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原文摘录
-
“我认为风俗之良劣，在乎人心之厚薄。自检举风兴，人心之凉薄极矣。”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9页 -
史心者，才学、通识、博大；人心者，善良、悲悯、豁达。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两者得其一，已属难能可贵；而两者兼而有之，则是百年一遇了 。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全书摘录 -
陈寅恪很羡慕朱师辙的归宿。在 1951年送别朱氏择居杭州的诗作中，便与对方有如此相约——“他年上冢之江畔（寅恪先茔在六和塔后牌坊山），更和新诗结后缘”。两年后，陈寅恪咏《次韵和朱少滨癸巳杭州端午之作》，诗中有后来被人引用得比较多的一联：“粤湿燕寒俱所畏，钱唐真合是吾乡。”陈寅恪最后有在杭州归终的打算，恐怕与朱师辙卜居杭州后有一个安逸的余生很有关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全书摘录 -
系里有一位留美博士生曾为陈寅恪读材料抄黑板干了一个多月，竟高兴地说，“能为陈先生读材料真是莫大的荣幸”。这话数年后被用作大批判的材料。 陈寅恪治学的博大精深，论述的缜密与旁征博引，吸引了校内一批教授去听课，出现了教师多于学生的现象。中国高等学府中公认的绝无仅有的对陈寅恪的一个称呼——“教授之教授”，五十年代再次在康乐园流传，其意为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此称呼三十年代已在清华园被传颂。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全书摘录 -
陈寅恪的生活开始形成这样的规律：上午至中午为固定的工作时间，下午休息，晚上为第二天的工作做些准备。 即使在这样刻板的生活中，陈寅恪的人生仍溅出令人惊诧的火花。下午与晚上虽为休息时间，但陈寅恪的大脑仍在高速运转：其一，回忆上午所进行的工作，发现错漏，第二天马上告诉黄萱补正；其二，对第二天要进行的著述谋篇布局；其三，在脑海中搜索以前看过的资料，如有欠缺，便派人查找。在这方面，才有时人“陈寅恪记忆力惊人”的说法。陈要核实所需资料，常常是告诉助手在哪本书哪一页便可找到，结果十有八九如他所言。 真难为了这位旷世奇才。在同一个时期同样从事晚年著述，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此时正不失轻松地与他的助手对着录音机在作人生的回忆与总结。 陈寅恪直到死也没有用上录音机。一为大陆当时很少有民用录音机，二为陈已养成他口述、助手记录的习惯。 但大脑日夜疲劳，也为陈寅恪带来痛苦不堪的烦恼，在晚年他已离不开安眠药。“文革”爆发之初，人们首先对陈寅恪要服食进口安眠药，浪费国家外汇进行“揭发批判”。很多时候，在夜深人静时陈寅恪想好了问题准备第二天告诉黄萱，但一觉醒来又忘记了，又要重新苦思冥想一番。陈寅恪晚年著述之艰，可见一斑。 六十年代初，陈寅恪享受一些副食品的补助，有人认为陈整天在家很清闲，不知陈寅恪是否听到了这些闲话，有天他突然对黄萱说，“其实我的脑子每一分钟都在思考问题”。八十年代后期，已迈入古稀之年的黄萱回首往事时，对陈寅恪的这段学术人生呼为“惊天地，泣鬼神”[ 据黄萱回忆。]。短短六字，蕴含着多少生命的雄伟与悲壮。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全书摘录 -
但历史的沉思。并不因郭氏兴趣转移而划上句号。这两位都无愧于现代中国史学大师称号的学人，他们在研究同一历史题材时所经历的不同遭遇，实令人叹息不已。 陈寅恪考证《再生缘》本末，所引史料与“考据”，主要凭脑海的记忆去检索，然后派助手到学校图书馆借阅，最劳师动众的也不过是请外地的学生帮助提供一些刊本。七年后郭沫若想弄清楚陈端生的一些问题，几乎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如1961年4月，在北京图书馆的协助下，郭沫若在郑振铎捐赠的藏书中找到了一本《再生缘》的“海内孤本”，郭即将其与流行的“道光刊本”核对研究。郭氏文章登出后，全国各地不断有人为郭提供新资料。 历史最容不得假设，但人类对历史做反思时往往最喜欢提出假设。如果陈寅恪拥有同样的研究条件，将会怎样？ 至于郭沫若能够在半年时间不到的情况下，在一家全国学术界最为关心的报纸上，以“排炮”的方式对某一学术问题发表一连串文章，则更是陈寅恪望尘莫及的了。 以陈寅恪的学术地位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他应当有资格拥有最好的条件去做研究，其成果应当引起全社会的注目。但陈寅恪无缘得到这些，他走着一条孤寂的路。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全书摘录 -
11月21日晚，汪籖将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信转交给陈寅恪。“二十二日晨”，陈寅恪即作答复，由唐筼执笔书写，提出了陈寅恪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所谓“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与刘少奇。陈寅恪让唐筼将此两个条件写于纸上，明显地要让汪籖带回北京，以示并非空口无凭。 以后在全国学界暗地里流传的“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列”的说法，便源自1953年11月22日的这个早晨。这一天是星期天。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全书摘录 -
冼、黄一齐劝陈寅恪没有必要这样提，陈寅恪倔强地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走出家门刚一年的黄萱问陈寅恪，“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陈寅恪回答“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 冼玉清再劝陈寅恪不必如此，陈寅恪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全书摘录 -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全书摘录 -
