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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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集权的容忍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种国家治理逻辑与西方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原理，存在内在的冲突性。 “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这是一个十分痛苦的结论，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找到其他的抉择。 两个永恒主题，分权与均富。历代经济治理往往落入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的闭环逻辑。 三个特殊战场，指国有经济、土地及金融业。金融业开放是市场自由化的最关键性战役。国有银行利用政策手段获得惊人暴利，民间不满在吴英案可见一斑。“千开放，万开放，不如让我办银行”，民营银行的再度归来应可以期待。未来十五至二十年，制造业的出口能力、城市化红利、内需消费的井喷及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全民运气，都为改革打开一扇不小的“时间窗口”。 四股新势力：互联网、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 观察与分析工具： 四大利益集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层、有产阶层。 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中央地方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控制模式、精英控制模式及宏观经济制度模式，呈现为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34页 -
在经济史，乃至整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变法都是一个转折点，在变法之前是一个中国人，变法之后是另外一个中国。这场变法持续到第57年，北宋就灭亡了。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是一个敢于攻击别人的国家。变法以后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一个更愿意闭关锁国的国家，甚至国民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以外，其他三项都出现在宋朝。宋代的工商业非常发达，经济和企业制度方面的创新也很多，有很多新鲜的事物最早出现在宋代：中国最早的股份公司，最早的一批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期货贸易，纸币，人口第一次超过一个亿。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7页 -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个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此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改革望而却步。他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表明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理论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宋朝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法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所以说，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你就是——稳定。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7页 -
顺治五年，就是清兵入关第五年，清廷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其一，生员不得言事；其二，不得立盟结社；其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国以往的碑都是树立的，只有这块碑是卧立的，读的时候要俯首弯腰，如果不遵从，那就可能“一卧不起”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3页 -
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唯一的来源是税赋，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或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学派都无分歧。卡尔·马克思就曾言，“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即便在当代的制度经济学理论中，这一认识也未有改变。道格拉斯·诺斯认为，政府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在西方的法治意识中，从来强调公民的纳税人角色，从14世纪开始，“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个理念在法国和英国似乎都牢固地确立了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特别是在美国，商店直接把商品价格与消费税分列出来，让你买一杯咖啡都意识到自己在纳税。可是在中国，统治者更愿意“寓税于价”。陈寅恪曾说中国的统治术中有“诈术”的成分在里面，管仲那句“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便是最好的印证。 “管仲变法”之后，中国的政府收人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衍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在这种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政府则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这种制度一日形成，民营企业集群就被间夹其中，进退失措，成为被博弈的对象。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迄今未变，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 -
群儒反对国营化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 二是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我现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用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三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他们的权势大于朝廷重臣，他们的富足一点也不逊色于范蠡之辈。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2页 -
在国有资本集团空前强大的同时，民营资本集团出现疲软之势，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撤出，或用于奢侈消费，或用于投机牟利，有产者阶层出现了移民潮。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理由为“不安全、不方便、不幸福”，另外，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3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显示，对当前经济仅有25%的企业家“非常有信心”，三年前为56%。在一个连续四年保持全球经济增长第一的国家里，竟有超过七成的企业主对经济前景缺少信心而欲离开，这是一个需要警惕的事实。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95页 -
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是均衡地发生在地球的每一个地方，相反，它只出现在少数的两到三个地方，这些地方所呈现的景象代表了那个时期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9页 -
两汉时期，“世界时间”确乎是在西方的罗马城和东方的西安、洛阳。公元6世纪之后，中国“独享”世界时间长达一千年之久。从13世纪开始，西方的进步声浪越来越响，到18世纪，“世界时间”的钟摆彻底离开了中国。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9页 -
从中华文化来讲，宋代是巅峰时期，陈寅格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李约瑟总结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是西汉时期，其他三项都是蒂熟于宋朝。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7页 -
徐润、郑观应等人成为第一批因体制冲突而“牺牲”的“国营企业经理人” 在百年现代化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六次重要的“国进民退”事件，1884年的轮船招商局事件乃是第一起。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43页 -
