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街头的知识人

是的，我决定写读书笔记。 因为我发现变得越来越顿感，当文字成为自己谋生的一种手段，我很难以辨认自己究竟是喜欢写字还是迫不得已写字，于是，我希望借助读书笔记来跟那些高歌颂扬又被反复删改的文章做个区分，表明自己独立的态度和立场。另一方面，也是对于逝去时光中我所见所闻所感的一种纪念吧。 不求深刻，不求文采，不求被人观摩，只是一种记录的方式而已。 2014年，先从小兵师兄的《十字街头的知识人》开始吧~ “我想学习写书评，以认真对待每一本我看过的书，但对于这种好书我又不忍心糟蹋作者”我在豆瓣上写下的对十字街头的一句话。所以我还是先做读书笔记，摘录作者的精彩观点，留着自己咀嚼吧。 如果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所显示的那样，回忆应该是一种私人性的事情，是对消失或隐匿在时间长河中的个人历史的一种补白。回忆是对遗忘的反抗，也是对充斥着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华语与思维的反抗。而当回忆成了一种集体性的盛大仪式的时候，回忆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了在“他者”目光注视下的“表演”。如何从这种表扬中拯救真诚行的元素是保证回忆质量的第一前提。(15页) 历史从来就是成功者的历史，而不是无名者的记忆。他们在缅怀青春期的浪漫主义时很可能把一个时代美化了，也可能把现实的复杂简单化了。（18页） 追忆者叙述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往往有着难以逾越的距离，而叙述的历史与印刷上呈现的历史，有着惊人的鸿沟。因此所谓对80年代的追一绝对不是一间容易的事情，而是如卡夫卡所言，必须要在废墟中匆匆记下所看到的一切，并且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对于今天来说，80年代更多是一场社会震荡后遗留的残渣，是一块巨大的废墟。寻根文学也好，伤痕文学也罢，文学热也好，都类似一群青春期被严重性压抑的大孩子在突然获得相对自由的社会空间里的撒娇史。“斗争思维”是夹肌沦髓式地镶嵌到很多人的性格里去了。没有刮骨疗毒的沉痛，不可能在精神和心灵废墟上种植出纯洁的时间的玫瑰。（20） 民粹政治的一个特点就是，通过它的一套完整的历史叙述，很容易给民众一种命运的参与感与使命感，这样一个包含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宏大叙事是民粹政治形式的重要依据，是被编织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23） 作为被表述的那个底层并不是因为表述才存在的，虽然我们要承认正是接触表述，底层才可能展开多维度的丰富蕴涵，但是底层仍然是县域表述而存在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只要是某种权力的足够强大，它就可以通过禁止、取消关于底层表述的存在，从而取消底层的存在。底层的显著特征是缺乏话语权，这表现为没有能力自我表述或者表述不能进入社会的文化公共空间，表述处于自身自灭的状态，参与不了社会话语的竞逐，没有发生的位置或管道，也就是所谓“沉默的大多数”。（33）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知识分子不但是书写历史的主体，同时也是历史书写的对象，他们通过历史记忆来接续盒重塑文化认同与价值体系，而其自身在历史情境里的行动、选择、言语与心态又成为其后继者发掘精神资源的重要媒介。在古代中国，这自然反映了一种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关系，知识为权力提供意识形式的合法性。而权力进一步确保知识的神圣性和有效性，其集大成者就是科举制度与普遍王权的内在结合，可以说，在古代中国，知识人既是社会的立法者，优势道德原则的阐释者，是背负着双重使命的社会精英。（48） 当大学出现之后，高等学府就取代了传统私塾、书院等成为孕育人文主义者的精神家园。照料、保存和赞美世界之物，是一个有志于学的人应该具有的价值立场，他们不应该是一群被羡慕嫉妒恨的情绪裹挟的失意者，也不应该是一群疯狂争夺体质资源而丧失了自我变得面目全非的人，他们应该是一群有着美感和趣味的审慎的爱智者。