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忘书

无限循环😭，好想他，好多次都想删除所有联系方式，最后还是决定舍不得，再给自己一个最后的期限，12.25之后、

更多的讽刺型作品则是带着一种小市民的“拿肉麻当有趣”的病态心理，在那里毫无目标、毫无内容地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或嘲弄别人，或嘲弄自己。

到了清人《红楼梦》中的宝黛爱情，已经是作为封建主义的叛逆出现的了。这种建立在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生活道路的、摆脱了世俗功利的、用人类创造的所有精神财富充实起来的坚贞的爱情，已经大大超越了那个时代，也超出了市民文艺的范畴，展现出一种新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曙光。

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哀伤，我就不虚此生。 不再孤单 十三年过去，我终于明白死亡的意义。对我如此重要的人，我再活多少年，心也始终停留在他走的那一天，不能往前挪动一步。 那是一种永在 梁左先生在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曾在《青春》等刊物发表短篇小说多篇；1986年开始相声研究和创作，和姜昆等多位名家合作，推出《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特大新闻》《小偷公司》等多部脍炙人口的相声名段。 一个像他这么优秀的人，内心世界蕴藏的东西是我们旁人无法想象的，有些也是我们难以体察和理解的。 初次见面的记忆 “要将思想从表达的方式上解放出来，让思想与表达之间没有任何障碍，才有真正的思想存在。” 二 他说人老了的特征不在保守而在维新 他在潘家园市场买了本解放初期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日记，他准备根据这个日记写一部长篇，那里面有很多肺腑之言，掌握得当，能改变一代人的认识；他还有一个小说构思，跟《红楼梦》和红学家有关，听他讲已经很乖谬了，写出来一定是超讽刺。这两本小说都是一听想法就对，也适合他发挥的东西，写出来就占一席之地。我劝他，写吧，相声你也祸害了，情景喜剧你也是头牌，该往我们小说里搅和搅和了。他美滋滋地说，真的，全瞧我啦？他对虚荣有一种孩子似的喜爱，拍《临时家庭》投资方非要他做导演，一劝他就去了。我问他你导吗，他说我给他们说戏，不说哪成啊。蔡明说，他在现场就爱听人家管他叫“导演”，一听就绷不住，闭着嘴张着俩鼻孔往外偷乐。 闲了半年，每天愁眉苦脸，昨天一万字了，今天只剩下三百。我说你就用刘震云那法子，先往下蹚，最后一块儿改，这么弄，一个自然段就能改一年。 写剧本和写小说是两种活法，一个直通欢场一个自断尘缘。 灭鼠记 俗话说‘打倒官倒，从大到小，铲除腐败，从里到外’ 张三是学习过的人，知道大家鼠生下来就是大家鼠，小家鼠长大了仍是小家鼠，绝不能自己变来变去 当我们老了 鲁迅写过几篇文章，从头发说到牙齿，从牙齿说到胡须，有人嘲讽他：再这么说下去，就该说到屁股了。鲁迅感叹道，中国人在别的事情上想象力倒还有限，唯独一涉及人体，怎么就会那么浮想联翩地一直想下去！譬如人家洗了脸洗了胳膊洗了手，他就想到下面该洗屁股了；譬如外国妇女闹解放除去了面纱，他就想到再解放下去她们就该光着屁股上街了…… 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其实，也用不了一千遍，有个三遍五遍就差不多了。我被妻子吓了几回，就坚信自己是迟早要“猝死”的，于是早早做了安排——就为死后给妻子、给家人、给领导、给群众留个好印象。 后来想想又有点儿可笑。古人云，“死后原知万事空”，人都死了，贾宝玉所谓“化灰化烟”了，还要考虑给别人留什么好印象！后来想想又有点儿不甘心。奥林匹克精神：重在参与。大千世界，气象万千；祖国建设，沧海桑田。而“化灰化烟”之后，这一切竟都与我无关了，这怎么可以呢！ 月光如水静我心。 古有闺秀诗，今有流行歌，异曲同工，都是为了青春的宣泄。 青春期与更年期一样，都是人生的一种不正常状态，直说了就是一种“病态” 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 美国一家杂志曾统计过世界上最幸福的十种人，排名第一的是“劳累了一天之后，正在给婴儿洗澡的母亲”，以下还有“在海滩上专心致志搭城堡的孩子”、“月光下第一次互诉衷肠的情人”等等，而这些幸福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享受的，或者说，每个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都是快乐而自由的。 也曾纯情 “知慕少艾” 至于日常的行政工作，我和小珊也很久不能适应，我说我一看公文就头疼，小珊说她一看报表就眼晕。经过领导的批评教育，我们总算弄明白了“我是革命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和“我是革命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拧”的道理，明白了办公室就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战斗岗位犹如工人的车间农民的田野战士的哨位，更明白了一纸公文重千斤万一出了差错将给国家带来重大损失也给个人带来重大影响，因而工作起来更不敢马虎。

