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原文摘录
卡尔·马克思对市场竞争结果的态度，当然不会像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对市场经济那么友善；但此处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也还是从系统互动的角度去分析市场经济，而不是从意志选择的角度去分析，即使当经济精英比如资本家们做出选择的时候，马克思也不用“意志”因素去分析这些选择。马克思说过：“竞争”创造的经济结果是“完全独立于资本家的意志的”。例如，在马克思看来，当一种成本更低的新技术能够让一位资本家降低其价格时，这种技术在与其相竞争的资本家中的扩散就能够迫使这位资本家去降低价格。
……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早在苏联建立的很久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预见到了价格由政府制定而不是由供需决定的经济后果，尽管苏联政府宣称其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当马克思1847年的著作《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再版时，马克思在其中否定了政府定价，恩格斯在为其所写的导读中也清晰阐明了这一问题。恩格斯指出，价格波动“迫使个体商品生产者认识到：其所在社会需要什么商品以及需要多少数量”。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机制，生产者就很难得知他应该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数量。恩格斯还说道：“我们有什么保证来使每种产品都以其必需的数量生产而不是生产过多；有什么保证来让我们不至于一方面缺乏谷物和肉类，另一方面却渍在甜菜糖堆里，或者因为过量供应的马铃薯酒而醉醺醺，我们也不致一面裸着身体没有裤子穿，同时却被滚滚而来的无数裤子纽扣所淹没。”在这一点上，一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另一边是其他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观点，双方仅有的区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过经济学，而其他人通常没有研究过。
经济学上的一种强调意志的观点，使知识阶层能够像政治家和其他人那样将经济学戏剧化，例如用“贪婪”解释高价格，用缺乏“同情”来解释低工资。虽然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构想的内容，但是一种左派的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足以解释这种... (查看原文 )
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经济一无所知，这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经济零和观；在这种零和观念下，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所获得的利益，就正好反映了其他个人或集体的相应损失。根据哈罗德·拉斯基的说法，“资本的利润和劳动力的酬劳，在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双方是在分割一个总数，而每一方所希望得到的，都超出另一方所愿意付出的。” (查看原文 )
至于从这两种极权主义运动和自由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和区别来看，或者从它们二者与保守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和区别来看，这两种极权主义的议程和那些左派的议程有着非常多的相似性，这要比极权主义和大多数保守主义的相似性多得多。举例来说，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或德国纳粹主义的议程中都有如下条目：1）对工资和工作小时数的政府控制；2）对富人的高额税收；3）政府设定的利润率限制；4）对老年人的政府关怀；5）降低了对宗教功用的强调，降低了家庭在个人或社会决策中的影响力；6）政府占据了改良人们本性的角色，通常这种改良开始于儿童早期。这最后一条极为鲁莽大胆的计划，至少从18世纪开始就已经成为左派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民主主义者中的左派和极权主义者中的左派都是如此。
……
