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在魏源的政治性著作中，一个始终存在的主题，是全国性政治生活（national polity）的合法性边界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地方社区中适合于参与全国性政治的那一部分作出界定的问题。在中国，要划定这一边界从来便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这是因为，在中国帝制时代，同政治权力的分布相比较，受教育者的分布——或更准确地说，文人身份的分布——要广泛得多。 这当然不是一种仅仅在中国才存在的现象。然而，这一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自帝制时代之初起，文人们在接受教育时便将考虑政治问题当作自己的天职。而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精英分子的政治使命感中，从来就包含着一种对于全国性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于政府品质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遍兴趣。 然而，中国帝制时代官僚机构的狭窄性，又使得文人当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才能实际参与各级政府的运作。这就是中国教育体制的矛盾之所在：精英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亦即关于国家利益以及全国性统治合法性的历史理论基础的那部分，是要培养人们对于一些相关议题的关切，然而，国家却又希望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排除在这些议题之外。当某人被排除在官场之外时，他或许可以用一种道貌岸然或吹毛求疵的方式，表示这是因为自己不愿意为某一个腐败或缺乏合法性的政权服务。然而，当国家像19世纪和20世纪的情势那样受到外来侵略或内部叛乱的威胁时，文人们再要袖手旁观的话就困难得多了。

一位有着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

从表面上看，魏源“文人问政”思想和设计的要旨在于扩大文人中流问政参政的范围，基本上没有涉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所包涵的全民政治参与并以此产生权力制衡的政治机制的内容（他还认为，“下士”是没有资格问政的）。那么，为何在孔飞力看来，这种扩大文人问政范围及途径的想法同“现代国家”构建是相通的？关键在于，在一个国家与社会都处于大变动的时代，真知灼见不可能只为权势力量所垄断，广开言路不仅是一切真正的历史进步的起始点，也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获取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才可能形成具有深层次合法性的关于社会进步及现代性构建的共识，甚至打开通向“公民社会”的一扇门户。在这里，不禁令我们想起了与魏源同时代的龚自珍的警世名言：“万马齐喑究可哀”。

既出于对“党争”的顾虑、更出于一种自己同国家及体制本为一体的认同感，魏源关于政治参与和竞争的设想从一开始便以这将使得国家和体制获得改善和加强为前提和目标。他一再强调，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争论，不仅不会造成国家权力（包括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与功能）的削弱，反而有助于产生“一个更有活力、也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一个能够更为有效地处理各种内忧外患的国家”。归根结蒂，政治参与的扩大不是一个关乎正义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助于国家有效性的加强”的问题。与此相关，“威权政治非但不应当受到削弱，反而应当得到加强”。但鉴于政治参与的前提是广开言路，则其要旨显然又不应局限于国家权力的加强，而更应着眼于国家合法性的加强。说到底，即便是威权政治也是需要强力以外的合法性的支撑的。

【史华慈】在美国及西方中国研究学界，史华慈是公认的思想大家，有着宏大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极为深刻的人文关怀。孔飞力1978年回哈佛任教，在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史氏的大力推荐。史氏写于上世纪40年代末的博士论文及以此为基础修改后发表于50年代初的第一本书，是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研究。当时，一方面美国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在二次大战后达到了历史的新高点，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革命在东方高歌猛进并同逐步高涨的非殖民化运动结合起来，又对美国以及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统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美国社会中，则出现了以麦卡锡主义肆虐为标志的政治歇斯底里现象。史氏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并无特别的同情之心，但从他的知识关怀出发，却希望对之做出符合理性及体现知性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作为活生生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人类经验案例，而在史华慈看来，诸如此类案例的最终知识意义在于，“人类在文化和历史突变上的一切经验，都在人生条件的悲惨渺小和辉煌宏大上体现出了自己的相关意义”。

魏源这一代人，是信奉“经世”哲学的一代。这一代人的“根本性议程”的特点，在于他们为变革所提出的建议是从“以史为鉴”开始的，他们巧妙地以产生于中国内部的价值观、而不是以来自于外部的价值观，来为这样的议程辩护。

不论地位高低，文人们都有过诵读诗书的经历，而渗透在诗书文本的字里行间的，则是公民法则和善政良治的基本精神。

每一代人所要应对的，是从先前继承下来、但又同他们所处时代相适应的根本性问题。

到19世纪中叶，“通晓经典的文人”的总数也许达到了三百万，也就是占当时总人口的不到百分之一。在所有通晓经典的文人中，每万人中仅有8人能够成为进士。而在整个清代 （1644—1911），在全部考生中，最后能通过各级考试的人数比例为0.1%。

魏源把主要的问题提出来了：国家应如何通过让文人们更为热诚地承担责任以及更为广泛地参与政治，从而在国家变得更加富有生气的同时，也使得威权统治得到加强。

《诗经》更具有超越性的意义；它的“微言大义”之处，在于它能够改变处于颓废与冷漠状态的精英阶层的自我意识。

魏源对此已有定见：平民百姓除了成为统治的对象，并没有其他适当的政治作用可起，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完全是传统的。

顾炎武有一段名言“大官多者，其世衰；小官多者，其世盛。”

政治竞争和由此而产生的派系斗争只会导致对于公共利益的损害，只有正常的政府机构才能阻止精英阶层作为一个整体为追求私利而非法行使权力，也只有统治集团的上层才有可能保持必要的客观性，以防止行政机制作为一个整体从事追求私利或派系利益的目标。在最高层，只有皇帝本人才能保证整个统治体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导向。

而在公民德行的分布如此不平衡的情况下，便需要有一个由高人一等者组成的政府，以便对大众实行“改造”。

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并以此来保证，更高层次的客观性能够超越狭隘的私人利益而出现。

对麦迪逊和《联邦党人文集》持反对意见者引用了孟德斯鸠发出的警告：“在一个过于广大的共和国里，公共福祉将为千百种私人观点所牺牲。”

中国的情况同法国一样：只有在社会体系发生基本的变化之后，国家本身的根本性改造才是可能的。

19世纪的中国国家面临着一种令人烦恼的畸形现象：农民们因为不堪忍受苛捐杂税而揭竿而起，而国库收入却依然不敷开支之需。在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这种情形也是为人们所熟悉的。

作为一种政治措施，土地改革消灭了一个通过其“作为”而使得很大一部分税赋收入到不了国家手里的“国家代理人”阶级。

魏源那一代的改革活动家，将注意力集中在治国从政的具体问题上，他们的目标是实行经世致用的治国之道，而不是带有根本性质的改变。

上广皇上之圣聪，可坐一室而知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皇上举此经义，行此旷典，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纾财，共赞富强，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以之筹饷，何饷不筹？以之练兵，何兵不练？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