“痴儿了却公家事”“又得浮生半日闲” “一个青年在二十五岁结婚以后就再也没有爱上别的女人，庸俗到了何等程度啊！” 就这几位大腕儿 马先生是相声前辈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他念过私立高中，在今天恐怕要相当于大专了。因而他的相声别具一格，按行话说就是“文哏”用得特别多，也就是说很有现代意义上的幽默色彩，有些包袱简直难为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领导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 第一次听到侯宝林的相声是在插队的时候，说来荒唐，竟是从“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对华广播中听到的。那时“四人帮”尚未倒台，国内风云变幻，我们几个知青收工回来关严门窗，围坐在老乡家的炕头上“偷听敌台”，本来想听到些政治方面的消息，没想到听到的居然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夜行记》！ 马季师承于侯宝林先生，同时也从郭启儒、刘宝瑞、郭全保等相声名家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对传统相声手法和技巧的烂熟于胸，以及在创作中的运用自如，令相声界的许多同行叹为观止。 我近来的相声创作与姜昆合作，马季是姜昆的老师，且师生关系相当密切，照理我也应当常有机会向他请教的。 还有一次一位香港朋友再三再四地要请我们吃饭，我们因为应酬多，没有答应。正好有一天在吃饭时间路过他开的一家商店，我提议进去看看，若他死留我们就把这顿饭吃了算了，省得拂了他的好意。马老师带我们进了商店，那位香港朋友很热情：“哎哟，是马先生呀，稀客稀客，你们几位吃过饭了吗？”我想这下麻烦了。若说吃了吧，万一香港人实诚，必要另约时间；若说没吃吧，你吃饭时间上这儿来，这不明摆着让人家请你吗？还是马老师回答得体：“啊，我们不忙。” 姜昆也跟我说过类似的例子。他说有一次在马老师家做客，一位年轻客人自告奋勇到厨房为大家烧水，他粗手笨脚地进了厨房以后，就听里面锅碗瓢盆一阵乱响，也不知道碰翻了什么，于是马季在客厅里大声问他：“嘿，逮着了吗？”这也属于那种越琢磨越可乐的包袱——烧水怎么弄出逮猫狗的动静来！ 《爱你没商量》中的方波有一句台词，把“王朔的小说梁左的相声”归入到“雅人看了嫌俗俗人看了嫌雅”的三流作品。 你要小心这世上的坏人，他们都憋着教你学好，好由着他们自己使坏！ 写小说的王朔，在我看来，是继鲁迅之后，向根深蒂固的“国民性”或称“民族劣根性”继续发动进攻的作家群中的一员。继承鲁迅的大有人在，但真能击中要害、打到痛处的并不多，王朔就是这“并不多”中的一位佼佼者。鲁迅的讽刺是沉痛的，王朔的调侃是轻松的；鲁迅面对的是五千年的沉重历史，王朔面对的是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有时追溯历史也只到本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鲁迅以他的博大精深使广大知识分子成为其作品的知音，王朔以他的幽默洒脱为自己的作品赢得了更多的普通劳动人民读者…… 我们连资产阶级的文艺都容忍了——如今哪个少男少女不崇拜着港台的歌星影星？我们连封建主义的文艺都容忍了——从唐诗到宋词，从京剧到昆曲，不仅抢救还要振兴。我们甚至连奴隶社会、原始社会的文艺也都容忍了——偶然发现个什么还要当作宝贝。我们为什么就单单容不下一个王朔？ 话说相声 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可以有多种标志——比如电影艺术以《水浇园丁》《工厂大门》的出现为标志，电视艺术则以电视接收机的发明为标志——但所有的标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明确的主题：这种艺术形式脱离其他艺术形式而独立存在了。正是鉴于这种理解，我们把相声的历史压缩在一百五十年左右，最多不超过二百年。 在当今的文艺舞台上，相声这种传统的、民族的艺术形式还能够与喜剧小品、通俗歌曲相抗衡，或称三足鼎立，或称三大支柱，究其原因，唯其在“传统”中她相对年轻，在“民族”中她相对开放——相声中那种强烈的反差，荒诞的手法，夸张的变形，思想的大幅度跳跃，语言的自由组合程度，尤其是那种完全打破了“第四堵墙”的表演形式，应当说是相当现代的乃至欧化的。 的确，传统相声中有不少以讽刺见长的具有一定人民性的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如讽刺封建统治阶级的《连升三级》《日遭三险》《属牛》《君臣斗》（这类作品大都是单口相声，与民间故事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如讽刺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行》《大审案》《哏政部》《关公战秦琼》；