1966年6月10日晚，汪籖在家中自杀，送医不治身亡。时年五十岁。其时文化大革命刚爆发没几天，汪籖之死，留下了一个谜。 在短暂的生命轨迹中，一颗富有才华的星就这样熄灭了。 这只是由无数颗星河中很平常的一颗，其轨迹也无特别曲折与起伏的波澜。但这位被他的学生追述为书生气与名士气兼而有之的学人，显然属于以生命被摧残、精神被摧残作代价，而成为疯狂年代政治祭坛上的第一批祭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全书摘录 -
历史的可笑就在于，当许多人或做义愤填膺状，或作痛心疾首状，或违心检讨、惊惶度日时，大洋彼岸应当为这场运动“负起责任”的被批判者却优哉游哉地过他的闲适日子。当数十万人的命运与“胡适思想”这个名词发生紧密联系时，始作俑者却已失去了能激活思想的生命锐气和朝气。 历史的歧义还在于有不少未被宣扬的内幕。据说，1957年前后，大陆曾派人对在美国的胡适表达这样的意思：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当即回答，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歧义的是政治，还是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全书摘录 -
一些当年的学生，至今仍对陈先生上课的情景作这样的追忆：陈寅恪阐述问题时旁征博引，史料的运用常常是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还不时夹杂着所引史料的数种语言文字，听起来不免有东一句西一句，不知所云之感。太难为了这些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绝大部分人外语尚未过关， 文史基础知识贫乏，陈寅恪的“高谈阔论”，自然无法引起他们的共鸣。也太难为了这位教授，从清华到中大，听他的课而得益良多的也许倒是那些前来旁听的教师。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全书摘录 -
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能获唐筼赠录陈寅恪的诗篇，可见高守真深得唐筼的喜爱与信赖。其时高守真刚满三十岁。年轻的高守真那时还未掂出这份关怀的分量，这三首后来遗失了。 1957年底，陈寅恪向学校表达了希望高守真毕业后能留校当自己助手的愿望。这是继黄萱之后陈寅恪第二次主动提出自己心目中的助手人选。“很难为陈寅恪找到合适的助手”这个难题，终于有望得到解决。 但出乎意料，学校没有同意陈寅恪的请求。这件事从没有张扬过，有权决定此事的人只是极少数，与闻其事者也寥寥。胎死腹中，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即使是高守真本人，对这么一件也许决定人生走向的大事也全然不知。从不张扬，这似乎是陈寅恪的风格，也是一种美德。抗战胜利后陈寅恪重返清华园，王永兴任他的助手。其时王一家住在北京城内，每天城内城外奔波也无怨言。陈寅恪看在眼里，但没有做声。某日，王永兴 忽接到庶务科的通知，说是已为他在清华园安排了房子。王永兴跑去一看，房子很好，甚感惊奇。当时复原后的清华，各路人才涌入，房子相当紧张，王永兴认为这是学校对他特别优待，也没有多问就搬了进去。四十多年后，王偶然从清华大学的旧档案中发现了一封当年陈寅恪写给清华大学校长的信，内容有请帮助解决王永兴的房子问题。四十多年的谜终于解开，欲对恩师痛哭一声“谢谢“也无从倾诉，王永兴惟有在心中无数次地默念着八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这八个字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这八个字也可以看作是陈寅恪一生的概括。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全书摘录 -
但人生的魅力就在于在结局呈现之前，前方总有不少希望的诱惑。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全书摘录 -
1957年6月开始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政治运动，给后世留下的最悲怆影响的，是一网打尽十数万知识界的精英。付出了是数万人的代价固然极沉重，但对历史最深远的影响，还是它打开了政治斗争中凶恶的“潘多拉盒子”，让其幽灵整整盘旋于中国大地二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在现代中国开了政治运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先例，从“阳谋”到“阴谋”的定性，仅仅是几天之隔；从“齐放”“争鸣”到“恶毒攻击”“猖狂进攻”的突然转变，更是在朝夕之间。在以后连串政治斗争及一系列政治人物的升降沉浮中，人们都可以看到“反右斗争”毫无游戏规则的政治变幻。 这是一段思之依然令人不寒而栗的历史。 而事情的起因，似乎不能不提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口号。第一次向中国知识界亮出这个口号的，是1956年5月26日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但在一个月前，毛泽东已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当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双百方针”无疑是毛泽东的杰作。 回溯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即使最鼎盛的朝代，也没有哪一个帝王有如此的气魄，欲建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雄伟的宏图。 毛泽东“双百”理想的源头，似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陈寅恪至死不变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则更多地具有近代西方的人文理想。这样的比较也许很蹩脚，但可以给人启发。按照陆定一在报告中的阐述，“双百方针”就是在学界提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概括言之。就是在追求科学真理时享有“四大自由”。 历史很“宠爱”这段令所有学人都动容的岁月。政策与措施，可以立即生效与贯彻；关怀与照顾，可以立即体现。惟有文化的光扬与对真理的追求，无法在一夜之间重构。在付出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全书摘录 -
