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细节（第10版）》的原文摘录
自由主义的基础来源于对于三种权利的承诺。自由主义要求免于专制权威的自由，经常被称做“消极性自由”，这包括良心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法律之下平等权以及持有、交换的权利，而无被任意没收之忧。自由主义也要求一些必要的权利来保护和促进自由能力及机会，被称为“积极性自由”。对有效的自我表达以及积极参与来说，类似于教育机会平等权以及医疗和就业权等社会经济权利都是必要的，即类属于该项目自由权利。第三种自由权利，民主参与或代表权，对保障二者的运行是必要的。为了确保在公共权威运行的社会领域道德自主的个体依然能够享有自由，公共立法系统必须表达其公民意志，他们为他们的社会而立法。
然而，在自由主义范畴内，困境在于如何协调这三种自由权利。例如，个人财产权利可能与机会平等权相冲突，而且两者都可能受到民主立法权力的践踏。 (查看原文 )
Confronted with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efforts of states to manage it, political scientists began to redefine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broadening it to encompass what they called "international regime"--structures of rules and norms that could be more or less informal. (查看原文 )
Institutions create the capability for states to cooperate in mutually beneficiary ways by reducing the costs of making and enforcing agreements--what economists refer to as "transaction costs" (查看原文 )
在经济论中，“微观”一词指的是理论构建的方式，而不是指它所涉及的事务规模。
国际政治系统中，如经济中的市场一样，是由关注自我的单元的共同行动形成的。
等级制要求系统内各单元之间处于一种上下级的从属关系，也就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差别。
无政府状态要求系统单元之间是一种同等关系。
国家行为的增加是一股强劲而又惊人一致的国际趋势。国家的功能是相似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能力的不同。
相似的单元努力维持某种程度的独立，甚至完全的自给自足；在等级制领域，单位之间具有差异性，它们倾向于增加它们的专业化程度。
尽管国家的功能相似，它们的能力却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一种劳动分工，相比于国内高度明确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是初级的。
高度依赖或紧密依赖的国家对安全问题异常担忧。国家间的高度相互依赖意味着，深陷其中的国家不得不面临高度相互依赖所附生的共同脆弱性问题。与其他组织一样，国家努力控制它们赖以为继的资源或尽力减弱这种依赖程度。这一简单的说法解释了很多国家行为：它们努力扩展控制范围的“帝国化”动机，以及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
在一个自助体系中，安全的考虑使政治收益重于经济收益。 (查看原文 )
在结构的限制下，理性行为并不能导致想要的结果。 (查看原文 )
必要性并不能产生可能性。希冀最终的行动是有效的并不能保证最终行动就是有效的。
那些谴责缺少等级秩序的人，往往忽略了维持等级秩序的成本。组织机构至少有两个目标：完成某些任务和维持组织自身的存在。它们的很多活动都直接指向第二个目标。
如果强权行得通，为公理而进行的血腥斗争就能得以避免。
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不能解决权威和公平的问题，只能决定收益和损失如何分配，并暂时决定谁是强者。国内社会建立了权威的关系；国际社会却建立了权力的关系。
