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产者的作者

翻译的问题的确不少。

第四行处“它在败北的情况下还能引起大众同情，使他们反对法律”，此处的“它”明显指前文的大罪犯而不是法律，应为“他”。

第六行处，“暴力的何种功能使其不无理由地表现为对法律的威胁，并如此为法律所畏惧，这恰恰只能展现在... ”，反问是这么写的么，对“何种功能”的回答用“表现为”是不是更好。

感觉这章的译者没理解原著。

本雅明转引克斯特纳：

“这些左派激进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分化现象... 从政治上看，不是产生政党而是产生帮派，从文学上看，不是产生流派而是产生时髦，从经济上看，不是产生生产者而是产生代理人。”

抽象的存在本身，与存在的具体生命形态状况。

基于理性、建立在行为的表象上对手段的“判断”也无法等同于神所决定的正义。

因此暴力批判之所以是一种历史哲学，在于它不将目光限定于对眼前程序运行、手段的实证性判断，而是诉诸神的判决、永久性的正义原则。当下现实无法审判当下现实，现实中为正义目的而发的暴力无论从目的还是手段出发均难以评断自身究竟是否合理，法律问题在此遭遇困境，既不能说正当，也不能说不正当，在理性程序中是无法简单给出两边中任何一个定论的。这样的一个判断是法律程序的理性无法做出的，必须由神来判决。理念是用来审判当下现实的。

本雅明发问：作品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的？作品在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生产关系中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我用技术这个概念指的是这样一种概念，借助它可以对文学产品进行直接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唯物主义的分析。同时技术这个概念也是辩证的切入点，由此内容与形式的毫无结果的对立可以得到克服。此外，技术这一概念还包含了对正确地确定倾向和质量之间关系的指导，对这种关系，我们一开始就提出了问题。如果我们此前可以表述：一部作品正确的政治倾向包含了它的文学质量，因为它包含了作品的文学倾向，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更确切地确定，文学的倾向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