左派的构想中包含着一种代理性的决策制定，即由那些被认为不仅具有更高明的知识而且具有更充足知识的代理人来制定决策，无论这些代理人是政治领袖、专家、法官，还是其他什么人。这种代理性的决策制定，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政治左派的共同构想，无论是极端左派还是温和左派；同时这也是极权主义者的共同构想……
……
各种极权主义运动者与民主党左派的基本假设之间的相似性，在20世纪20年代里就被民主国家左派的领导人自己公开承认。那时墨索里尼在西方民主国家中被知识分子广泛追捧，而希特勒甚至在左派杰出知识分子中也拥有其崇拜者。直到30年代墨索里尼展开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以及希特勒开始在国内推进暴虐的反犹主义、在国外展开军事侵略后，这些极权主义体系才为国际社会所唾弃，也才为左派所谴责。但从那以后，极权主义就被描绘为“右翼”。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激进作家林肯·斯蒂芬斯积极正面地描述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就像他曾经同样积极正面地写过关于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更著名的作品一样。他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杰出美国激进主义或进步主义作家。一直到1932年，著名的小说家和费边主义社会主... (查看原文 )
要理解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我们必须超越他们的辞令，或者超越他们的批判，而转向他们所显示出来的偏好。
我们如何能够找到某人的目标和优先选择？一种方式可能是去关注他们说了些什么。但是外在的语言确实并不总是能够准确反映内在的思想。此外，即使是人们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也并不总是反映在他们实际的行为中。对自己或他人清晰言说的目标、偏好和优先选择，并不是总能与实际所做出的选择相一致，尤其是当其与真实世界中所提供的选择互相冲突时。一个人可能主观上认为清理草坪要比看电视重要得多。但是如果最后他被发现每周日复一日地在电视屏幕前花费数个小时，而此时野草已经疯长到满草坪都是了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暴露了他的偏好。他的个人优先选择的精确指示器是他的偏好，而不是他所说的话或他对自己的看法。
知识分子的实际行动所显示的偏好是什么？这些被显示的偏好如何与他们的辞令相比较？知识分子公开宣称的信念，是以他们对他人的关心为中心的，特别是对穷人、少数族裔和“社会正义”的关心，以及对保护濒危物种和拯救环境等等的关心。他们的修辞是如此为人们所熟知、如此的无所不在，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必详尽列举。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知识阶层所显露出来的偏好是什么？
“无意的后果”这一说法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因为有这么多的政策和计划要去使不太好的境况变好，但最终却让境况变得更糟，这就不再可能仍旧将好的意图本身，看作是好结果的自动预兆。任何人，只要其首要的关注是去改善比较差的情况，那么他就将在获得了几十年“始料未及的”负面经验之后，看到这两种并存的需要：人们不仅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将好意图贯彻到政策和计划中去，也应该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搜寻那些政策和计划的实际后果的相关答案。
此外，任何人，只要其首要关注是改善不幸者的境遇，那么他都应该随时留心那些越出知识分子构想的其他因素。当那些因素已经在经验中被发现能够促进那些不幸者的福利，他就应该善于接受... (查看原文 )
这种灌输最早在小学时就已经开始了：小学生们被鼓励甚至被要求就争议性问题写作文，有时候他们也被鼓励或被要求去就这种争议性问题，给政府官员写信。最根本性的问题在于，这种灌输过程让学生们习惯了仅仅在听取一面之词之后，就去在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上采取某种片面立场。此外，学生们被训练出这样的习惯：只发泄他们的情感，而不去分析相互冲突的证据、解析相互冲突的论点。简单来讲，他们被导向接受预先包装好的结论，而不愿用智力武装自己的头脑以便得出自己的结论，包括得出不同于他们老师的结论。在大学里，所有学术研究机构都在致力于某种预先包装好的结论——无论是关于种族问题的还是关于环境或其他问题的，以黑人、妇女或环境研究这一类名目。这些“研究”中几乎不包含什么相互冲突的观念和相互冲突的证据，这更像是出于意识形态标准可能会有的要求，而不像是出于教育标准的要求。 (查看原文 )