这种人咋当今中国的大学真如凤毛麟角幽眇难寻。（69） 文化可以被理解为对最无用却最具世界性的事物的态度，即对艺术家、诗人、音乐家、哲学家等人的作品的态度，或更恰当地说，文化是文明所规定的与这些事物打交道的方式。（79） 所谓人文主义是有教养心灵的产物，是一种知道如何照料、保存和赞美世界之物的态度。作为人文主义者，我们可以超出政治家和艺术家的对立，正如我们可以自由地超过每个人都必须学习和追求的专业一样。我们可以超出各式各样的专门化和市侩主义，达到自由运用趣味的程度。因此，按照阿伦特的这些论述，人文主义者首先要有一种对待世界之物的审美的超功利的态度，也应该有一种从条块分割的专业主义视角解放出来的自我意识，从整体上观照这个我们栖身期间而变动不居的世界人应该成为是地上诗意的栖居者。（86） 趣味作为一种真正有教养的心灵，即culturaanimi的活动，只会在品质意识深入人心，美的东西被广为认同的地方起作用；因为趣味在品质中间分辨和做决定。这样，趣味以及它对世界之物随时警醒的判断，限制了对纯粹美的东西不加辨别、无节制的爱。它为制造和品质领域引入了一种纯个人的因素，也即为之赋予一种人文意义。趣味驯化美的世界却不为它所征服，它以自身“个性”的方式照料美从而创造了“文化”。趣味是一种文化能力和审美品质，它诉诸判断和决定，他对世界的无趣是“无功力的”，它凝聚为有教养的个人的精神气质。（86） 人文主义最根本的落脚点是回到原始的本真状态，以一种“哲学源于惊异”的好奇心与爱心照料、安顿这个世界及其历史记忆，唯有在这种自由、开放而无我的状态之中，世界的美才会向人文主义者投来最强烈的光线。（87）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在这个时代，精英只能从一不怕苦而不拍死的彪悍人群中产生，彪悍意味着强悍、勇敢、无所畏惧和敢作敢为，彪悍意味着拒绝伤感、怜悯、沉思与细节，彪悍意味着在一个个直接的物质主义目标的刺激下向上流社会进军，彪悍意味着对欲望和权力的迷恋和把玩中寻求快感和价值。（126）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似乎在形象地传播当代中国生活的讯息，彪悍的含义就是勇敢滴把自己扔到市场的滔天巨浪中，做时代的弄潮儿，去争夺属于自己的资源和幸福。（127） 这个朴素的学生说出了这个时代流行的梦想形态，在这种梦想的刺激下，人的潜能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激发的过程就是彪悍的人生能量释放的进程，人在物质的精彩中终究会找到一张认同和沉醉。（128） 我身边很多的同学都想设法留在上海，他们也一样地怀抱着理想，觉得上海再苦再难再卑贱也值得，总有发财的那一天，总有混的人模人样的那一天，总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而回内地就意味着被上海淘汰了，就意味着无能和没面子。因此，“彪悍的人生”还是有着它内在的根由的，问题是人年轻贫困的时候总想等赚够钱了一定闲下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赚钱和生活在上海这种城市无疑是没有尽头的，各种名目和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生活方式和流行色被不断生产出来，被不断地进口过来，人就像无法停止的陀螺一样在上海滩的金色码头晕头转向地旋转，在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里不断地把自己抛掷到物质主义的迷沼。没成功之前，以为内没有成功必须成功，所以人生彪悍根本无暇解释，成功了之后意气风发冠盖云集更不需要解释，若人生没有成功，则只能说明根本就“彪悍”得不够，更无权解释。人生成了物质主义的迷宫中一场无法退出的游戏，除非死神来强行地终止这个癫狂的游戏。（128） 正是这样一种“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的驱遣，导致当代中国普遍弥漫着一种“浮士德/普洛斯休斯精神”，这种精神亦即罗永浩中国式的话语表达：“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石华慈认为标志着当代西方文明危机之特质的是一种他命名为“浮士德/普罗莫休斯精神”的意识形态。这种经很指的是一种全方位开发人的潜在能量，用以无止境地控制、主宰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外在世界，从而几乎完全忽视了人类内心世界的调控，特别是精神、道德品质的提升。