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犹太人的重庆往事
来源：重庆日报 时间：2014-05-06 17:20:19 | 编辑：李振兵 | 记者： 夏帆 周季钢
●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抗争 ●一段从未披露的犹太中国史 ●外国少年眼中的战时重庆
我的经历独一无二
——一名犹太人的重庆往事(上)
4月20日,北京时间夜里11点。万里之外的以色列海法,大约是下午6点。
听《重庆往事》中文译者董经绚讲,每天这个时候,书的作者——沃夫岗会结束散步,回到家中。这是一天中,采访他的最好时机。
电话拨通了,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
“Chinese?Chongqing?”
“Yes!”
“重庆人?你好,你好!”
虽然之前听董经绚讲过,老人会说夹杂着云南口音的重庆话,但亲耳听到,仍令人兴奋——电话那头,一个阔别中国长达60年、已经90岁的犹太老人,还能记得那个曾经寄居仅11年的城市的方言!
我们的聊天,就这样进行着。“老乡”遇“老乡”,老人似乎一点也不想结束。他尝试委婉地提醒记者控制成本:“你们可以用skype(一种互联网即时通讯工具)和我讲,不花钱,随便你讲好久。”记者解释道,在中国,skype不那么流行。但过不了多久,老人会突然岔开话题,喃喃地又说,“你们可以用skype和我讲,不花钱,随便你讲好久……”
老人这样讲述他的书——
“那是我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的经历,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中国所经历的真实的故事。”
“也许,现在的年轻一代人看来,那仅仅是一段抽象的历史。”
“关于那一时期犹太人的故事,已经有很多的书出版发行了。但是,那些回忆录中,没有一本讲述犹太难民在中国内陆的故事。”
“我一直都爱中国,爱中国人,爱中国的语言文字,爱中国的古老风俗和中国饮食。我感谢中国救了我的命。不仅救了我的家人,还接纳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到中国,从而免受纳粹德国的屠杀。”
正如沃夫岗所说,关于犹太难民在中国内陆生活的历史,在《重庆往事》出版前,还是一片空白,“我的经历独一无二”。
这个世界谁还肯接纳我们?除了中国
沃夫岗的家,原本在柏林市中心。父亲约翰斯是执业医生,从事肺结核的研究及治疗。家里有一辆欧宝车,衣食无忧。
幸福的生活,在1933年突然中断,希特勒走到历史的前台。
有一天,沃夫岗的伯父和叔叔突然被纳粹党卫军带走了。兄弟俩遭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折磨,他们被绳子捆住阴茎,强迫灌水不准排尿直到痛晕过去。
半年后,兄弟俩被释放。很快,伯父放弃了所有产业,举家移民到了巴勒斯坦。
随后,沃夫岗的哥哥和另一位伯父——里昂·沃夫岗也陆续从德国离开。
此时的沃夫岗还一片天真烂漫。在读中学前的那个暑假里,他写了一篇《维西渔人码头历险记》,希望能在课堂上与所有同学分享。但老师一直没点他的名,于是他就自己站了起来。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句沃夫岗从来不敢想象的大声训斥传来:“坐下,犹大!”
