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统治世界》的原文摘录
中世纪时市场制度之所以无法想象，是有其确切和充足的理由的，那是对生产本身这一抽象的要素还没有构想出来。中世纪时既没有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者的概念，因此也就没有市场，既没有市场（尽管有许多丰富多彩的当地商业中心和巡回集市），社会就只能按风俗和传统习惯展开活动。由地主们发号施令，生产就按照他们的意旨而盛衰起落。当没有号令可以遵守时，生活就按固有的常规过下去。假使亚当•斯密生存在1400年以前，他就会感到没有必要去创立一个政治经济学理论。 (查看原文 )
the study of economics does not seem to require any specialized gifts of an unusually high order. Is it not, intellectually regarded, a very easy subject compared with the higher branches of philosophy or pure science? (查看原文 )
谈何master-economist must possess a rare combination of gifts. he must be mathematician, historian, statesman, philosophy..... (查看原文 )
如果社会中大部分人们是贫穷和痛苦的，那这个社会就肯定不会繁荣、昌盛。 (查看原文 )
当庄园和教会的法规和一成不变的风俗，像本摊开的书那样明摆着，谁还会去过问供给与需求，成本或价值那些抽象的规律呢？ (查看原文 )
在亚当•斯密时代有个社会改革者，对流浪的贫民主张设一专门机构加以紧闭，他一本正经地提出，可以把这种机构叫作恐怖之屋。这个国家为防止贫困所采取措施中最糟的是，把贫民拘留在他居住的当地，使他依赖救济金勉强过活，这就堵塞了对问题唯一的可能有的解决方法。这并不是说英国的统治阶级都是残酷的，全无心肝的。实际是他们不懂流动劳动力这一概念的作用，劳动力如果是流动的，它就可以按照市场的需要，什么地方有工作，就到什么地方去就业。统治者对待劳动的商业化，就跟对待资本的商业化一样，在每一步上都有错误的看法，都存有戒心，要加以抗拒。 (查看原文 )
新的哲学带来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如何使贫者安于贫困。大都以为，除非使穷苦人永处于穷苦境地，否则就不能指望他在不要索高工资的情况下，诚恳地从事辛苦工作。伯纳德•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8世纪初最精明和最苛毒的社会评论家，写道，“要使社会幸福……，就得让大多数人无知和贫困”。所以当时的重商主义不仅忽视英国廉价的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力，而且还对此表示欣赏。 (查看原文 )
生育控制原来是叫作“新马尔萨斯主义”……实际上，有史以来上流阶级似乎一直在实行生育控制，这是为什么富人愈来愈富，穷人愈来愈多的原因之一。由于英国和西方的财富逐渐增加，穷人就不仅生活得更好，而且他们也学会了如何像富裕阶级那样控制他们子孙的繁殖。
使马尔萨斯语言在西方失效的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是巨大的城市化运动。在农村，孩子是资产，而在城市孩子是负债。于是，经济的考虑加上日益增长的生育控制的只是阻止了可怕的人口爆炸的出现。 (查看原文 )
他的父亲（罗伯特•欧文）说，“亲爱的卡罗琳，当孩子发脾气而哭闹时，就把他放在儿童室中央的地板上，如果他不停止啼哭，千万不要把他抱起来。”“但是亲爱的，他会整个钟头哭下去的。”“那就让他哭。”“这会损害他娇嫩的肺部，恐怕还会引起痉挛。”“我想不会的，无论如何，这总比使他将来成为一个无法管教的孩子好些。人是受环境控制的生物”。 (查看原文 )
所谓“乌托邦”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目的的问题，而是手段上的一个关键。他们（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截然不同，所希望的是使上流社会的成员相信，获得社会改革的最终利益是他们自己。共产主义者讲话的对象是群众，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有必要时主张使用暴力；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了完成他们的计划而向之呼吁的是他们自己的一类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自由思想的中产阶级公民、或者是子啊理智上解放的贵族。即使是罗伯特•欧文，也希望与之相伯仲的大富翁们领会他的见解。 (查看原文 )
他们是很有趣的、并且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困难在于，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人；作为一个人的马克思隐藏在作为一个形象的马克思的厚厚，而恩格斯则在马克思的影子的后面。如我我们按照崇拜的人数来潘多，把马克思看作一个宗教领袖时，就必须把他与基督或穆罕默德并列，而恩格斯这就成为圣保罗或约翰之流。一些学者们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里，以崇拜偶像的态度吟诵这两个人的著作，他们却嘲笑反宗教的博物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已被宣告为圣徒，而他们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却仍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查看原文 )