横绝天下的动力、自我肯定、积极行动、无限扩张是这种精神最珍视的价值。其强势形式可以将其他价值包括真、善、美、自由、平等、民主统统边缘化，视之为达成上述价值的工具。它的恶性发展则不仅导致天人关系断裂、精神价值源头枯竭，而且造成纯粹的物质享乐主义泛滥、自我喂养的消费者主义失控。复试的精神造成个人、集团、民族国家之间为争夺财富、权力、荣誉而进行你死我活的惨烈屠杀。（132） “迈向有意义的人生的第一步，就是不怕犯错误，并为自己的错误负责。事实上，衡量一个人成熟与否，要看他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如何而定。这才是通往人的自主和尊严的道路”。（133） 不幸福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和消费之间难以取得平等，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动物坚持不懈地追求幸福，而幸福只有在生命过程的消耗和再生、痛苦和痛苦的释放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时才能获得。在我们的社会张，对幸福的普遍渴求和普遍的不幸福（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表征，说明我们已经开始生活在一个劳动社会中了，只不过它缺乏足够的劳动让人心满意足。（143） 对于幸福的持久追寻与幸福的遥不可及，构成了现在人暗淡的历史命运。幸福之想象与消费者社会扭结在一起，就内在决定了这种幸福的膨胀与虚妄。为什么现代人的幸福如此之灼热？除了上述的劳动—消费循环的生活模式之驱迫外，世俗化进程强化了对幸福的单向度理解与寻求。（144） 现代人的享乐主义其实质就是一种唯我式的个人主义，这种唯我主义规避了作为严肃哲学问题的自杀议题，因此是一种“最粗鄙、最非批判的生命哲学”。生命本身永远是其他一切事物参照的最高标准，个人的利益以及人类的利益总是被等同于个人的生命或种群的生命，仿佛生命理所应当是最高的善。（145） 现代人基本上把自我的生命安放在世俗事务之中，自我放逐于公共领域之外，因此最后呈现的就是共同世界的消隐，以及个人向内心城堡和私人生活的退隐。这种现代人几乎完全丧失了对不朽的真正关切，清楚地表明了现代公共领域的失落。而公共领域却是阿伦特所反复欲求现代人应该勇敢进入的共同世界，虽然它在社会领域兴起之后，备受腐蚀。这个共同世界在阿伦特的叙述之中如此迷人，它是一个我们出生时进入、死亡时离开的地方，它超出了我们的生命时间，同时向过去和未来开放；它是我们来之前就在那儿，在我们短暂停留之后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的低昂。它是我们不仅与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共同拥有，而且也与我们的前人与后代共同拥有的东西。但是这样一个公共世界只有咋公开显现的程度上，才能比一代代的匆匆过客存在得更长久。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开性，能历经几百年的时间，把那些人们想从时间的自然侵蚀下拯救出来的东西，包容下来，并使其熠熠生辉。阿伦特所描述的公共领域这个共同体既有历史脉络的实存性，同时也具有政治公共空间的属性。阿伦特同时指出，这种理想意义上的共同世界在现代社会遭受了巨大挑战，社会的兴起必然同时导致公共领域的衰落和私人领域的衰落。一个共同的公共世界的衰微，对于孤独大众的形成如此关键，对于现代以意识形态的大众运动为特征的无世界思想态度的形成，又是如此危险；但公共世界的黯淡无光，开始于人们丧失了他们在世界中私人所有的部分这一更有形的损失。（146） 政治似乎消失了，政治控制以隐秘的方式进行，自主性的政治实践似乎完全丧失了其可能实施的公共空间社会的繁荣景象。而究其实质，其实是将政治压制带来的深度压抑感和恐惧感，转化成物质生活的纵欲感和安全感，来环节其内在的不适感，同时试图抵达一种自我政治存在的被遗忘状态。（147） 堕落街文化所具有的游戏精神、反讽意识、世俗情怀、叛逆气息等，在某种意义上表征着青年人不可或缺的波西米亚精神，这种发源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精神，所强调的正是一种与主流文化与意志疏离，而将自我放逐到对于精神自主性与生活独一性的追寻之中的文化精神，今天的中国社会，通过政治宣传、传媒话语、家庭教育、社会教条等所大量再生产的是另一种恰恰相反的布尔乔亚精神，一种中产阶级式的雅皮士文化，这种文化追求高雅、舒适与精致，但往往内在地具有服从主流意识与权力意志的特性。