后面的故事是:沃夫岗不被所有老师待见,不断有同学挑衅,和他打架。
直到有一天,约翰斯说:“如果这样,我们就让他停学好了……”
休学后,对机械感兴趣的沃夫岗开始自学,而这竟也为他往后的人生铺就了一条道路——此乃后话。
他父亲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1935年,约翰斯被指控为一个女人非法堕胎,而被关进监狱。这竟成了不幸中的万幸,“一出狱,就可能被纳粹抓到集中营去。最好是呆在那里”。
半年后,沃夫岗的母亲病重去世。
又过了几个星期,约翰斯被无罪释放。出狱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带领儿子,逃离这个恐怖的国度。
但他们选择极为有限——比如,美国的犹太移民配额已满。全世界同意增加移民配额的国家,只有小国多米尼加。正如犹太政治家哈伊姆·魏茨曼写道:“看来世界将要分为两部分:犹太人不能生活的地方,以及他们不能进入的地方。”
不过,当时孱弱的中国是个例外。据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徐新介绍,在1937年前后,大约有两万多犹太人曾辗转来到上海——曾经的公共租界,世界上唯一既不需要签证也不需要护照就允许进入的地方。
来到重庆,迎接我们的是日本人的轰炸机
那段时间,犹太社区中谈得最多的,便是上海。
上海充满诱惑。徐新说,早在唐朝,就有犹太人进入中国的记录,并在北宋时期形成了“开封犹太”这个族群,“在中国人的哲学体系里,没有‘反犹’这个词”。
1939年,约翰斯变卖了一切值钱的家当,带着沃夫岗以及4个大木箱——所有能让这位肺科医生在中国重新开业的物件,开始逃亡。
当时,大多数犹太人都是乘船从意大利到上海。也有一部分人乘火车,从波兰,经俄罗斯,到被日本控制的大连,再从那里,乘船到上海。
当约翰斯购买意大利船票时,船票却已经预定到第二年了。而乘火车经大连去,需要日本的过境签证。但日本领馆拒绝了他们的签证。
怎么办?
就在这时,伯父里昂来信了。里昂于1933年来到中国,最先落脚的城市是哈尔滨,最后到了重庆。此时,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里昂认定,跟中国的政府部门转移到重庆比较安全。
于是父子俩规划了一条新线路:从德国坐火车到莫斯科,再坐火车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乘飞机到乌鲁木齐(哈密),转机兰州、成都,最后到重庆。
但自从离开德国,父子俩就变成了彻底的穷光蛋。按照当时纳粹的规定,每个犹太人只能携带不超过5马克的货币出境。更糟糕的是,约翰斯的4个大木箱在经过苏联时不翼而飞。父子俩只能靠身上的几件衣服过冬,领取国际犹太组织的救济金过活。
辗转一年之后,1940年,父子俩终于抵达重庆。刚在街上转悠一阵,空袭警报就响了。街上的人不要命的跑,一路高喊:“挂球了,挂球了!”
当时,在城市中心最高处有个大木架,挂一个红球是空袭预告;挂两个红球是飞机马上来了,须赶快进防空洞;轰炸开始,两个红球都放下来;警报解除,则挂绿色灯笼。
日本人的轰炸机就是这样“欢迎”父子俩来到重庆的。
我们和重庆人同呼吸共患难,永不屈服
自打来到重庆的第一天开始,沃夫岗一家子便“和重庆人一起,同呼吸共患难”,他们见证了日本人对中国平民展开的疯狂屠杀。
1941年,沃夫岗来到城里(现在的渝中区)工作,约翰斯来看他。空袭时,父子俩钻进房子底层的小防空洞。一颗炸弹落到这栋4层的房子上,房子左边的内部结构完全破坏,但右面还立着。沃夫岗知道有倒塌的危险,就拒绝再住进去。
但没有人听他的警告。
两周以后,一场大风把房子刮倒。16个在里面睡觉的人,长眠在废墟里。
沃夫岗还经历过震惊中外的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那是1941年6月5日,天上飘着毛毛细雨,日本派出24架轰炸机,分三批偷袭重庆。
街上一片混乱,惊慌的人群潮水般地向大隧道涌去。这段仅可容纳5000人的隧道,顿时挤进了上万人。
日机持续轰炸了3个多小时后的午夜11点,人们劈开木闸门,才发现,大多数人已窒息而亡。死者面目青紫,口鼻出血,你抓我扯,惨不忍睹。
“我亲眼目睹了几千具尸体用卡车拉了好几天,才清理埋葬完毕。”沃夫岗说,“事件过后,这一带的商店好久都没人开门,因为他们都死在洞里面了。”
被轰炸过的地方,只剩一堆堆瓦砾。但只要日本飞机一离开,大火一经扑灭,老百姓就开始在废墟上建小商店,搭棚子。
一些女人和孩子开始收捡废墟里的钉子,锤直了分成堆卖。弯的水管也被利用起来,锤直以后,一节节焊起来,漆上银色的粉,看起来和新的一样。电线也是从炸毁的房子里捡拆出来,经过清洁抛光,看起来像新的一样。
“我们西方人真是不知道什么是贫穷。战后一些欧洲人受不了这样的苦,宁愿选择自杀。”沃夫岗说,相比之下,重庆人要坚韧得多,“只要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就不能阻止他们重建家园,开始新生活。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生活从不中断!”
