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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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许多麻风院在清末数十年运作尚佳，因为有政府定期的资助和保留了一定自主权的病人捐助的钱而能自给，至少使一些麻风病患不用流落街头传统的麻风院依靠下列几个方面：联系紧密的社区，它关注每个居民的健康状况，无论其贫富；政府信任的麻风头，他们一直对当地病情了如指掌，充任政府和社区之间的中间人；默许一定程度的贿路，它被视为把制度维持下去的一种自然的恶（ natural evil）。这项制度也基于麻风病是不治之症的看法，其主要目标是不让最箱糕的传染影响社区，为贫困的麻风病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和医护资源。 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民族主义者不愿接受这样一种制度的前是。肖先，他们不信任地方的中间人，因为他们很可能可以归类为腐败、封建的土豪劣绅（如第三章中所述的晚清戏剧中的疯头）；任何形式的腐败都被视为封建时代的特征而不能被容忍，崭新中国的重建应该立基于全新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它们不能复制旧制度，国家应该干预并直接管理它创造的所有新制度。此外，麻风病无药可救的假设是无法接受的。现代的身体，只要妥善规训，应该可以由现代、科学的西方医学治愈。 首先，系统地隔离所有病人在技术是不可能的，因为处于麻风病早期的病人难以辨识，而且他们会躲藏起来，以免被隔离，这样就增加了隐蔽的传染的危险；其次，整个政策是中国背负不起的沉重经济包袱，因为麻风病人主要来自农村地区，数量庞大；第三，麻风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有传染性，门诊治疗，尤其是早期和麻风病例最多的农村地区的门诊治疗应该是国家政策的重点。他建议中国政府效仿印度的模式改革目前的政策，训练农村的教师或看护，为早期的麻风病人提供简单的医疗，认为只有处于麻风病晚期的病人才需要隔离。 放弃隔离政策，代之以对门诊治疗的强调，对广大中国人来说，可能代表着难以置信地退回到了想象中致使麻风病疯狂蔓延的过去的混乱局面，而对国家而言，这暗示着它没有能力维持现代、科学... (查看原文)

  客尘 3赞 2020-03-14 20:37:12

• 面对帝国主义的威胁，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不可避免地使健康、卫生和医学问题成为民族主义者议程上的主要问题。正是在此语境之下，我们才可以分析中国人民如何成为生物医学的臣民。因此，新的身份不是由强大的殖民国家和下属代理机构促成的，如在印度、朝鲜、菲律宾，或许甚至是英属非洲那样。源于19世纪的殖民主义的三个元素的相互作用，形塑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性的构建：软弱的本土政府；精英分子关于彻底西化的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话语；经常有效抵制西化话语的对本国（帝国）历史深刻、普遍的记忆。目前的研究强调的是最后一个元素：丰富厚重的历史——它们大多通过文献传承，以及由强健、鲜活传统的对医药卫生的普遍认识与信仰，它们强化了中国人在近代全球疾病控制的故事中的能动性。 不像日本，它有强大的现代政府和有效兼收并蓄的西化议事日程，而且保持种族纯洁的诉求与强大国族的建设交织在一起，中国不仅受制于其政治和经济上的衰弱，也受到复杂的民族构成、理想化近代生物医学体制建设的庞大规模的制约。在基于“殖民医学”的帝国政权的建设上，日本和欧洲的经历有许多相似性，最近对中国台湾、朝鲜和满洲的研究揭示了日本殖民经历对其生物医学帝国建立的影响。毕竟，日本是以欧洲为样板的殖民国家。另一方面，虽然具有相对的自主权，精英们有志在科学与民主的基础上建立全盘西化的政权，中国依然不仅受到各种“弱点”的阻碍，也为其自身牢固的传统和社会现实所阻，其选择不可避免地有异于日本以及亚洲和其他地方不同的被殖民国家。 (查看原文)

  肉肉 2赞 2014-04-15 14: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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