任何人，只要其首要关注是改善不幸者的境遇，那么他都应该随时留心那些越出知识分子构想的其他因素。当那些因素已经在经验中被发现能够促进那些不幸者的福利，他就应该善于接受这些因素，即使这些因素是在知识阶层所设想的方案之外，或者甚至与知识阶层的信念或构想相违背。简单说来，人们应去区分如下情况：是否知识阶层所表达的对于不幸者的福利的关注，真的主要代表了对这些不幸者的关注？还是知识阶层只是将不幸者作为批判社会的手段，或是寻求自身的社会，政治或道德权威的方法之一？验证这些不同情况的方法之一，就是去看知识分子为促进他们的构想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由此就能看到他们泄露出来的真实倾向。同时也要与下面的内容相比较，即知识分子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用于仔细检查：1）在其观念之下所做事情的实际后果，2）在其观念之外甚至与其观念相悖的情形下所带给不幸者的福利。
…
制定之际，知识阶层要证明自己道德高尚的目标就已然达成，那么在这之后社会“圣战”就能够转移到其他问题上去了。知识阶层中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人）显露出来的倾向，实际就是要表明他们道德的高尚。
在审视知识分子对某些能够促使穷人境况带来改善的事情的反应时，同样会看到，因为在这些改善中所涉及的政策或情境，并不能显示出“道德高尚”的知识阶层与邪恶力量的较量，所以知识阶层往往对这些改善漠然置之。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经济政策下，几千万印度人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到了印度的官方贫困线以上。而中国在更早就开始实施了类似的政策，之后，每个月都会新增加一百万脱贫人口。毫无疑问，任何关心不幸者命运的人都应该很想知道，这些极为可喜的进展，何以能够在数量极为巨大的贫困人口中发生？了解了其中的原因，也就知晓了相似进展如何能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取得。但是，在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方面的这些激动人心的增长以及其他一些改善，从根本上来讲，是以更多财富... (查看原文 )
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每个人想要的东西合计起来要超过现有的总量，没有这一点的话就不会有经济学。如果世上的东西并非有限的，那我们就是生活在任何东西都取之不尽的伊甸园里，而不是生活于一种资源有限而需求无限的经济环境中。正是因为这种内在的短缺——无论那一特定经济体系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还是封建主义的，或其他等等，每种经济系统不仅仅组织生产和分配产出，就其本质来说，它也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防止人们的需求被完全满足。亦即它必须传达短缺感，因为没有这种短缺感也就没有了经济学的关键意义。甚至即便在一个其本身并没有造成短缺的特定的经济中，也需传达这种短缺感。 (查看原文 )
流行于当代知识分子中的构想，其最核心的信念就是：社会中存在着由现有机制所制造出来的“问题”，而知识分子能够研究出针对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既是一个社会构想，又是一个对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角色的构想。简单来说，知识分子不单单自视为精英，因为从消极的意义上看，大地主、食利者或各种身居高位却无所作为之人，也可以算作精英；知识分子还将自身视作圣人般的精英，即自视为负有这种使命的人——要去领导社会其他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多个方面都堪称知识分子的典范，尤其当他在做出如下论断——“当前糟糕的教育”和“糟糕的社会安排”是人类达致普遍幸福的“唯一真正障碍”——时，更是清晰地表现出了他的这个特点。更有甚者，穆勒把知识阶层看作是“一个国家中最文明、最具有智力能力的人”，是“不断思考的心灵”以及“最好的和最智慧的”，是引领社会迈向更美好世界的向导；知识阶层因其社会向导的角色，而承担着“在思想和感受力方面领先于社会”的使命。知识分子领导者的深刻洞见，能够把人们从不必要的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早已是知识阶层所自我认可的角色，无论是在穆勒那个时代之前还是之后。