“日本人以为狂轰滥炸,就能让中国屈服,但他们完全低估了中国人的骄傲与自尊。”
我成为袍哥会里为数不多的“洋鬼子”
到重庆的第三天,沃夫岗已经尝试用重庆话与人交流。为了找工作,父子俩寄居在南岸龙门浩一个德国人开的酒吧里。
“一些年轻人爱拿我取乐子。我认真而且准确地重复他们教我的重庆话时,他们笑得前仰后合。后来我才发现,他们教我的都是些脏话。”
沃夫岗也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一位年轻的湖北人,他的叔叔是国民党的官员,手头有一辆老式军牌卡车。沃夫岗利用这辆车,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营生——卡车司机。
从重庆到昆明,一路下来,走走停停,需要花一个多月时间。在这过程中,凭借高超的驾驶、修理技术和良好的人品,沃夫岗赢得了中国人的尊敬。后来,沃夫岗还因此加入了袍哥会,成为这个巨大的帮会组织中为数不多的“洋鬼子”。
相比沃夫岗的“入世”,他的家人则要骄傲和矜持得多。约翰斯弟兄俩虽然身陷中国,但仍对德国心存期盼,希望疯狂的时代尽快过去。他们只读德文书,找到什么就读什么。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应当过新的生活,学些重庆话与人沟通,更好地谋生。而一上街买东西或到邮局,他们就乱了手脚,到处找人当翻译。
但这往往事与愿违。有一次在邮局,伯父大声吼叫:“真是耻辱,没有人讲英文!”
沃夫岗画的重庆城
对话作者
“感谢中国救了我们的命,中国万岁!”
本报记者 夏帆
重庆日报:您身边的很多朋友、家人都跟中国联姻。您如何评价重庆人?
沃夫岗:我在重庆有很多朋友。我喜欢他们所有人,他们也喜欢和我在一起。这里的人非常乐观而且喜欢微笑。任何时候你问路,都会有人给你指路。当我有中国女朋友的时候,我非常开心。而且,我从来没有交过欧洲女朋友。
重庆日报:您记录了很多关于您父亲行医闹的笑话。在您看来,要融入中国社会,您必须坚守和放弃的原则是什么?
沃夫岗:关于我父亲的笑话都是事实。他想有更高的收入,这才能与他作为德国医生的身份以及他的知识相匹配。但他有个致命的问题,在向病人收费的时候,并没有以中国人的思维想过。
举一个例子。治疗费他收80元,药费20元。为了让别人明白,他把手放在瓶子上说,20元;然后用手指指自己说,80元。这在中国似乎行不通,中国医生的治疗费是很廉价的。在病人面前,我们争执过,但我没法改变他的想法。
我很快地融入了中国,因为我年轻,很容易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且像他们一样处事。
重庆日报:在您到达以色列后,还曾回到重庆旅行。如何评价重庆和中国社会的变化?
沃夫岗:战后我第一次回到中国,我发现没有任何进步。但是后来,特别是邓小平上台之后,中国越来越繁荣,许多高楼拔地而起。
与老一代相比,年轻一代的重庆人,住在了更宽敞、明亮的公寓。他们很有礼貌,在入口处他们会脱帽敬礼,在以前的中国绝不会出现,这让我非常惊讶。
重庆日报:最后,您想对中国说点什么?
