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过眼录（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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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文仪在与王明的谈话中曾明确提到过，蒋介石在联苏对日问题上已经有具体的时间表，他准备花一年时间，即在1937年6月以前解决中苏合作问题，三个月之后即开始对日武装抵抗。事实上，蒋之估计确实不错，一年之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因此，若能依照原定计划，预先同苏联实现结盟，不论在战争发生之后，还是在局限战争范围的问题上，对中国应该都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情况看，苏联人同意与中国谈判军事互助协定，同意相互承担军事援助义务也仅此一次。因为，只是在这时，苏联政府对日本向中国察哈尔和绥远扩张，逐渐形成对外蒙和苏联的包围态势才真正充满了危机感，搞不清日本是否真的有计划很快进攻外蒙和苏联，因此，它也只是在这时一度想要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事实证明，苏联的这种危机感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蒋介石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重要的机遇，但却未能牢牢地抓住它。随着有情报表明日本尚未准备进攻外蒙，苏联政府很快就放弃了与中国结盟的想法。换句话说，这是当时处于华北事变危机中，几乎是试图避免遭受战争重创的国民政府与苏联结盟的千载一时的机会。 (查看原文)

  吴 刚 2017-09-25 12:02:28

• 但是，瞿秋白既然还是共产党员，他就不可能真正脱离政治舞台。1934年初，他还是被遣往江西苏区，去担任不必负太多政治责任的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的工作去了。这个时候以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为代表，留苏学生已经占据了中央和中央苏区各个权力部门的领导岗位，瞿秋白自然更加不受重视，并且动辄还要被扣上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之类的帽子。终于，当几个月之后，因为军事上严重失利，中共中央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撤退几乎所有重要人员的时候，“三人团”1的负责人秦邦宪首先想到的就是没有必要带瞿秋白一道走。“三人团”的决定，无疑是导致瞿秋白最后被俘致死的重要因素。但这个提议和决定的背后，仍是莫斯科的那些记忆在起作用。 瞿秋白似乎从来没有抱怨过莫斯科。即使在几年后临死前写下那篇非常著名的《多余的话》，他也没有认为自己的悲剧莫斯科方面应负多少责任。相反，他只是残酷地解剖自己。他认为这一切滑稽剧的造成，都是缘于一种“历史的误会”，即以自己的性格，本不应去充当什么政治家，搞什么革命。然而，死时才不过36岁的瞿秋白，既然赶上了那个时代，出身于那样一种家庭；既然碰巧学了俄文，去了莫斯科；既然像其他激进的青年学生那样对新事物容易热血沸腾……他就难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应当了解的是，有过类似误会的，其实远不止一个瞿秋白。只不过其他人或顺或逆，或生或死，或不如瞿秋白有名气，或有更大名气却没有瞿秋白那样的性格，死也不会解剖自己罢了。 (查看原文)

  赖怀普 2023-09-17 18: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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