让–雅克·卢梭的著名论断“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总结了“被圣化的构想”（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的核心理念，即社会机制是人类不幸福的根本原因。这也表明了一个事实：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远远不同于我们想要看到的世界。在这种构想中，压迫、贫穷、非正义和战争，全都是现存机制的产物，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改变这些社会机制，这又会继而要求改变这些社会机制背后的理念。简单来讲，社会弊病在根本上是智识的、道德的问题，而知识分子完全有能力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因为他们拥有伟大的知识和洞察力，他们也不会让经济利益来蒙蔽自己的心灵从而偏爱现存秩序，他们总是能够凭着良心说... (查看原文 )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构想，其不同之处不仅表现在持有某种构想的人们相信什么存在、认为什么是可能的，而且也表现在什么才是持有某种构想的人们认为有必要去加以说明的。对那些持有圣化构想的人来说，正是贫穷、犯罪、战争和非正义这些弊病才是需要被解释的。而对那些持有悲观构想的人来说，繁荣、法律、和平、我们所达到的如此这般的正义等，反而才是不仅要求说明而且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权衡和牺牲的——仅仅将其保留在现有水平上就需要不断地努力，更不要说日复一日地去促进正义，使其不断增强。……
悲观构想，就是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类的从零开始的构想，它并不把任何文明的既得收益视为理所当然。这种悲观构想也并不去假设我们能够从已经拥有的文明开始，仅仅在现有文明上添加成就，而在每一步变革时都不用顾虑：这些改进是否毁坏了那些我们既有的安宁幸福，也毁坏了这些安宁幸福所依赖的特别过程和原则。这种悲观构想也不假设那些通过社会机制传递给我们的令人烦恼的限制，诸如从价格到污名的各种内容，是由那些社会机制自身所引发的。总而言之，这种悲观构想不去假设任何未经验证的理论，那些理论与现实中的机构和实践站在相同的立足点上，但现实中这些机构和实践的长期存在，就展现了其在现实世界中的生存能力——无论现实中缺乏多少能够被想象为一个更好世界的各种因素。正如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爱泼斯坦教授所说：“对人类制度的研究，总是一种对最可容忍的不完美制度的研究。”
这两种构想从根本上是不相同的，这不仅仅表现于它们如何看待世界，而且也表现于那些相信这些构想的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如果你碰巧信奉自由市场、司法克制、传统价值以及悲观构想的其他特征，那么你就正好是相信自由市场、司法克制以及传统价值的人。这些信念并不会带来个人的自我提升或自我抬高。但是赞成“社会正义”和“拯救环境”，或者站在“反战”立场上所带来的个人性内容，就要比关于经验事实的一系列信念多出许... (查看原文 )
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事物就是“对我们最可容忍的不完美的事物的追求”
如果你不同意某位右派人士的观点，他就很可能会把你视为愚钝的、错误的、傻里傻气的笨蛋。如果你不同意某位左派人士，他更有可能觉得你自私、背信弃义、麻木不仁，甚至视你为邪恶者。
这个世界上已经发生的坏事中，有一半是由那些想感觉到自身重要性的人所做的。他们并不是有意去做坏事-----坏事并没有吸引他们。他们或者看不到所做之事的坏处，或者虽然看到却为其辩护，因为他们完全被吸引到为追求自我感觉良好而进行的无穷斗争中去了。
“权利”一词，正如其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而非在法律意义上）被使用的那样，不反映任何形式的双向同意，无论是在个体当中，还是在企业或国家之间。
但这里所辩论的，并不是什么才是实际的可能性，而是什么做法才是具有逻辑或经验的基础。宣称某事物具有道德基础而不对其提供任何细节，就仅仅在宣称某些人感觉应该如此。
这些现象再次说明，这些主张并非出于原则，而是出于态度。 (查看原文 )
乔治·奥维尔曾经说过：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会有某个知识分子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那些理念。在这方面，20世纪知识分子的记录尤其令人震惊。在20世纪，几乎没有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缺乏知识分子支持者；这些独裁者不仅拥有自己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拥有自己国家之外的民主国家内的知识分子支持者；因为在那些民主国家里，人们可以自由表达其思想。在西方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有各自的崇拜者、捍卫者和辩护者，尽管存在着这些事实：这些独裁者中的每个人最终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屠杀过本国人民，更甚于之前的专制政权。 (查看原文 )