——如讽刺不良社会风气和落后现象的《化蜡杄》《打牌论》《大相面》《巧嘴媒婆》；——如讽刺吹牛皮、说大话等小市民心理和习气的《窝瓜镖》《开粥厂》《捉放曹》《扒马褂》等等。 如同恩格斯把巴尔扎克当作整个的法国历史，列宁把托尔斯泰当作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中国封建社会的衰亡史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全部传统相声作品当作一部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市民（主要是北方，尤其是下层）社会的百科全书。 相声的真正意义上的革新工作，在50年代，主要是由以侯宝林、马三立为代表的老一辈相声表演艺术家们进行的，也得到了老舍、罗常培等专家学者们的大力帮助。 通过革新，使传统相声在内容上得到净化，在艺术上进一步完善，由过去的撂地艺术登上了大雅之堂。例如《阴阳五行》，例如《改行》，例如《婚姻与迷信》，例如《关公战秦琼》，都是在那一时期涌现的经过改编而焕然一新的优秀作品。

反映生活面较广的一篇《虎口遐想》，撇开其象征意义不谈，作品通过一个青年人在危难关头的心理活动，反映了当今青年对现实社会的理解，以及他们的生活追求和处世态度。影响较大的一篇《特大新闻》，通过一条“天安门广场要改自由市场”的小道消息的传播，反映出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强烈冲击下，人们那种兴奋、惊讶、惶恐不安、失了法度的心理状态，作品对当前我国社会的思想观念、道德标准、价值尺度的变化十分敏感，所提出的问题是当时中国从上到下都普遍关心、公认存在、并各自有一套前程规划。 这六年来，我和姜昆为春节晚会写了六段相声，自1987年开始依次是：《虎口遐想》《电梯奇遇》《捕风捉影》《学唱歌》《着急》和今年的《美丽畅想曲》。从观众的反映来看，《虎口遐想》最受欢迎，其次是《学唱歌》（曾被评为当年最受观众喜爱的晚会节目）, 《电梯奇遇》和《着急》也还不错，比较有非议的就是《捕风捉影》和《美丽畅想曲》了。 首先，我们是否对文艺作品赋予太重的责任？可以兴邦，可以安民，可以团结教育，可以打击消灭……我不否认在历史上曾有一些文艺作品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比如《汤姆叔叔小屋》就推动过美国的南北战争，比如《撒旦的诗篇》就曾震动过整个阿拉伯世界，比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比如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但那毕竟离不开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环境，毕竟还不能算作普遍的艺术规律，若要求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有偌大的作用，就有些强人所难了。文艺就是文艺，不能被别的东西所代替，也不能代替别的东西。说到曲艺、相声，受其篇幅、形式的限制，其作用比起其他文艺作品来可能还要更小一些。 假如我们老老实实地尊重相声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老老实实地把群众性、通俗性、娱乐性摆到应有的位置，那么春节晚会上的相声恐怕会比现在更好一些。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旋律，每个时代的文艺也都有自己的主旋律。