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 / 布朗肖

对我们产生威胁，同时又对我们有用的，与其说是理性(reason)，不如说是理性观念的各种形式。……而这些理性化进程正在刑罚系统、医疗系统，甚至是教育系统中运行着，并发生着效用。 严格的空间划分，要求身体服从于搜查、拆分，以及——如果有需要的话——重新组合。 全景监狱显示了“完全可见性”所具有的绝对权力。 从中，既培养出了最伟大的圣徒，又造就了死不悔改的罪犯。 他在已知或蓄意无知的事件区域里胡乱闲逛，熟练挑拣，以便提醒我们，一切客观知识都值得怀疑，而且，主体性一类的托辞全是虚幻的。 我充分意识到，除了虚构作品以外，我什么也没有写过。 对于权力话题——不是最高统治者、独裁领域行使的权力，而是来自底层、来自社会实体深处，从局部、流动、短暂（有时是微小的）的力量（这些力量自我编排为强有力的同质体，它们的聚合赋予了自身霸权地位）中派生出的权力，福柯从来不曾解释得如此清晰。 在阴影的疏忽中对光芒的靠近。这靠近，直到它发现光芒本身只是疏忽、一个纯粹的与黑暗一样的外界，而黑暗，像被吹熄的蜡烛，驱散了它吸引的疏忽的热忱。 法律不是行为的原则或内部规定。它是包裹行动的边界，由此把这些行动从所有的内在性那里消除。 包围着行动的空虚把行动的奇异变成宇宙单调乏味的灰色，并且在它们周围打开了忧虑、不满、热情倍增的空间。 一旦把内在性从自身中引诱出来，一种外界就会清空这个内在性通常隐退的地方，并剥夺内在性退隐的可能性：一种形式出现，这种形式脱去了它身份的内在性，掏空它，把它分成不相重合的孪生形象，剥夺它说我的直接权利，并且让它的话语和讲话竞争，这讲话即不可调和的回音和否定。 同性恋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重新打开了爱和关系的虚拟性，这不是通过同性恋内在的某些性质达到的，而是由于其“倾斜的”立场。由于这一立场，它就能在社会肌体上划出一条斜线，使这些虚拟性呈现在大家面前。

布朗肖過著隱居而隔絕的生活，就像他一再在他的書中所表達的那樣，他賦予了沉默、孤獨和距離以獨特的價值。

友誼，這種沒有依據、沒有故事情節的關係，然而，所有生命的樸實都進入其中，這種友誼以通過對共同未知的承認的方式進行，因此它不允許我們談論我們的朋友，我們只能與他們對話，不能把他們做為我們談話（文章）的話題，即使在理解活動之中，他們對我們言說也始終維持一種無限的距離，哪怕關係再為要好，這種距離是一種根本的分離，在這個基礎上，那分離逐成為一種聯繫。－－布朗肖

布朗肖是對這種漫長而根深蒂固的友誼觀念的一個拒絕，他扭轉了友誼討論的方向：友誼不是無限地接近。相反，友誼就是不見面，就是保持距離，就是對距離和差異的刻意維護，就是朋友之間的沉默以對。

這種友誼不存在“私交”。這就是布朗肖所說的“知識友誼”。但是，這種友誼從不輕易地說出來，這種友誼需要以沉默德方式來維護，對這種友誼的言說和宣稱，不是對它的肯定，而是對它的損耗。

外界思想（the thought of outside)

這個趨勢的隱蔽開端是薩德和荷爾德林。他們針對的對象是康德和黑格爾的內在化思想。

語言不是證實人的存在，不是人的發聲，不是人的顯赫在場的標誌，恰好相反，語言表明了人的沉默和缺席。

沒有反思，只有遺忘；沒有矛盾，只有抹擦性的爭論；沒有和解，只有不斷的低吟；沒有語言整體的艱難征服中的心智，只有無窮無盡的外界的侵蝕；沒有最終使自己真相大白的真理，只有始終已經開始的語言的溪流和傷悲。－－米歇爾 福柯

沒有人希望鏡子裡映出陌生人來——從鏡子中他看到的不是自己的影像，而是一個自己渴望成為的人。

假如有人想說多元性的存在意味著整體不存在，那麼，話語實踐就好比同時即是單數又是複數的原子。

據結構主義稱，每一門學科都受形式法則（formal laws)的規範；這些形式法則一方面與歷史變遷不相容，另一方面，其興衰又與歷史變遷息息相關，那麼，這些法則究竟是怎樣的呢？它是歷史先驗知識(historical a Priori) 和形式先驗知識 (formal a priori) 構成的一塊不純合金。

語言無須人們創建，因為它就是創建者。－－海德格爾

集團無意識是一切話語和歷史的基礎，是一種“前話語旨意” (prediscursive provindence) －－其主導例證在於：不管是創造性的還是毀滅性的，我們都不得不轉化為個人意義。

福柯提出了事件 (event)、系列 (series)、規範性 (regularity) 和可能性狀況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等概念，打算依次使用，對抗那些在他看來一直主宰著傳統思想史的原則。其中，事件對抗創造 (creation)；系列對抗整體 (unity)；規範性對抗本原性 (originality)；可能性狀況對抗意義 (meaning)，也即被埋藏起來的隱含意義的寶藏。

屍檢工作的意義在於，一旦瘟疫結束，它可以防止人們流浪（“無產者”所享有的自由流動的權利），甚至杜絕人口消失——這一點，不管以什麼形式出現，直至今天仍是受到禁止的。假如說底比斯城的瘟疫是由俄狄浦斯的亂倫引起的，那麼，從譜系學的角度看，精神分析所獲的榮譽不過是瘟疫肆虐多年後留下的一點影響而已。

統治權出身微賤，它並非源於實用，而是源於消費；而它所倚仗的更為邪惡的組織原則就更不必提了——它力圖使血緣的象徵性永存，而這正好給當代種族主義提供了依據。

十八世紀似乎讓我們產生了對新自由的嚮往——一切都朝著有利的方向發展。然而，新自由的基礎，“下層土壤” (subsoil) 並沒有改變；就的“下層土壤”仍然存留與有紀律又規訓的社會之內——在這個社會中，統治權力即使飛速膨脹，它也會進行自我掩飾。我們一直比以往更加屈從。只是，這屈從不再是粗魯野蠻的，相反，它變得微妙起來。從這種屈從 (subjection) 中，我們得出了光榮的結論，我們是主體 (subject)，是自由的主體，可以將欺騙性權力顯現出的紛繁多樣的模式轉化為知識。可以說，只要我們遺忘了權力的超驗性，我們就會進行這種轉化工作；而且，我們還會用各種規律以及合理的進程取代上帝造人的法則。而這些規律一旦令我們厭倦，它們就會向我們顯示，它們來源與人類的——但又是異常恐怖的——官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