把自己称作“进步主义者”的人，不仅声称他们支持变革，而且断言他们所支持的变革就是有益的变革，即那就是进步。但是倡导其他变革的人也同样主张自己的变革是为了实现更好的事情。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是他们自己所认定的“进步主义者”。某些人会把他们自己想象成格外地喜欢进步，但这不仅是另一个自我吹捧的例子，而且也是一个努力逃避证明的例子。他们逃避用证据和分析来证明，他们所具体倡导的变革在哪里以及为什么最终将比别人所倡导的变革带来更好的结果。包括约翰·杜威在内的许多自称为“进步主义者”的人，不但没有去证明他们自身，而且还将倡导其他变革的人统统拒斥为“现状的辩护者”。 (查看原文 )
知识阶层经常把人们区分成两类：一类是支持“变革”的人，另一类是支持现状的人。……
正如前文所说，即使像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这样标志性的“保守主义”人物，也会主张与现存体制或现在社会极端不同的政策。再没有比《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更完全建立于悲观构想之上的著作了，然而这本著作的作者们不仅反叛了英国殖民统治，而且创建了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一种与当时流行于世的各种独裁政府极为不同的政府形式。如果要把这些人称作现状的维护者，那便是完全把词汇与事实相割裂。
在18世纪的英国，埃德蒙·伯克和亚当·斯密是他们那代人中持有悲观构想者中的巅峰人物。伯克和斯密都主张给予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以自由，而不赞成为保住这些殖民地而发动战争，正如英国政府所做的那样。伯克和斯密的这些主张是一种何等剧烈的变革。同样他们也都反对奴隶制，而当时的西方世界中只有极少人持有这样的立场，而在非西方世界中则全然没有人能够具有这些远见。伯克为让奴隶自由而制定了计划，并给他们提供了财产，以让他们顺利开始作为自由人的生活。亚当·斯密则不仅反对奴隶制，而且还对这样的理论极其蔑视：美国的黑人奴隶相比那些奴役他们的白人来说是低等人。
把那些持有悲观构想者称为现状的捍卫者，这是一个足以打败显而易见之事实的王牌辞令技巧。那些自视为“有理智的人”的这种回避批评的取巧方式，从18世纪一直到今天都不曾受到过挑战，构想和辞令的力量将思想幽闭，这是一个令人警醒的讯号。
更普遍来讲，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是否会有许多个体（如果有任何个体的话）能够完全满意于他们所在的社会中的所有政策和体制，这一点很值得怀疑。简而言之，每个人实际上都会喜欢某些变革。任何关于人们之间种种区别的准确而合理的讨论，都会伴随着对支持或者反对某个特定变革的特定理由的分析和证明，比如，哪些人会喜欢哪些变革，为什么喜欢，等等。所有这些，都被那... (查看原文 )
对机械领域、医疗领域和科学领域中的教授们来说，社会大众对他们的终端产品有着自发性的需求。与之相比，对社会学家、语言学家或历史学家的终端产品的无论何种需求，则主要来自于教育机构，或者来自于知识分子自己创造出来的需求。并且无论对知识分子终端产品的需求是什么，这些需求大都会让知识分子超出其所在的学术专业去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而行事，即去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或者因那些他们声称所发现的可怕危险而对社会提出警示。
……一般公众以各种非志愿的方式为知识分子的收入做出贡献——作为纳税人，他们支持了学校、大学和各种各样的其他研究机构及项目，不仅资助知识分子，也资助了艺术事业。社会中其他那些对心智能力要求很高的职业，比如说工程师，其终端产品始终面临着巨大的自发性需求，例如社会对于飞机、计算机或者建筑等产品的自发性需求。但是对于终端产品为理念的知识分子来讲，社会却很少会对其产品有这种自发性需求。对知识分子们来说，他们可以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既不重要也不显著，除非他们为自己创造出这样一个既重要又显著的角色来。
很难再有什么其他机制比这样一组激励和约束因素更能起到这种功效：诱使那些具有极高智力的人，去说出一些过度概括性的、过分鲁莽的观点，或者甚至是去做一些堪称愚蠢的事情。这些愚蠢而危险的事情，我们在本书中已经提到过不少。……
如果伯特兰·罗素没有成为过公共知识分子，也没有在一些他并无资质的事情上发出过那些引人关注的评论，那么除了职业哲学家和数学家以外，还有谁会知道他呢？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昆虫学家保罗·埃利希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同样的情况。这些人在自己的领域内具有很高地位，但他们要想获得普通公众的关注，却只有超出他们的专业领域、去对他们能力之外的事情做出含糊其词但却引人注意的评论，才有可能如愿。他们在自身专业之外的问题上妄加评判，未必就证明了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南郭先生，只是由于他们在某个领域的... (查看原文 )
