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截取的历史片段和国内学者截取的似乎没有不同，但是他所看到的魏源等知识分子以及发生的事件，是中华文化内在的动因，而不仅仅“救亡”的权宜之计。我们很难想象如果给清帝国百年的喘息之机，中华文化的内在动力是否能够更新出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历史不是学术，历史也有寿命。一个老年人是打不过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自我更新只能存在于吸血鬼的传说中，只能是个神话。

这句话把全书思想概括了。

三个问题 孔立飞先生提到了中国在帝制末期的三个问题，一是如何使精英统治阶级重新获得活力以对抗权力的滥用。（8）此问题关注的是权力的运作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对权力进行制约。这个问题由来于满清皇帝对于权力的全部占有以及满汉对立下对于汉人大臣群体的怀疑眼光，这种思维立场直接催生了一系列对于文官集团的残忍压制，比如文字狱的兴起，又比如当文官群体对于一件事情有了群体的意见时，皇帝便会有结党的怀疑（11）。这些都促使了官僚群体的冷漠、疏离，这当然易于统治，却不利于事务的处理。文字狱也好，结党的帽子也罢，其实都是权力滥用的必然结果，皇权对于任何形式的文字、活动都享有解释权的垄断，毫无制衡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利用并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吸收到政府中文人精英的力量。（8）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是政治群体与政治参与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的直接原因是庞大的文化精英与公民定额以及有限的官员数量的巨大反差。（14）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呢，孔立飞先生认为这些文化精英受过共同的教育：它们在共同诗书文本中学习了公民法则（这里的翻译用词是有问题的）和善政良治的基本精神，并且认为自己的利益同国家命运休憩相关。（17）这些“准政治精英”在地方上，在官方体制之外从事着官方所批准的活动。（16）在这里，孔立飞先生在这里偏向于论述一种共同，作为一个群体来进行整体的分析，很有结构主义的旨趣。 第一章对于魏源的介绍就是想要解决第一个以及第二个问题，魏源想要思考的是国家应如何通过让文人们更为热诚地承担责任以及更为广泛地参与政治，从而在国家变得更富有生气的同时，也使得权威统治得到加强。（31）魏源选择的方式是用《诗经》阐释微言大义。魏源认为“在一个日趋没落的时代，《诗经》提供了一种将精英阶层集结起来的力量，使得文人学士得以摆脱无动于衷而做出投入公共生活的决定，从而促使社会从四分五裂走向对于身份和利益共同性的更大觉悟。”（38） 但魏源所做的仍然只是一种道德层面的倡导，因为都没有涉及到皇权，文人学士的联合必然涉及与皇权的互动，没有这方面的讨论，这样的尝试没有多少意义。当然换一个角度理解，这样一种倡导的成功所需要的就是对于皇权的限制，其指向的仍然是政治权力的规范运行。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通过一套狭小的官僚行政机构来统治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8）这所涉及的是政治体制与政治规模不适配而导致的政治控制能力的孱弱，因此产生了官府与公众之间的中介。冯桂芬提出了将公共权力下放的方式来消除中介（59、60），但这种方式直接侵犯了官僚的利益即对于权力的独占，这样的措施遭到了激烈的批评。（102）上层的政治体制设计精细异常，但县以下却没有足够的行政部门，导致了胥吏作为中介变相地夺去了部分国家权力。（22）对于地方的完全控制是中国共产党完成的伟大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