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雨》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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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爆发的大屠杀打断了从14世纪到20世纪中叶麻城的历史进程，而千禧宗教仅仅在元末起义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但是其间也有逗留不去、令人极度不安的连续性。美国记者斯诺曾于1930年代访问大别山地区，他立刻对共产主义革命产生了同情，把当地人的态度描述为一种独特的“摩尼教”。他这么说并不是指该地元末起义中的千禧信仰，而是指对敌人那种完全的、毫不妥协的仇恨，将会纵容（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起义者以令人毛骨悚然的野蛮行为去消灭他们的对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明王 -
P246 该县精英的整体构成和定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艾恺（Guy Alito）在研究与麻城相对、位于大别山北麓的豫南地区时注意到，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出现了一场“新乡村创建,：由土匪、军阀、官员、吏役和各种类型的土豪劣绅组成的共生性结合体”。皇帝（天子）制度长期以来都显得遥不可及，在清朝的最后几上年里又变得空洞无物，它的废除却造成了可怕的失范。据艾恺分：“政治和道德共同体的瓦解，任何单一、客观、广为接受的合法性标准的缺失，制造了一批新的乡村精英，他们的权力虽然来自复杂而多样的渠道却最终都要依赖于对组织化暴力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控制。要说明这现象，或许没有比麻城县更好的案例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九章 现代性的间奏 -
但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从未真正把麻城挑出来作为防守重地。相反，它在世纪中叶的反复征战中变成了一座孤城，所有人都来围攻它，可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人来保卫它。凭借着超越宗族、性别和阶级，充满热情的地方团结，麻城人齐心协力，对抗共同的敌人（同仇）。郑（庆华）说道，正是这种被抛弃的感觉，解释了在麻城土地上打响的战役何以如此野蛮、如此惨烈……我们将会看到，对于根植于麻城地方文化中的那种战斗到底的倾向，20世纪的观察家也表达了相似的疑惑和不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9页 -
现存的文献只允许我们用推测的语气，来论述红巾军起义背后的复杂动机和天完政权的社会基础。这是汉人民族主义者反抗异族统治的革命吗？它当然是反体制的，而且是非常恶性的。红巾军残忍地杀死了每一个抓到的元朝官员……但是，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种反体制的暴行是由种族的或民族的原因所激发的。红巾军提出的口号中没有流露出反蒙古（或反异族）的情绪。 长江中游地区的元朝官员和地主精英中似乎只有极少数蒙古人激起了百姓的怨恨。 反元的动因与其说是民族矛盾，不如说是军事天才和觊觎帝国权力（事实上是对暴力的合法使用权）的狂热野心家们，由于察觉到王朝虚弱带来的可乘之机，而作出的主动回应。 蒙古人设想的基于种族的社会等级制度从未有效建立起来（特别是在华中和华南地区），推翻朝廷的“革命”必定是以经济因素为特征的——实质上是汉族内部的阶级战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3页 -
20世纪初的一首民谣，更直接地把每个地区简化为一个象征性形象：中心地区是文章，西南商业地区是经商，东山是田庄，而大别山区，唉，是酒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7页 -
晚明时期有一首打油诗，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对不同地区的麻城人的刻板印象。县城及周围平原地带的居民文雅而有教养（修），出仕为官（达）。西南部的商人聪明（巧），四处游历（游）。比较而言，东山的居民生活能够自给自足（足），却又老实憨厚（朴）。大别山西部（乘马岗和顺河集）的不幸居民穷困潦倒（贫），只有靠狡诈的伎俩（狡）而生存。③20世纪初的一首民谣，更直接地把每个地区简化为一个象征性形象：中心地区是文章，西南商业地区是经商，东山是田庄，而大别山区唉，是酒浆。④【第27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暴力的社会生态 -