某一种秩序的权力越集中，决策的中心就越靠近高层。 (查看原文 )
“制衡”被界定为与他者联盟反抗压倒性威胁；“搭车”指的是与威胁源结盟。 (查看原文 )
1. 制衡比搭车更为普遍；
2. 国家越强大，制衡的趋向就越强。弱国会制衡其他弱国，但遭受大国威胁时将会采取搭车行为；
3. 外来支援的可能性越大，制衡的趋向就越强。当然，当充足的盟友支援确定无疑时，免费搭车或相互推诿的趋向增强；
4. 一国越是被感知为具有顽固不变的侵略性，他国反抗制衡的趋向就越强；
5. 在战时，一方越是接近胜利，他国搭便车的趋向就越强； (查看原文 )
倘若他把国际法的用途和不同的诠释理解为一种融合的努力，最终将导致具有稳定性和同一性的某种体系，或者他认为特定的构建方式（他自己国家的构建方式）将对该体系形成具有特殊的建设贡献，那么他就是一个伪君子。
国际法是一种沟通的工具。
国际法给政治家提供了一个行为工具而非行为指南。
国际法为何常常被作为一项政治动员策略，原因之一在于互惠性的考虑：“你必须支持我援引这项规则去反对他，因为倘若你任由这项规则以我的利益为代价被违背，那么它终有一日也将你的利益为代价而遭到破坏；维护它关乎我们双方的利益。”
正是国际法的模糊性——这在许多关键领域都表现为种种空白漏洞或原则的矛盾重重——使得决策者在紧急状况下能够权益行事。 (查看原文 )
从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看，国家对特定国际制度的依赖以及国际制度数目的剧增都是令人费解的。
国际制度的新研究坚决摒弃了法理主义——认为不论政治环境如何，法律都是有效的——以及与这个领域起源相关的理想主义。
国际制度通过降低国际协议制定和履行的成本，即经济学家们所指的“交易成本”，赋予国家互惠互利合作的能力。
批判者认为，无政府状态的后果之一就是，国家行为体追求相对收益（超过他国）而不是绝对收益。
大多数国际组织在越来越多地制定规则和准则，倘若各国政府想吸引外资和促进增长，就必须遵守这些规则。然而，这些国际制度都是由技术专家制定，受到政府高官的监控，换言之，都是一种精英治理。
未来国际制度对公众的负责可能仅部分依赖于正式民主制所委派的代表。其他的途径可能在于最大透明度条件下的自发性的多元化。
然而，这种透明度代表了非政府组织和网络群体而非普遍人民，后者可能像被排除在政府圈以外一样被排除在精英网络以外。 (查看原文 )
外国人能够继续接受美国持续不断的美元外流的部分原因在于一种如非明示也是隐含的交换，即为报答他们对美国美元赤字的接受，美国为美元最大的持有者提供反对敌人的军事保护。美国的军事实力为其财政自律的不足作了补偿。
石油以美元计价意味着美国“能印钞票买石油”。
沙特人有一种长期经济利益，即将石油价格保持在中等水平。.. 保持油价足够高昂以赚取大量利润，但油价不应该高到会鼓励投资开发替代性能源，这种情况对其最为有利。 (查看原文 )
一般而言，自杀式恐怖主义依赖于威胁对平民施加低度到中度的惩罚。在其他情况下，这一程度的惩罚很少能够促使现代民族国家放弃重大的政治目标，部分原因在于现代民族国家常常愿意为了高利益而承受高成本，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往往能靠作出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调整来减轻平民的损失。
恐怖主义有两大目的：获取支持者和强迫对手。
布赖恩詹金斯在其著名的评论中，抓住了示威式恐怖主义的精髓：“恐怖分子希望很多人来关注，而不是想要很多人去死。”
造成强制性压力的与其说是实质性伤害，不如说是对未来伤害的预期。 (查看原文 )
新身份政治是关于一种以符号为基础的权力主张，这些符号迄今表现的是一些关于政治或社会变迁的观点。这种身份政治倾向于与一种过去理想化的念旧表现方式相联系。通常认为，新一波身份政治仅仅是回到过去的退化，一种受控于殖民时代和冷战时期的那种古老仇恨的复兴。身份政治的描述依赖于记忆和传统的观点尽管是正确的，但在政治合法性丧失，或在其来源遭到侵蚀的情况下，如社会主义丧失信誉或第一代后殖民时期领导人关于国家建设的言辞缺乏可信度，“再造”这种身份政治也是正确的。这种回顾性的政治设想是在前瞻性设想缺失所留下的真空中产生的。与那些对所有人都开放，因此也趋于一体化的政治观念不同，这种类型的身份政治天生就是排外的，因而也就趋向于碎片化。 (查看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