历史的进程是无视人们的爱好和厌恶的。情况会逐渐变动，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中的阶级也会得到重新安排。财产的分配，就在一片骚动、混乱和极大的洞窟中发生了改变。这样看来，历史无非是，阶级间分配社会财富的不停的斗争。只要社会在技术上有了变动，前已存在的财富分配就难免要收到打击。 (查看原文 )
他（凯恩斯）从事投机时，对内部消息不屑一顾。他曾说过，华尔街的商人如果不去理睬那些内部消息，就不难致富。他自己的法门没有什么别的，只是仔细审查一些资产负债表，此外所凭的是，他自己对金融的广博知识，对于一些人物性格的直觉观感，和关于经商的某种资质。他早晨未起床时，就逐条审阅金融市场上的情报，作出决定，把他要进行的交易通知经纪人，就是这么回事；这样他就可以腾出整天的时间来处理较重要的事项，如有关经济理论的探究。 (查看原文 )
他（凯恩斯）在谈论他的老师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时（他在爱戴中带着爱昵的口气，嘲弄他是个“迂腐的老夫子”）说明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资格：
“学习经济学，似乎不需要有什么高度的特有的天资。从智力上来看，跟哲学或纯科学的一些学科比起来，不是很容易吗？这门学科看起来容易，但是能学得出人头地的却很少！这一难以理解的现象似乎是在于，作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必须具有种种才能的结合，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他必需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需精通的是把他要说的话写下来。他必需善于运用思考力，从一般原则推断出个别现象，在思想奔放中，既要触及抽象的方面，又要触及具体的方面。他必需根据过去，研究现在，推测未来。对人类性格及其风俗习惯的任何方面，他都不应当完全置之度外。他同时必需保持着既不是无所谓而为之，又不是无偏无倚的态度，相隔艺术家那样地头脑清醒和孤芳自赏，然后有时也必需相隔政治家那样地接近尘世环境。" (查看原文 )
…历史记载的只是发展和变化，即杰出人物对惰性的社会大众产生影响的事迹。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能够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才能有所不同，封建社会需要军事天才，市场机制社会需要经济天才，但是，各种类型的杰出人物，对社会的推动作用永远存在。于是，社会各层次的领导者就构成了一个集团，他们处于社会的顶层，领袖人物可以更换，但领导阶层永远在上面。熊彼特写道：“社会的上层，实际就像一家旅店，虽然总是客满，但是客人总换。” (查看原文 )
社会就像一架大马车，它长期地走着“传统”这个下坡路，现在终于在车上安上了内燃机。交易、交易、再交易，利得、利得、再利得，这些活动终于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大得令人吃惊的推动力。
是什么力量强大得足以粉碎一个舒适的、既定的社会，而用这个新的、不受欢迎的社会来代替的呢？
这不是出于单独的某一重大理由。新的生活方式是从旧的方式之内成长起来的，就像蝴蝶孕育在蝶蛹之内一样，当生活的骚动强大到足够的程度时，它就突围而出，把旧结构打得粉碎。造成经济革命的，并不是什么某些重大事故、个别的冒险活动，这一或那一法令或有权威的人物。这是内在成长的一个变化过程。 (查看原文 )
对亚当·斯密说来，组成财富的是社会全体人民所消耗的商品；要注意这里的全体字样，这是对财富的民主、因此也是激进的基本原理。黄金、金银财宝、国王的窖藏，已一去不复返了；商人或农民的特权、制造业行会这些概念，都已成陈迹。我们所处的是现代世界。构成经济生活最终目的的是，每个人所消费的商品和劳务的流量。 (查看原文 )
商业巨头的智能，与实际从事生产机构的那些人的职能，是大相径庭的。商界巨头们在金融上翻云覆雨那一类大胆的狡猾手段，在商品流量方面既起了促进作用，也同样起了滋扰作用。 (查看原文 )
……但是似乎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政治决策将决定经济手段的进程。如果这些决策问题倾向于让市场来解决，这将是一番景象；如果政治的钟摆摆向由国家总管经济事务一方，那么就将是另一番景象。这两种情况都不可预测，政治和经济力量都太复杂。能够预测的只有一点，即这两种解决方式需要以不同的社会意识环境为前提，在特定的环境中，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如果倾向于听凭经济力量的自由选择，那么这个命运攸关的结论就要由个人和市场机制的力量作出，伴随着的将是经济不稳定和道德上的视而不见。如果倾向于计划解决，那么问题的结论将通过政治决策的贯彻来得出，伴随着的将是官僚化趋势和没有效率。在我们试图建立时代的历史逻辑运动模式之前，必须决定选择什么样的社会环境。 (查看原文 )
在大萧条时期，他（Schumpeter）正在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他大步跨进演讲大厅，脱去欧洲式的大氅，向那为之一震的课堂发出他的维也纳口音：“先生们，你们都为大萧条而忧虑，其实大可不必。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萧条是一次很好的冷水浴（Cold douche）。”作为当时感受到震惊的学生中的一员，我可以证实当时听众中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douche”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我们都立刻感觉到，这个奇怪的信息，绝不是凯恩斯主义的。 (查看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