不过，麻城市镇最密集的地方是举水沿岸，这条河使县城轻而易举地与武汉一长江中游的大贸易中心汉口和更大区域的行政及文化中心武昌一直接联系起来。举水各支流将麻城县的西部和中部连为一体，并在长江中游与华北平原的跨地区贸易中占据了最大份额。（第24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暴力的社会生态 -
被委婉地称作太平镇的麻城县北半部，本不该有那么大的差别一它是仙居中心地区的外围。这里是真正的大别山区，人口密度低于麻城其他地区，是我们曾经提到的土匪的巢穴和主要受害地区……1920一1930年，乘马岗和顺河集一带涌现了大量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仅乘马岗就出了至少26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很显然，当地的市场纽带对于人们投身革命运动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第25与26页）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暴力的社会生态 -
有明一代，麻城进士的人数高于湖北省的其他任何县；位居第二的黄冈有87人，再次是江陵有70人，被并入武昌的江夏县仅有64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9页 -
这个由波斯先知摩尼创立的宗教关注黑暗与光明、善与恶的原始对立，崇拜他们的神主救世明王。 明教信徒都是严格的素食者并在菜堂聚会，宣扬适度节俭和相互帮助，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经常与本地居民发生冲突。 对敌人那种完全的、毫不妥协的仇恨，将会纵容起义者以令人毛骨悚然的野蛮行为去消灭他们的对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8页 -
暴力有其表达性的一面，它是交流的媒介。暴力又是一种表演，它不仅意味着实施者和受害者的在场，还意味着一个或多个目击者的在场。它也许会被用于明确的戏剧性目的——例如，展示被割下的头颅作为“越界的象征”。但即便是更平淡的暴力行为，通常也要依赖其可见性，依赖“所有卷入者都能从相关的行为和形象中至少获得某种基本共识的可能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页 -
晚明时期有一首打油诗，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对不同地区的麻城人的刻板印象。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7页 -
穆炜断定,麻城问题的根源在于稻田的二元分类体系,即分为官田(即县里众多高官名下的土地)和民 田。这两种田都可以自由买卖和频繁分割。由于土地卖掉后通常仍保留以前的名称,官员或民众的实际 所有权问题就立刻成了一个人为的难题。(土地)市场的动力在于两种田的纳税政策有别,与民田相比, 官田本质上免于劳役,但相应地要交更高的田赋。 他组织一批廉洁而能干的专家负责丈量,设法在两年内彻底重新编订麻城的田赋登记簿,并对所有田主 进行了重新评估。他将该县大部分官田重新划为民田,希望借此减轻该县的整体税赋,与此同时试图实现富人和穷人税赋的均等化(均粮)。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梅国桢和1570年税收改革 -
耿认为,保甲制度是禁奸、治乱的有力武器,但它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由地方精英实施、用以引导 社会风俗和行为(导俗为风)的强制性规范:乡约。他说,自从明代的建立者开始实施另一种地方控制体 系——里甲制度,乡约就明显地失效了,这是不争的事实。耿注意到,这个动荡的时代需要一种集体 的、相互的、公众的责任去重振道德。 黄安县的设立显然是一个富有争议和高度政治化的过程。这里的地主们一致认为,他们需要行政独立的直接动因是公共安全问题,麻城知县既不能、也不愿派他的官军来保卫县城西北部的大别山地区,所以这些地区总是沦为土匪和来自河南的跨境掠夺者的抢掠对象。 但是很明显,这场运动背后更深层的动因,是希望获得更高层次的地方自治,以对抗麻城县和该县中部平原更有势力的精英家族,例如新店周氏、坝上李氏、古城蕃曾氏,当然尤其包括七里岗梅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耿定向与黄安县的设立 -
1650年代的河南汝宁知府金长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关于毗邻麻城的光山县(农民)沦为奴仆的实际运作 机制的详细分析。注385金确认了四种不同的途径。一种是强占 金提到的沦为奴仆的第二种途径是投降或投靠 多数小自耕农自愿卖身为奴(自卖或卖身),或者与奴仆成婚并接受同样没有人身自由的地位 我们在第四章提到麻城出现过这样一种趋势,即交不起赋税或服不起徭役的人将土地托付给他人 这两种类型就是雇工和佃户 两类人都没有以契约形式沦入人身依附状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主人事实上使之沦落到没有人身自由的奴仆地位 在第二种类型即佃户中,金对佃仆制度极为愤慨,认为这是一种明显的矛盾。这些人要承担契约之外而且没有报酬的仆人义务,他们的女性亲属要奉令去主人家里提供各种服务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奴役 -