20世纪90年代市场社会兴起以后，20世纪80年代生长起来的波尔西亚恩华迅速地被边缘化，“小资”成为新的人生理想。这种对于可能生活的生动展示，以及社会变迁带来的沉重压力，导致这几代的青年人从一进校园就似乎置身于无处可逃遁的物质生活的重压之下。（174） 史铁生的深邃与敏锐，与其21岁那年的变故无疑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我们却不能说是瘫痪造就了史铁生，稚嫩说这是一个神赐的契机，让苦难以急剧变态的形式一个青年的人生轨迹，而导致其不断地向心灵世界凝聚，而这种内向式的自反，却并不是以牺牲对这个变动时代的认知。理解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恰恰相反，史铁生以为内身体空间的拘束，恰恰打开了另外一个无限广阔而宁静的生命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生是一个审美的、诗意的过程，人生超越了个体的苦难，而这对于所有苦难获得了一种万物静观皆自得的静美，而在这种静观中，史铁生觉悟到了什么才是构成人生意义最重要的底色。肉身是有限的，而精神是无限的，史深切地认知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残缺的，残缺感，其实也就是一种存在主义的人生态度，正如加缪所言，人生不是要生活得最好，而是要生活得最多，对于一个崇尚自由和美的人来说，苦痛的剧烈度，与生命的纯度以及厚度恰恰成正比。这种生理意义上的缺憾感，成就的确实史铁生心理意义上的宗教感，因为残缺，而更加热爱这个世界，及这人世间，这看似矛盾，却有着温润的人情逻辑。史铁生在一封通信中这样陈述他对爱的哲学的理解：“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对惩罚之地最恰当的态度，是把它看成锤炼之地。既是锤炼之地，便有了一种猜想——灵魂曾经不在这里，灵魂也不至于这里，我们途经这里！宇宙那宏大浑然的消息被分割进肉体，成为一个个有限或残缺，从而体会爱的必要。”苦难不是生长出报复的正义，或者自我否定生命意志的虚无感，而是推导出源源不绝如缕的温情与爱意，怪不得很多人说史铁生是明朗而安宁的存在，他的肉体在苦海张中挣扎，而其灵魂却如地铁公园的荒草古树般安宁悠远！（238） 史铁生确实从个体的苦难中生长出一种爱的哲学，美的哲学，过程的哲学。正如诸多作家在回忆中所言，史铁生是爱笑的宽厚温和的作家，他不是用一个也不宽恕的怨恨来标榜自我的深刻、尖锐与遗世独立，而是用涓涓细流的精神养分来滋润人世间干渴的灵魂的天使，这精神养分绝不是他博览群书后用超人的智慧融为一炉锻造出来的，而是在时时刻刻的生死契阔的存在感张一点一滴地结晶而成。（238） 史铁生在《好运设计中》一问中曾如此袒露其人生哲学：“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着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但这虚无与绝望难道不会使你痛苦嘛？是的，除非你为此痛苦，除非这痛苦足够大，大得不可消灭大得不可动摇，除非你这样次啊能甘心从目的转为过程，从对目的的焦虑转为对过程的关注，除非这样的痛苦与你同在，永远与你同在，你才能够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着生命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239） “隔离的智慧”：在文化市场上叫嚣的那些人，都是时代的蜉蝣。我们要透过时代的雾，看未来。这样，更能显现知识的光芒。我们需要隔离的智慧，才能显现自己的独特性。隔离的第一个方式是withdraw，这不是萎缩，乃是保存能力，培养工作的力量。如果说殷海光是一种主动地隔离，或者说是自我边缘化的话，那么史铁生因为人生的变故而不得不隔离于这蜉蝣喧嚣的世界，用一种持久而坚韧的心力不断地内卷，同时又向外开放做思想的探险者，给这个时代留下了一份弥漫着心灵独特性的精神史。（240） 何兆武在口述录《上学记》中，直述其读书旨趣：读书并不一定并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