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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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来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孔子说：“仁者人也，”意思说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们要知道，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现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出来。所以“仁”字从二人，郑康成解它做“相人偶”。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就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日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哪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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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重要性醍醐灌顶结果呢？我们的考证学的方法尽管精密，只因为始终不接近实物的材料，只因为始终不曾走上实验的大路上去，所以我们的三百年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书的整理，于人生有何益处?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枉费精力的废物。这三百年的考证学固然有一部分可算是有价值的史料整理，但其中绝大的部分却完全是枉费心思。如讲《周易》而推翻王弼，回到汉人的“方士易”；讲《诗经》而推翻郑樵、朱熹，回到汉人的荒谬诗说；讲《春秋》而回到两汉陋儒的微言大义——这都是开倒车的学术。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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