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与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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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掘墓人并非在1931年占领了满洲的日本，而应是在20世纪20年代国内民族主义日益上升的中国。正是这种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时所并未设想到的中国崛起的出现，导致了整个体系的崩塌。这也就解释了西方列强为什么会默许日本在远东的行动，而仅仅在日内瓦会议上对中国表明了道义上的支持。 (查看原文)

  瓶盖 1赞 2015-11-21 22:51:59

• 吉本与花田之间的根本区别关涉到自我的概念。作为一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花田不能给予相当于挑战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以任何意识形态的空间，即承认上层建筑扮演了一种历史角色。花田拒绝考虑自己的战争责任，甚至他声明，作为一个“伪转向者”，他不具有任何此类责任。对吉本来说，这一声明意味着花田只受到了外在力量的影响。因此，鉴于他内在的自我既没有“全心全意地”接受法西斯主义，也没有与战后gcd发生联系，吉本冠以花田“没有自我”之名。这使得花田成为了吉本眼中“转向者中最差的一类人”。吉本对实体的天真坚持使得花田决定直接挑战其合理性，为此自我思想上的基本差别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花田质疑吉本，他那珍贵的内在关注点将如何有助于改变世界：“他假定了一个‘内在世界’的理论。他说的是什么，纸上谈兵会可行？”吉本极其愤怒地回应道：“太平洋战争产生我们所谓贫穷的一代。对这一代人来说，通过不惧死亡来否认自我变成了战后思想的一个议题。”在吉本看来，在花田的诸多罪行中，其中一项是当他安于在战时法西斯主义组织的“东方会”中工作时，他曾经为当局制造自我否定行为的合理性上出过力。在吉本与花田论争的整个过程中，吉本对战时当局所郁积的不满是一股明显的力量，花田被定位为战时当局的化身。吉本与花田争论的第二个关键点与第一个有顺承关系，涉及的是历史的概念化。花田屡次声称他对履行战后责任的承诺，但他的战后开始于“零年”，即1945年8月。吉本对此猛烈反对，他自己声称对战后责任的履行必须被置于一种持续性的时间框架内，以及一种跨战争的语境里。他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将战时与战后维系在一起的时间轴？” (查看原文)

  月瓦戈医生 1赞 2021-04-03 23: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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