不管作家本人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他的作品都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都只能是构成这个时代文艺旋律的音符，无数位作家，无数篇作品加在一起，就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艺的主旋律——所以，主旋律是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自然形成的，而并非是由什么人登高一呼就立刻出现的。 年初见到美学家王朝闻先生，谈起《编辑部的故事》，他说：有一集写了一个不好的小保姆，还要陪衬一个好的小保姆，可见作者用心良苦啊！他老先生不知道我们写相声的用心比这还要良苦得多，非把一段锋芒毕露的相声磨得八面玲珑不可。 我的事业也是在家乡起步的。我的第一篇小说就发表在南京的《青春》杂志上，题目叫《中学时代的朋友》，那年我二十岁，正在北大读书。那篇小说与相声一点儿也不沾边儿，是一篇地地道道的纯情小说，高晓声曾撰文说它“别具一格”，能使人产生许多“美好的回忆” 后来《青春》又发过我的《大荒山纪实》《决战前夕》《家庭会议》等作品，可就有点“幽默”的意思了。我开始写相声以后就告别了小说，告别之作也是在《青春》上发表的，题目叫作《大海边有一个小姑娘》，先别说内容，单看这题目，你就知道该有多么的“纯情”啦！ 人是名人，事是大事 中央台“四大撰稿”之一的阎肃和“四小撰稿”之一的任卫新 如果说，1983年是春节晚会的一个良好开端，那么，1984年就是春节晚会大获成功的一年了，并从此奠定了春节晚会的崇高地位 1985年新春刚过，首都各大报刊，全国各大报刊，新闻版，文艺版，专家撰文，读者来信，几乎万炮齐轰，都对准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最后的结果也是史无前例。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向全国人民深刻反省，许多人至今还记得播音员那沉痛的声音——……整个晚会拖沓、松散，追求形式，华而不实，某些节目格调不高，某些即席讲话很不得体，晚会广告过多，还发售了赞助纪念券。凡此种种，引起观众不满是理所当然的。为此，我台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 1986年的春节晚会果然大获全胜，不仅社会各界一致赞扬，连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也表态说：今年春节晚会是成功的，党中央是满意的。 ——从这年起，中央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同志开始过问每年春节晚会的筹备工作。 “年年难过年年过，事事无成事事成。” 明星们对参加晚会好像失去了往日的激情，演出的节目只要不“伤腕儿”（破坏名声）就谢天谢地了，很少看到过去那种为了一句台词跟导演争得面红耳赤的情景，也很少听说谁再为了一个音符半夜三更地去敲作曲家的门了。 只是很少有人再像过去那样一到家就心急火燎地四处挂电话，再三再四地征询别人对自己当晚演出的意见了。 1989年，还曾大胆设想在零点钟声以后请邓小平同志亲自向全国人民拜年，而且经过再三考虑，只为他设计了一句台词——“我以一个中国老人的身份，给大家拜年！” 1990年登峰造极，竟然真把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双双请来晚会现场，由他们讲了几句拜年话，博了个满堂彩。 “新闻联播年年都有点儿雷同，一月开门红，二月迎新春，三月学雷锋，四月悼先烈，五一颂劳动，六一唱儿童……” 我爱我家 乌鸦落到猪身上，您光看见人家黑看不见自己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