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在农业集体化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国家所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是由农业收入和工业化需求之间的交叉关系所决定的。集体化为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对于新政权所面临的财政收入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理解。第一，它面临着我们已经很熟悉的那种挑战：让政府能够保持掌控农民的剩余产品的通道，而不受到那些贪婪及自我保护的中介掮客们的阻拦。第二，则涉及到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为共产党掌权前的20世纪历届政权所忽略的问题：通过资本投入或者对于社会的重新改组，在实际上使得农业的产出得到增加。……共产党人同先前的清政府和民国时期的历届政府一样，也将中介掮客视为农民的压迫者，同时也是对于国家的威胁。共产党人现在使用阶级斗争的语言，将他们界定为剥削者，…………土地改革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将地方上的精英阶层当作一种经济和政治力量予以摧毁，……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土地改革所影响到的精英阶层并不是大土地出租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离开乡间，住在城里），而是有一些出租土地或雇工的富裕农民。很多人还是乡村中的小办事人员，在村里担任保甲长，为旧政权收集税赋，大概也没有被当做“地主”的资格。作为一种政治措施，土地改革消灭了一个通过其“作为”而使得很大一部分税赋收入到不了国家手里的“国家代理人”的阶级。共产党人用以取代他们的那些人，是从农民中最为穷苦的阶层中选拔出来的。这些人所获得的一切都来自于共产党，他们因而不仅支持新政权，也非常乐意为新政权服务。……当从村经济开始恢复时，一些过去便存在的政治问题引起了各省领导部门的警觉：贫富分化重新露头，一个“新富农”阶级似乎正在出现，并在控制中国乡村一级剩余农产品的问题上成为国家的竞争者。…………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旧政权所面临的收入来源问题在现代条件下改头换面地出现了。工人队伍的迅速扩大，对国家提供粮食供给的能力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央于1953年作出决定，将通过农业税获得的粮食数量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这就意味着粮食需求的增加必须通过与私商的竞争，经由市场购买而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的增加将粮价推到了更高的水平。为了确保城市能够得到低价粮食的供应，中央领导层于1953年下半年采取措施，规定农民按照一定的数量和价格出售粮食。……“统购”的实行，是中国税收历史上迈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对于中介掮客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更重要的是，这不仅保证了国家对于农民剩余产品的占有份额，而且还更进一步，在实际上增加了这种份额。……这是国家几区粮食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尽管国家从来没有公开地承认这实际上是一种税收措施。……

清代的满人政权为皇位带来了权威，为官僚行政机构带来了纪律，也为帝国的通讯系统带来了效率——在所有这些方面，满人政权所获得的成就都达到了使历朝历代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然而，这个强大并富有理性的行政系统的内在矛盾却在于，它的效率在上层要比下层高很多。尽管这个系统在行政上有着复杂精密的设计，但它对于县以下——亦即它本身在地方社会的财政基础——的控制却是脆弱的。乾隆时期的人口增长，对不能再扩大的地方官僚机构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人口翻了一番以上，但县级单位的数目却几乎完全没有发生变化。其结果，则是县级社会的规模和复杂性同负有控制社会并收取税赋的行政机构几乎完全不成比例。到18世纪中叶，中国停滞的政治框架几乎再也难以包容不断扩展并充满活力的社会和经济。不仅县的数目没有变化，县级官僚行政人员的人数也没有因应政府不断扩大的职能之需而得到增加。作为大清帝国层级最低的朝廷命官，县官们别无选择，只能依赖于不受中央政府考核和控制的当地胥吏。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相对自由的土地市场的扩大，税收变得越来越困难，其成本也越来越高。事实上，这使得地方政府的所有开支都增加了，而县里胥吏们则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地从平民百姓那里榨取钱财，才能维持这种开支。……一般来说，他们是为县衙门所雇用的。这批人工作繁重，但却很少被人看得起，他们通过直接向纳税农民收取费用及杂税来过活。这种制度为权力的滥用打开了大门。国家之所以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相应地扩大官僚行政机构，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传统的信念是，政府应当节俭，这也是一个王朝是否收到上天佑护的表征。其次，现存的州县制有其固定性质，并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官僚行政机制的传统之中，这也许还同与每一特定县址相关联的礼仪崇拜有着一定的关系。最后，还有官员们的双重身份问题——他们既是国家的行政人员，又是文化精英阶层的成员。要让常规官僚机构的扩展能够跟上地方政府工作量不断增加的速度，就必定会使得文人身份的专尊性质受到削弱。官员地位和身份是一个具有排他性的“俱乐部”，其成员资格并不仅仅在于他们所担负的行政职务，而在于他们同缺乏教养和缺少教育者之间的文化距离。俱乐部成员对小胥吏之流嗤之以鼻的态度尤其能够说明问题，但正是这些编外人员们从事着统治乡村中国的种种具体和琐碎的工作。文人士大夫们对于自身的认识和定位，同官僚行政队伍的广泛扩张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将胥吏阶层纳入事业，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帝制晚期确实出现了一种人员繁杂得多的地方行政机制，但其代价却在于，收取税赋以及维持执法系统的费用（包括相关的社会成本）高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尽管北京方面一再作出努力，试图禁止未经授权的收费或削减收费的数目，但这些费用却是为保障县衙门的日常运作所必不可少的。由“政府必须节俭”的论调和官僚机制的排他性质所决定，这个问题也许是无法解决的。18世纪90年代的民众起义发生的部分原因便在于税收中对于权力的疯狂滥用，……到了19世纪30年代，情况进一步恶化了。在农村地区，鸦片贸易造成了银两短缺并带来了通货失衡，还出发了由税负而引起的叛乱。…………每一代人所要应对的，是从先前继承下来、但又同他们所处时代相适应的根本性问题。新的根本性问题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但同时，这些问题也会超越最先面对它们的那一代人而存在下去。

在缺乏地方社会对于国家机构的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希望国家机构能够以公平和自制的态度来对待公民，只能是为专制权力开放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