2006年，民营企业家、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撰文描述了民营企业的生存之道——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 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搭桥； 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格局，以自身的专业能力和严格管理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 ——与1945年荣德生的写给政府的信，前后呼应。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5页 -
国有经济，被认定为中央集权和政权稳定的经济、政治保证， 而民营经济则承担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就业的职责。 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之中无法得到合理调配，最终造成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不合理...... 2012年3月，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温家宝总理提出改革中“两个毫不动摇”—— 1、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2、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7页 -
一般而言，集权者用以鼓噪民心的理由大抵有四个：抵御外国侵略、防止地方割据、反贪反腐、反对贫富不均。汉武帝搞改革的口号是保家卫国，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顺乎当时的民心，为改革争取到了强大的舆论支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1页 -
中国与欧洲在早期都是从部落制进化到到了城邦制，东方的春秋战国正与西方的古希腊同期。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毕达哥拉斯正在意大利南部传授几何学；孟子出生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是一位12岁的翩翩少年。公元前359年，东方发生了第一次重要的集权式变法——商鞅变法，西方则在公元前336年出现了亚历山大帝国。汉武帝（前156-前87年）进行中央集权制度的试验时，西方的凯撒大帝（前102-前44年）也让高度集权的帝制替代了共和制。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东西方世界出现了双峰并耸的、大一统的大汉王朝与罗马帝国。公元184年，汉帝国陷入内乱，之后进入了将近四百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罗马帝国也在外族侵略下分崩瓦解。之后，东西方历史突然开始了“大分流”。中国在公元589年重新实现了统一，从此再也没有长期分裂过。而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时期，便再也没有统一过，尽管在1999年出现了欧元，实现了货币意义上的“统一”，可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欧元的存废又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魏斐德的问题正是：“在世界上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起来呢？”…… 魏斐德给出的答案很简洁，但在我看来却像手术刀一样精准，他说，“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 统一是一种宿命般、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 任何选择都有代价，统一也不例外。若将这个汉字组合拆解开来，“统”者“归总”，“一”者“划一”，这个词的背后隐隐约约地站立着三个让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集权、独裁、专制。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页 -
为什么在明清，治国者的思想变得保守了呢？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对制度创新的畏惧。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得体制内的创新动力和勇气彻底丧失，之后南宋偏安一百多年，紧接着是蒙古人铁血统治九十八年，以至于明朝建立的时候，汉族统治者有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已经不敢再进行扩张，对于他们来说，“稳定压倒一切”。黄仁宇就说：“从一开始，明太祖朱元璋主要关心的是建立和永远保持一种政治现状，他不关心经济的发展………就明人关心的问题来说，虽然认为中国向来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须保持其农业特征，不能兼容并包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①中国的封建王朝对外不再寻求领土扩张，也不需要外来人，一个亿的内需市场已经足够。同时出于安全的考虑，明朝政府非常想把自已的国土与世界隔离起来，将大陆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降到最低程度。因而，这后来的五百年，基本就是从“稳定压倒一切”到“稳定压垮一切”的过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四大基本制度的恶质化 -
再次，在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上，进一步强化和神圣化了科举制。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君君臣臣”的儒家学说以外，什么都不要去想、不准去想。顺治五年，就是清兵人关第五年，清廷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其一，生员不得言事；其二，不得立盟结社；其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放。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国以往的碑都是树立的，只有这块碑是卧立的，读的时候要俯首弯腰，如果不遵从，那就可能“一卧不起”了。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兴文字狱，使得天下文人战战兢兢，俱成“精神上的侏儒”。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四大基本制度的恶质化 -
商鞅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充足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这当然就是“反智”和“愚民”了。 商鞅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然而却并非没有效尤者一他们尽管再不敢像商鞅这样说得直白、干得决绝，但有两个理念从来不曾放弃：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留存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也是最大的善政。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强国逻辑：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 -
秦灭亡之后，商鞅在后世的名声非常之差。商鞅却又如同一个神秘的“黑色幽灵”，飘荡在每一个庙堂之上和治国者的心里。他的施政手段虽然暴烈，但真正达到了强盛国家和统一天下的目标，被证明是有效果的和成功的。苏轼在批评商鞅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 客观地说，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态，甚至，以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他的基本治国理念顽强地延续了下来，核心理念被众多独裁者所沿袭。在中国的统治术里，貌似水火不容的儒家、法家其实谁也没有淘汰谁，在很多朝代，实际上呈现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便论证道，中国的皇朝体制有着一个“自相矛盾”的运行规律：儒教君主制的基础恰恰是反儒教的法家原则。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也论证道，儒家到西汉董仲舒时已出现“法家化的倾向”，此后“它几乎贯穿了全部中国政治史”。法家的“不允许思想”与儒家的“只能有一种思想”，本质上都是要“统一思想”。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毛泽东：“百代都行秦政法” -
你若问：历代经济变革，其基本的衍变逻辑是什么？我可以提供一副六字对联加以说明：上联——“发展是硬道理”；下联——“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名言都出自20世纪末的大改革家邓小平之口。一言以蔽之，就是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史。 历史从未走出这副对联。发展经济必须放活民间，实现繁荣，而繁荣日久，地方势力就会坐大，商人就会骄纵，中央权威就会受到挑战。此时，便需要进行集权式的变革，加强中央权威和控制力，可是如此势必会削减地方，侵蚀民间，造成生产力的下降，最终仍然会导致政权新一轮的不稳定。至此执政者面临考验：是任由矛盾激化，还是再度放权让利，促使经济复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讲 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作者: 吴晓波
isbn: 7308116263
书名: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页数: 246
定价: 42.00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3-8-1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