式，从而避免了这个问题。他的描述没有发展，以一系列令人眩目的微光挑逗听众，但不给出解答。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96页 -
小号开启的引子膨胀成广袤无垠的交响赞美诗，全体器乐都加入进来，描绘的与其说是乐曲介绍中的日出，不如说是创世的景象，壮观得令人透不过气。尾声时，低音管钟的十二声鸣响渐渐消逝，管弦乐极弱地颤抖，以著名的“谜”结尾：高音乐器奏出B大调三和弦，而低音弦乐则在下面的音域拨响黑暗而神秘的C音。……表现“科学”的是一首包含十二半音音阶的赋格，表现女孩在草地舞蹈的主题由高音笛引出，迟疑不决的华尔兹节奏似乎捕捉到了绿色世界的所有喜悦和新鲜。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96页 -
与施特劳斯那种文字式、叙述式的风格不同，德彪西的音乐光芒闪烁，难以捉摸，他仿效的是印象派的绘画和象征主义的诗歌。象征主义者的信条是：启发，但不说出某件事物。施特劳斯在陈述，而德彪西在启发。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96页 -
这个信念之所以形成，乃是因为此前10到15年间社会各方面的进步，而进步也成为和平运动的来源。科学的长足进步把人类带入了物质财富的新阶段，已做好准备来证明这个19世纪的信念，即人的生活越优裕，就越没有攻击性。……科学使得所有自然现象都变得精确，遵从定律，既然人类的物质世界可以被理解并掌握，那么社会关系为什么不可以呢？ 除了信念以外，恐惧也是和平运动的推动力，人们恐惧的对象正是机械时代释放的能量。机械的能量不断累积，新的技术工具、创造发明接连问世，令人们心神不宁，似乎人们聚集在手中的能量已经超出了他们能够控制的范围；这些能量如果不加以限制，恐怕会逃脱出去，不听将令，反过来毁掉造出它的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2页 -
新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20世纪的三大特点已经十分明显：迅速发展的经济，充满创造活力的艺术，以及沉静的“鼓声，好像睡梦中的噪声”。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70页 -
对于它的反对者而言，《议员薪俸法》意味着政治不再是绅士的职业，所以要比《议会法案》“破坏力更大”。它将带来新型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职业政治家”，奥斯汀·张伯伦抱怨道。……权贵们认为，应当排除金钱上的贪婪，出于公民职责而参与政府工作，这个观点虽然正当，但已经过时，已经被社会的需求所超越，更何况权贵们在维护自身利益时从来没有无私过。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91页 -
对革命更感兴趣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确信自己有管理社会的能力。 就像厚木板上难以弥合的裂痕，社会主义运动中工人和知识分子间的差别也是无法根除的。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被称为工人协会，但事实上从来没有这回事。这一运动虽然代表工人阶级，却并不属于他们，这一直是个根本性的差别。虽然它为工人说话，将工人的需求表达出来，它的目标、信条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制定的，思想、活力和领导层也主要由他们提供。工人阶级不仅是其服务的对象，最终也是其大规模实力的来源，是推翻资本主义必备的工具。工人阶级因此成为英雄，也成了感伤的对象。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99页 -
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般波及甚广的疮痍不可能从一个黄金时代中产生。这么明显的道理，也许我一开始就应该意识到，但我并没有。然而，我确实觉得，那场战争的起源并不像《大国政治》里，伊斯沃尔斯基对艾伦塔尔、爱德华·格雷爵士对普恩加莱所说的那样。历史学家们跟随再保险条约、德奥同盟、三国同盟、摩洛哥危机、巴尔干纷争等一系列蜿蜒曲折的事件，在其中苦心寻找根源。这些研究当然是必要的，我们后来者也非常感激这些学者，但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战争爆发时，俄国外交部长赛奇·萨索诺夫在一系列调查之后终于大喊：“够了！别再罗列年表了！”我是站在他这边的。《大国政治》式的处理办法已经用尽，而且，这种办法也有误导作用，它使我们更容易去相信一个肤浅的幻想：“他们”——爱惹麻烦的政客总是战争的元凶，而“我们”——无辜的群众，仅仅是被诱导、利用的。这种印象是错误的。 “一战”的所谓外交起因只是病人的体温表，它无法告诉我们是什么引起发烧的。要调查根本的原因、深层的力量，我们必须从整个社会体系入手，努力探索是什么在推动着人们。我试图关注社会，而不是国家。强权政治和经济竞争尽管重要，却不是我的课题。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页 -
侯爵夫人一世（好像是索尔兹伯里伯爵一世的祖母？）的肖像画是约书亚·雷诺兹爵士画的。这位侯爵夫人直到85岁去世前仍在打猎。那时已半盲的她被捆在马鞍上，由马夫陪伴， 后者的任务是在马匹接近栅栏时大叫“跳啊，该死的！夫人，跳啊！”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页 -
一年后他的父亲去世，他以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的身份进入了上议院。到了1895年，上述风波（1867年保守党政府拥护赋予城镇工人投票权、使选民人数翻番的第二次改革法案）过去了将近30年，他的原则却一点儿都没变。不相信变化和进步，也不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更好，他致力于以“无情的尖酸”来维持现有的秩序。他认为“头衔原本就是权力的象征，没有权力的头衔是赝品”，因而他坚信，在他有生之年掌管英国时，会抵抗针对当时仍是显而易见的阶级象征的贵族的再次进攻。他对迫近的敌人保持警惕，反抗着即将到来的时代，民主的压力开始包围，但尚未彻底封锁。寇松勋爵形容他是“英国上层与众不同、强壮有力、不可思议、才华横溢却不愿合作的重荷。”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页 -
在常识上不留情面的萧伯纳在费边主义小册子《论无政府主义的不可能》中指出了问题所在。这本书于1893年出版，其后10年内再版多次。他问道：如果人是好的，体制是坏的，如果一旦腐败的体制不再压迫人，人就能变好，那么“令他痛苦呻吟的腐败和压迫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然而， 萧伯纳觉得有必要写下这本小册子，这正是他对理念力量的致敬。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6页 -
此时伦敦的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集中在“自主”俱乐部的俄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等流亡者，还有另一个无政府团体，由生活和工作在东区的犹太人组成，他们贫穷而绝望，出版一份意第绪语报纸《工人之友》，聚集在白教堂一家名叫“国际”的酒吧。而英国的工人阶级对此不怎么感兴趣，个人的暴力行为还是对于斯拉夫人和拉丁人而言更自然些。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1页
作者: Barbara W. Tuchman
副标题: A Portrait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War, 1890-1914
isbn: 0345405013
书名: The Proud Tower
页数: 544
定价: USD 18.00
出版社: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出版年: 1996-8-27
装帧: Paper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