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与人》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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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径直引用知识分子是“流浪在城市中的波希米亚人”这种现成的说法。中国有的是田园式的城市，这类城市对于生长于乡土中国、血管里流淌着农民的血的中国知识分子，决不像西方现代城市之于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异己。即便如此，知识分子在中国，也不可能与城融合无间，像终老于斯的市民那样。 城(人文环境)吞没着人，消化程度却因人的硬度(意识与意志独立的程度)而不等。知识分子从来是城市腹中难以消化的东西——自然愈到现代愈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提倡大地艺术、原始艺术的，无不是城市(且通常是大都市)中的知识者。他们以文化、艺术主张宣告了对于城的离心倾向，有意以“离心”作成自己的形象，从而显现为特殊的城市人。他们未必意识到的是，只是在城市他们才奏得出如许的田园与荒野之歌，旋律中深藏着骚动不宁的狂暴的城市心灵。文学似乎特别鼓励对城市的反叛，这几乎已成近现代文学的惯例，成为被不断袭用的文学句法。 田园式的城市是乡村的延伸，是乡村集镇的扩大。城市即使与乡村生活结构(并由此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不同，也同属于乡土中国，有文化同一。京味小说作者不可能如近代欧美知识分子，一味“漫步”并“张望”于城市；他们与那城市亲密得多。他们也不可能只是“穿过城市”的精神流浪者。他们对于城的不完全归属未必因文化离心，倒更是其精神生产方式决定了的。这又是由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出世，也由文学的自觉意识形成承袭而来的关系。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页 -
讲求实际、经验的理性态度，阻止了市民（中国人）堕入信仰主义。“敬神如神在”，“未知生，焉知死”，是孔老夫子的一份世故；“信则有，不信则无”，是普通小民的见识。执著世俗人生的人们本质上是“非宗教性”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9页 -
庄子哲学谈人对于自然、人对于社会的双重适应；被市民所发挥的是人对于社会的顺适（“顺时而应世”），骨子里则是中国式的宿命思想、命运观。“一块喝酒的买了兔头，常要发一点感慨：‘那会儿，兔头，五分钱一个，还带俩耳朵！’老吕说：‘那是多会儿？——说那个，没用！有兔头，就不错。’”（《安乐居》）老吕圣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德之至也”（《庄子 人间世》）。可这样也就有了市民的迷信，鬼神迷信以外更普遍的迷信。祥子在这一点上还未获得北京人的资格，他太相信自己的“要强”与耐劳。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60页 -
中国现代史上知识分子极其真挚地认同乡村，认同乡土，认同农民，却不妨碍如郁达夫、师陀这样一些非北京籍的作家以北京为乡土，而在普遍的城市嫌恶(尽管仍居留于城市)中把北京悄悄地排除在外。这自然也因为北京属于他们情感上易于接纳的“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页 -
当代文坛上正走着越来越多的城市漂流者，或者仅仅以“漂流”为简单象征的人。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与知识分子自觉意识的发展，必将发展居住者对于居住地的非归属性。上述“出入之间”，不完全归属、认同，将越来越成为城市人普遍的文化境遇。乡土关系也如人类在其行程中缔结过的许多其他关系，是对于人的抚慰又是束缚。乡土感情是由乡土社会培养并在其中发展到极致的，也将随着乡土社会的历史终结而被改造。它将日益成为诗的、纯粹艺术的感情。城市人在失去乡土之后有精神漂流，却也未必长此漂流。漂流者将终止其漂流在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更高层次的和谐中。但那不会是“乡土”的重建。因而乡土感在“五四”以后的文学中才更有诗意的苍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页 -
中国作家对于城的犹如对于人的性格捕捉，那种细腻的审美品味，得自中国文化、文学的陶冶。唐诗的写长安，宋词的写汴京，这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恰恰是被“五四”以后严于新旧文学区分的新文学者承继了。尤其新文学的纪游体散文。京味小说则可作为以小说写城市的例子。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页 -
p2: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敏感于这城的巨大呼吸。一种感觉一旦苏醒，它会不断扰人，使人丧失了一份安宁。谁说这不也是为研究、写作所支付的代价？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小引 -
p2:像是耳熟能详的故事，温熟了的旧境，一个久被忘却之后蓦然记起的梦。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城与人 -
p8:城只是在其与人紧密的精神联系中才成为文学的对象，文学所寻找的性格；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城与人
作者: 赵园
isbn: 7301239297
书名: 北京：城与人
页数: 253
定价: 32.00元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