知识分子关于世界的错误信念并非随机的错误。在实践中，他们的错误理解或错误塑造，促进了一个“有严重缺陷的社会”的整体构想的形成，这一问题社会亟须政治干预以实现知识分子中的流行构想。知识分子关于全社会的全面声明的基础之一，就是把人们想象成抽象的人，不具有明确的、具体的特征，而那些特征却是生活于真实世界中的有血有肉的人身上必然会有的特征。比如说，如果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抽象的人，那么知识分子对于经济不平等的无比强烈的偏见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一来，尽管个人或群体在他们的经济地位或其他成果方面呈现出不同，却不必理会导致这些不同的原因。抽象的人能被直接统计成数据，比如家庭、家人、家庭的支柱收入等等。但人们根本不去关注，是否这些统计范畴包含了相似的人，或者甚至是否包含了同样数量的人？或者其样本中的人是否在年龄上有很大差别？更不用说去区分以下这些具体的情形了：他们是否正在工作？他们是否就是在不同时间里的同一范畴内的同样人群？
抽象的人能够做到“不朽”，而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不可能做到。于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撰写过研究“二战”后新缔造的捷克国家的著作，其中他说道，捷克将其关于境内种族群体的政策设计成“纠正社会不正义”和“改正17世纪的历史性错误”，但这种提法根本不顾这样的事实：17世纪的有血有肉的实实在在的人，早已归天；要把这些亡故之人在很早以前犯下的错误加以纠正，这超出了人力所能控制的范畴。许多相同的推理在21世纪的美国知识分子中继续保持其意识形态的力量——当他们说到“白人”、“黑人”时，如同在说能够跨越时间的抽象物，上面还带有需要修正的、几个世纪之久的老问题。当知识分子如是言说时，他们根本不像是在说那种有血有肉的、会将其罪过及苦难带入坟墓之中的人。
……
当真实人们的真正差别被指出或被纳入到对行动或政策的考虑中时，知识分子动辄宣称这些差别仅仅是“观念上的”或者是“刻板印象”。这个浮泛结论... (查看原文 )
知识分子在很长时间里都在努力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把维系一个社会团结的纽带变得日益松弛。他们设法把人们早已经自行做出的群体分类，代之以知识分子发明的、强加于大众的群体分类。比如说，家庭纽带、宗教纽带和爱国主义纽带长期以来都被知识分子视为可疑的或有害的，而知识分子新创造的纽带，比如阶级纽带或者更新近创造的“性属（gender）纽带”，已经被当作既是更道德的、又是更重要的概念而加以运用。
工人阶级大团结曾经是左派知识分子中极为时髦的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持有这种观念的知识分子是一次冲击，因为他们曾经坚决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绝不会对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发动战争。知识分子之所以会这么想，大概是因为他们坚信国家并没有阶级重要。正如在其他案例中所显示的那样，知识分子并不会费心费力地亲自去发现：是否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真的会持有那种观点。简单说来，阶级优先于国家的这一构想与其他圣化构想高度相似，都被当作一个应当大声宣告的公理，而不是被当成一个有待验证的假设。
……
知识分子可能会真诚地相信他们自己所说的信念，但是那些信念的背后通常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更重要的是那些信念也不会面临任何验证。在知识阶层的某个理念或政策被采纳之后，他们几乎从来不去关注随后的问题：什么方面作为结果已经变得更好？经常发生的事情倒是：情况明显变得更糟。但这时候知识分子的辞令技巧又派上了用处，他们会宣称那些证据并不能表明任何事情，因为并不一定是他们所采取的那些举措导致事情变得更糟的。知识分子提醒人们不要事后追究这并没错，但他们很少去做的却是：当他们的理念已然被运用到现实中后，他们在宣称其理念促进事情向更好方向转变时，也很少承担起举证责任来对此加以证明。
在知识阶层的影响下，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变成这样：以敬慕来回报那些违反了其自身规范、将社会搅乱成不和谐碎片的人。知识分子诋毁他们自己社会的历史或现存缺陷，除... (查看原文 )