沃夫岗:在德国的最后两年,我住在我姑姑家里。1940年,我们离开德国后不久,纳粹来了,把我姑姑、姑父带去集中营,在一个封闭的卡车里,用废气把他们和另外50人杀害了。如果我们不离开,结局也一样。
我非常非常感谢中国救了我们的命。中国万岁!
专家热议
《重庆往事》,一部战时重庆的社会生活史
本报记者 夏帆
重庆日报:沃夫岗一直强调,他的经历和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您怎么看?
唐润明(市档案馆编研处处长):在这本书问世之前,我还没有看到犹太人在重庆生活的记录。
《重庆往事》记载了其从逃难、在重庆生活、回到以色列的历史,其时限长达11年。这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在有关记录犹太人二战时期在中国活动的书籍中,是独一无二的,因而其价值也应当是独一无二的。
书中的一些记录,印证了当时的一些大事件,而作者描写的“重庆大轰炸”,更是日军屠杀中国人的一大铁证。
徐新(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学术界以前一直有个定论,二战期间犹太人到中国来,主要是在上海,少数一部分人到了天津、哈尔滨,但几乎没有犹太人在中国内地、大后方生活的记录。沃夫岗的故事是一个特例。
重庆日报:这是一本口传历史。而一般我们认为,这种书的学术意义不大。您怎么看?
徐新:最近十来年里,口传历史在西方很受重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作者在现场,讲自己的感受,这更有时代意义、现实意义。尽管作者可能记忆不准确,或者有主观色彩,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文字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素材。
潘洵(西南大学历史学教授):书中的确存在一些错误。但全面评价一本书,应该是批判的利用。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让我们了解抗战时期犹太人在中国的生活,了解一些重大事件,了解大后方的社会生活。
唐润明:是的,这本书记载的是战时重庆的底层社会生活史,对了解、研究抗战时期的社会特别是外侨在重庆生活、工作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价值。有关医疗、卫生方面,社会风俗方面的情况、个人的生活细节,书中均有较为详尽的介绍。
图片均为《重庆往事》插图
比起给父亲当翻译,我更喜欢跑车闯江湖
1941年夏,约翰斯给人治病,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报酬。这样,约翰斯有了足够的钱,可以在城里租一间屋子,开起了诊所。除了跑车,在家时,会说重庆话的沃夫岗便是父亲的翻译。
一次,一个患者希望沃夫岗给约翰斯解释他有“阳萎”时,病人说他下身发冷。本来沃夫岗可以说他“不能做爱”,但他却要苦苦搜索文雅一点的德文单词。稍微犹豫停顿一下,父亲有些不耐烦。
“好吧,我告诉你,他说他下身感到冷!”沃夫岗直译道。
约翰斯说:“告诉他,叫他太太给他织一条保暖内裤,不就暖和多了吗?”
当病人会讲英语或者德语,约翰斯的劲头就来了。一次,一个会说点英文的富人来做检查,约翰斯给他上了长长的一课,从肺病怎么得来的,到如何治疗,讲得仔仔细细。
最后约翰斯讲:“下次来带上你的X光片!”
过了一周,听得半懂不懂的富人再来时,很骄傲地出示了一张他的全家福照片……
不过,约翰斯更多的是成功案例,比如治愈了国民党高官白崇禧女儿的病,而得到丰厚的打赏。
但沃夫岗一直认为做翻译是件没前途的事。一有空,他还是找货源,继续跑车,继续冒险。
经过贵州七十二道拐是个艰苦的旅程。经常是,当发动了引擎、挂档,竭尽全力爬个两三米后,车又趴下了,又重新发动、给油、挂档,爬几米,再趴下……进入云南,开到一段起伏路时,轮子竟然跑掉了!就在摔下悬崖前的一刹,终于刹住!
