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注趣史

脚注在现代生活中是与一项职业的意识形态以及技术实践捆绑在一起的。一个人若想成为历史学家与他想成为牙科医生同理，所信赖的是经过专门化的训练：如果他的工作得到了师长、同行、尤其是读者（或者患者）的认可，那么他才算得上是一位历史学家，要被认可为一名合格的牙科医生也是这样。学习如何制作脚注是现代意义上学徒期的组成部分之一。多数历史学家从敌论文起步，他们会有几周抓狂的日子撰写书面报告，然后在教授的研讨班上宣读。此时脚注只会被阅读而不会被念出来。它们是密密麻麻地印在页脚上难以辨认的文字，朦胧而闪烁，随着神经紧张、口齿含糊的报告人颤抖的双手上下摇曳。之后，在经年累月的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学生们从制造脚注的手工作坊提高到了工业生产阶段，在每个篇章中都点缀了上百条甚至更多的参考文献，以此来显示他们在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埋头苦读的岁月。一旦获得了博士学位乃至受到聘用，最终的结果是，他们作为活跃的历史学家在撰写专著或者为学术期刊撰文时均会创作脚注。 但久而久之，书写脚注的工作常常变得索然无味：最初为了取得一个神秘的新行业的成员资格而发表战战兢兢的声明，鼓足勇气宣称自己有权加入一场博学的对话，而今却退化为例行公事了。对于某些历史学家来说，创作注释变成了第二天性——就像牙科医生们对疼痛和流血变得习以为常一样——他们几乎注意不到他们一直在大量填塞作者的姓名、书籍的题名、档案馆里的卷宗号码，或者未刊手稿的页码。最终，脚注的制造有时候不再像专业人士的技术性工作那样，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在发挥一项精确的功能，而更像是漫不经心的生产和对废弃产品的处置。

兰克的博学是现代人所特有的，但关于历史应怎样写，他明显踏实于古典观念。他并不愿意接受一部史著应该同时讲述两个故事——即史事本身与历史学家的研究过程，从而避免用那些难看的技术性的学术工具破坏其力的叙述和论辩的攻防套路。

一个人若是在严肃与精确的阐释方面将最深刻的古希腊政治史家引作楷模，那他就不太可能急于在自己的著作中添加评注，因为若是如此，他就与自己的楷模背道而驰了。 不止一位当代的批评家指出，脚注妨碍了叙述。兰克和很多19世纪的历史学家都期望创造真实和直接，这一幻想被参考资料扰乱了，因为它们不停地打断一位全知型的叙述者笔下的单一叙事（诺埃尔.科沃德以令人印象至深的方式表达了同一种观点，他曾经将被迫云阅读脚注比喻为中断性爱而下楼去给别人开门）。

怪不得现代的学者们不能确定，该将兰克视为第一位科学化的历史学家，还是最后一位浪漫主义历史学家。

18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尽管生活和工作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社会乃至不同的图书馆，但是他们都撰写脚注。悖谬的是，清楚地呈现历史文献这一需求，是在属于哲人的时代确立的，而哲人却对卖弄学问不屑一顾，视其为一种世俗的迷信。 如果说启蒙运动目睹了脚注剧增的话，那么19世纪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怀着纯粹的赞叹与喜爱去看待脚注。例如，黑格尔就鲜明地抵制哲学家的著作需用脚注来做佐证，展开辩证讨论的观点。他确实视脚注为瘟疫，就好像它是博学传染病的外在症候，唯恐避之不及。......但黑格尔更沾沾自喜的是自己有机会指出，另一位学者Wilhelm Gottlieb Tennemann 将丰富的脚注用于射进了一脚学术乌龙球：“滕纳曼是如此诚实地将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摘录的内容置于自己的译文之下，结果原文与译文经常是相互矛盾的。”以这种修辞的手法和其他很多方式，黑格尔想使自己与康德这位最具有压迫性和挑战性的前辈拉开距离。康德是一位运用脚注为思想的模糊性赋予物质形式的大师。正如Wolfert von Rahden指出的，康德有意识地将所有认为理性可能有一种历史的渊源活着可能经历进一步发展的内容，限定于其著作的上层建筑之下，那里是一片阴沉灰暗。

最终，脚注显然成为了成名之路，甚至也成就了那些名不副实的人：“人们应该诅咒说，老天可以让那些人成就任何事，唯独不是做学者；那些人自己不思考，而是阐释古人或者其他名人的思想；这些人把自己弄得既伟大又令人生畏，依靠的是什么呢？就是注释！”（G.W.Rabener, satiren,iii(bern,1776),6拉贝纳还言明了：“而我敢用100个例证断言，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把自己弄得和名家比肩的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用注释去充实和完善他人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