评判标准上的纯粹内部原则最大也是最具社会危险性的问题在于：以这种标准进行的检验，很容易变成与来自外部真实世界的信息反馈完全隔绝的检验，而成为在自己的验证方法中进行循环论证的检验。一个新的观念看上去是否正确要取决于某人已经信奉的理念。如果对某人来说，其仅有的外部验证就是共他人所信奉的変时那么一切就取决于他所面对的那些其他人是谁了。如果他们仅仅是一般而的志趣相同者，那么对于某个特定新观念的群体共识就取决于这个群体已经普遍信奉的理念，而根本不需要考虑那种理念在外部世界中的经验有效性。
(查看原文 )
许多知识分子具备非常好的天赋、受过非常好的训练，足以进行逻辑严密的论证，并能够很好地运用经验证据去分析对手的观点；虽然如此，他们却不一定那样去做，而可能会用辞令技巧来逃避结构化的论证和经验证据、提升他们的许多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观点。……
与“对手不值一提”的预设相关联的是这一预设：某些论点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过分简单”。但这一点并不是作为反向证明或反向论证的一个结论，而是其本身就被当作一种反向证明或反向论证。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辩论技巧，然而它在逻辑上可能是有问题的。这个辩论技巧为知识分子预先抢占了一个高地而不用给出任何实质性理由。这种辩论技巧暗示了更为复杂的说明，具有更强的逻辑一致性或经验有效性，但它并不对此予以证明。
一个论点可能比另外一个更简单，并不能说明两个论点中的哪一个所得出的结论会更多地被经验证明为有效。当然，许多物理现象是通过事实证据来说明的。例如，太阳落在了地平线上，这是通过“地球是圆的”这一论点来进行说明的，这个论点要比起“扁平地球学会”（Flat Earth Society）的成员对同一现象更为复杂的说明简单许多。对显而易见的事物的遁词，反而会变得非常复杂。
在一个说明能够被看成是“过分”简单之前，它首先一定是错误的。但是常见的事实却是：一些解释因为看来太简单，结果简单就成为了显示它自身为错的理由的替代品。举个例子，当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奥利·阿申费尔特教授在预言某种酿制葡萄酒的价格时，仅仅孤立地基于种植季节的天气统计数据来做判断，连去品尝一下这种葡萄酒或者去咨询一下品尝过酒的专家都没有。因此，阿申费尔特的方法被品酒行家们拒斥为过分简单，其中一人更是称其方法是“不言自明的愚蠢”。然而最终结果却是，阿申费尔特的预测要比那些葡萄酒专家的预测得到更多的应验。
只有在某个方法已被证明为错误之后，将其称之为“过分简单”才是合法的。否则的话就很不合理，因为简单的... (查看原文 )
尽管“intellectual”一词作为名词（“知识分子”）时，专门用来特指一些从事某种特定职业的人，但它作为形容词（“智慧的，聪明的”）时，则用来指示一种标准和成就。这些标准可以作为知识分子职业中大多数人的实际行为特征，但也可能与这一职业中人们的实际行为没有什么相关性。
客气点来说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对他们各自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和事件进行评价时，并不总是展现出智力标准。知识分子自身对于智力标准的违背，反倒一再显示出“intellectual”一词的名词性义项和形容词性义项之间的区别，而这正好是他们想要混淆的。以下这些明显不合逻辑的案例都有违智力标准：将个案视为趋势（例如认为资本主义把工人变得更穷，好像他们之前倒更富裕似的），以及“单独一国的国际比较”（the one-country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例如李斯特·梭罗教授曾在说到失业问题时宣称：美国是工业国家中最“糟糕的”，但他在这样评价时，却只单独引述了美国的失业问题，而忽视在西欧及其他国家中失业问题逐渐恶化的情形。知识分子对智力标准的一种最常见的违背就是：给不同的观点扣上某种情绪性帽子，如扣上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排外情绪等等帽子，而不是去理性地回应别人的论点。
无论如何，在“intellectual”一词的名词性含义和形容词性含义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困惑，以至于那些对知识分子行为提出批评的人，要么被看成是对智力方面的努力怀有敌意的人，要么被看成是不能够欣赏智力过程或智力成果的人。理查·赫夫斯台特荣获了普利策奖的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延续了这种困惑，这既体现在其书名上，也体现在其内容中。在这本书中，批评知识分子的人被描述为展现出“整个民族对于思想的不敬”，或者被描绘为“不喜欢专家和行家”的人。甚至阿德莱·史蒂文森这个徒有知识分子形象的人在选举中的落败，也被拉塞尔·雅各... (查看原文 )
毫无疑问，那些掌握着泰坦尼克号的人，拥有比普通人多得多的远洋航行方面的各种专门知识；可就当时的灾难性后果来说，最关键的知识却是“特殊的冰山偶然会出现在特定夜晚”这样的平凡知识 (查看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