在下半年“反右”的狂潮中，学校有少数人一度曾有“可否将陈寅恪划为右派” 的议论，这个打算很快被遏制下去。“不能动陈寅恪”，广东省委给中山大学打了这样的招呼。但在运动的后期，在给所有知识分子排队定政治性质时，陈寅恪还是被排为“中右”层层上报。也许若干年后，后人已不太容易弄清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一时的一些特殊政治术语，尤其是一些秘密使用的术语。人群既划分“左、中、右”，按照大部分人属于中间派的观点，“中”又细分为“中左、中中、中右”三等。依当时的做法，“中右”已到了右派的边缘，其实是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当时又叫做内部控制右派分子。陈寅恪自从被划入“中右” 行列后，到死也未能升为“中中”。与陈寅恪共享“人以群分”同一定性的，还有历史系的刘节。十年后，刘节闻说“造反派”欲斗争陈寅恪，奋然表示愿代替陈寅恪上台挨斗，并视之为一种荣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全书摘录 -
梁方仲的意义还在于，他的“史实”表现了一个真正学人的智慧。在他被树为全校“粉红论”典型时，他曾解释“学术的价值比较有永久性，政治只能解决一时问题”这话的含义，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材，出版至今不下读者千千万万，但出版不到二十年，便要重新改版。《资本论》第一卷读者不及前者多，但出版九十年，虽然也有数次修订，但基本原则却颠仆不破。”数十年前由此不凡的见识，今人读之亦当拍案叫绝。 对于本书的主人公陈寅恪来说，梁方仲最值得称道的一笔，是他从运动开始一直坚持“陈寅恪不能批判”。他是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依然能识辨陈寅恪学术价值的少数人之一。他与刘节成为公开替陈寅恪鸣冤的两个教授，而此时他们正自身难保。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全书摘录 -
十一年前，陈寅恪重返清华校园，第三天便向历史系的雷海宗主任提出开“隋唐史”一课，向中文系提出开“元白诗正史”一课。清华大学体恤陈寅恪的身体，建议其先休息半年再说，陈寅恪一急，脱口而出，“我领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开课。”当年的清华大学。教授级的老师，一般每年要开两门课。“春蚕到死丝方尽”，对于陈寅恪，丝犹未吐尽，心却已死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全书摘录 -
成熟，意味着从容不迫。 1959年历史系的宏图大计，在新春第一个月便作为“改革取得了胜利”的成果被确定下来：一、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史学思想；二、一致认为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近代与现代史的研究”。 这个“成果”被确定得很有气派。若在正常年代，这个“成果”不啻是一个原子弹。因为它意味着对中古史的研究在全国居一流水平的中大历史系，将自动断送这一个一流水平的地位。它更意味着陈寅恪、岑仲勉这些全国极负盛名的隋唐史专家将面临被遣散的命运。 但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年代。没有人对此“成果”表示异议。陈寅恪、岑仲勉等人已被列入准备处理的十一个人之中。今天，已可以说这是一个阴谋，因为它还未来得及实施便被认为“做法是极端错误的”。但历史仍为这个未遂的阴谋不寒而栗。无法想象，陈寅恪等人突然被劝离中山大学，送到博物馆等机构（原计划如此）安置时，中国史学界会面临何等的尴尬！ 陈寅恪并不知晓他差点被处理掉。很多普通的生命永远都不知道曾无数次被幕后操纵着命运，到死也不知。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悲剧，但所有人都不能幸免。 成熟，还意味着学生也能当先生，资产阶级的阵地应当被重新占领过来。全国高校刮起了重新编写教学大纲、重新编写教学讲义之风。重新编写意味着对传统的历史讲授法加以彻底的否定，也意味着历史必须为现实服务。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中众多事件被阴谋家随心所欲地篡改，甚至数千年前的历史也要因为阴谋家的政治服务而被肆意地阉割，不知道是不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史学界可以随心所欲地重新编写历史教材中获得灵感的？岁月流逝，篡改历史的阴谋家最终一个个逐渐露出了原型，而史学界重新编写历史教材则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笑柄。 笑话一，开始人们尚有理智，师生齐动手，一般订了半年到一年的计划。但没几天，认为太保守，将编写时间缩短一半。再过几天，“形势喜人，形势逼人”认为新计划同属保守，再将时间缩短一半。最后，只用了几十天时间...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全书摘录 -
周扬这样回忆：“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后。一九五九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一九五八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全书摘录
作者: 陆键东
副标题: 修订本
isbn: 710804501X
书名: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页数: 511
定价: 42.00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3-6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