对某些人(比如梅之焕)来说,或许地方共同体正是凝聚民族精神的基石;但在多数人看来,地方共同体 本身就足以抗拒征服,无论这征服是来自张献忠之类野蛮、下等的入侵者,还是爱新觉罗这样的边疆异 族部落。 然而,像周文江、刘侨、沈会霖这样的墙头草也会加入山寨的抵抗运动,这提醒我们不要认为地方共同体有一个包容性的共同诉求。效忠联盟中的每一股势力似乎都有他们各自的动机。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习惯于接受暴力,把它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模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效忠与地方主义 -
保甲制度是将当地人口编为以十户、百户、千户为单位的连坐组织,其文本依据来自《周礼》、《管 子》等古代文献,但有史可证的首次实施,是在11世纪重要的集权论者王安石当政时期。16世纪,哲学 家兼政治家王阳明在赣南山区广为人知地施行这一制度,展示了它对于国家平定边陲百姓的重要功效。 萧公权认为(我相信他是正确的),就雍正朝的基本形态来看,保甲制度的本意是将地方士绅纳入编户之 中,却又有意将其排除在保甲领导职务之外;这是为了建立一种独立于本土经济和文化精英之外的地方权力,从而消除地方精英架空皇权、实行自治的隐患。 而于成龙在麻城推行的保甲制度几乎正好相反,它是国家与地方精英联合起来,旨在削弱衙门吏役之权的一种努力。 早在这一体系到位之前,他就命刘君孚及其寨主同伙们向他交出凶逆亡命之徒和游手好斗之类,并提醒 说,该地区近来的叛乱迹象和此前的长期争斗传统,吸引了一批无根而四处流窜、专恃打斗为生的人。 注601在随后的一份指示中,于又加上了罪案未消、匿处林薮之人,这是中国典型的水浒式亡命徒。但于 所确定的最后两类目标,清楚地揭示了这场运动的经济—阶级基础:聚集山中、衣食不足之人和无家可 归、无业可务之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保甲、民团与山寨 -
有关刘君孚即将起事的传闻四起,使麻城社会内部一系列复杂而痛苦的分裂被凸显出来:地主精英与县 衙官吏之间、早已归顺清廷的精英(原归者)与依旧效忠明朝的精英(遗民)之间、优雅的县城士绅(城绅)与 粗犷的山寨强人之间以及(同样严重的)长期不和的各山寨之间的矛盾。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刘君孚会见于成龙 -
于成龙和东山精英临时结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都对穷人还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很快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9页 -
早在这一体系到位之前，他就命刘君孚及其寨主同伙们向他交出凶逆亡命之徒和游手好斗之类，并提醒说，该地区近来的叛乱迹象和此前的长期争斗传统，吸引了一批无根而四处流窜、专恃打斗为生的人。在随后的一份指示中，于又加上了罪案未消、匿处林薮之人，这是中国典型的水浒式亡命徒。但于所确定的最后两类目标，清楚地揭示了这场运动的经济—阶级基础：聚集山中、衣食不足之人和无家可归、无业可务之人。 1674年粮食歉收之时，他敦促保甲首领稍事救济，但更重要的是控制饥民，不让他们越过大别山，那里的饥荒总是更为严重。 于成龙的这次胜利，将确保这一地区在整个清代得享安宁，并使精英主导的社会秩序延续好多代。如我们所见，他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在于他把叛乱牵连的人数尽可能降到最低，防止将同谋的罪名强加于人（不管他们最初是否真的同情叛乱）。……在给省级上司的报告和叛乱末期发布的公告中，于都采用一种非常独特的叙述方式，将叛乱的发生归因于河南、湖南、江西等外省煽动者的入境。 ……他认为麻城社会整齐地分为两大社会阶级。一方面是拥有土地、定居于此的人们，他们组成宗族，祭祀祖先，照看子嗣，以及（同样重要）保护产业。另一方面则是没有财产的流浪汉，他们是麻烦的制造者和谣言的散布者，缺乏家庭义务和财产事业的约束，行为放荡不羁。于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不仅刘君孚及其自称叛乱的同党，而且刘在当地精英中的对手，都是第一个阶级的成员。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9页
作者: 罗威廉 (William T.Rowe)
副标题: 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isbn: 7300183182
书名: 红雨
页数: 414
译者: 李里峰 等
定价: 69.00元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4-1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