遇到土匪是常事。“龟儿子的,都给我下来!”有一天夜里,沃夫岗的车被拦了下来。
一个土匪走到沃夫岗面前,叫他赶快把鞋脱了。 “我给他们说,这双鞋对你来说太大了(44码),你穿了怎么能跑山路呢?你看,连我穿起都嫌大。”另一个要沃夫岗脱裤子。“我指着屁股上的洞说:‘你看见洞洞了吗,我看你穿起来都不好意思哟!’”
然后,土匪开始取备胎、工具箱和卡车的帆布棚,甚至蓄电池。沃夫岗护着不让取……土匪举起了卡宾枪。
沃夫岗急中生智,解释道,“没有电池,车发动不了,我就死在这里了,以后你们就再也遇不到我了。我没生意,你们也就没了生意。”这段话竟然很管用,“请示了土匪头子后,同意我保留电池。”
还有一次,车没油搁浅。沃夫岗看见有人背着两大罐酒走过。高浓度的老白干!沃夫岗立马买下,倒进油箱,用破棉絮浸满酒精,包着汽化器,点燃给汽化器加热,引擎居然发动了!
父亲长眠在李子坝,我还要继续生活下去
在重庆的日子里,父子俩从来不公开谈论在柏林的好时光。但约翰斯总惋惜在逃难途中丢失的4个箱子,那里面有珍贵的医学文献和仪器,和他在一战前发明的一种血清。
一战过后,约翰斯在肺结核病人的肺粘液中发现了一种无名芽孢杆菌,并培养出一种血清抗体。他把这种血清注射给被肺结核菌感染了的奶牛,过了一段时间,奶牛的肺结核指标竟呈阴性!
约翰斯又在被肺结核感染的孩子身上实验,也获得了成功!这让约翰斯无比兴奋,一大难题解决了。
到重庆以后,约翰斯曾到苏联大使馆查询行李。几个月后,对方通知说行李找到了,但要约翰斯付从阿拉木图到重庆的运费。约翰斯从朋友处借来了一大笔钱,付款时,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说得太多,谈到了血清的价值,这就足够让苏联人停止托运这批行李了。”沃夫岗说。
“这让父亲一直闷闷不乐。”1947年初秋,约翰斯开始卧床不起,体力一天比一天差,后来连一个病人也不能接待了……
伯父里昂决定离开中国,从重庆经上海,前往以色列了。走之前,他来看望他的兄弟。
两人谈了整整一晚,聊起了上学的时光,也讨论了怎么让沃夫岗父子俩也去以色列……而这,竟是兄弟俩最后一次谈话。第二天,约翰斯陷入昏迷;第三天,约翰斯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被埋在李子坝的一处外国人的墓地。
“直到盖棺钉钉时,我才接受父亲已去的事实。我忍不住像婴儿一样放声大哭。自我母亲去世,我还没有像这样哭过。他是这样一个有才干的人,现在,竟这样离开了人世。”沃夫岗对记者说。
父亲过世、伯父离去,原本一大家子人,现在只留下了沃夫岗孤零零地“留守”重庆。
我的太太是中国人,她改写了我的一生
在凌乱的岁月中,一位云南姑娘——素兰,给了沃夫岗一生中最美的回忆。
素兰有一副娇好的面容,没有化一点妆,长长的辫子拖在腰间,一副害羞严肃的表情,让沃夫岗着迷。他们是在跑车时认识的,素兰和他的哥哥阿昆负责押运。
素兰在一大户人家当家教,读了很多翻译书籍。沃夫岗经常和素兰聊天,谈中国和欧洲生活的不同。“素兰经常说,她宁愿嫁一个穷丈夫,住棚子,也不愿嫁一个明知会对自己不忠的有钱人去住豪宅。”沃夫岗告诉她,重婚在西方是犯罪。
一天,两人散步,沃夫岗忽然从高处跳入湖水,憋住气潜到很远才浮上水面。这把素兰吓得半死,“万一你起不来了,这个世界谁来救你?”
回去的路上,素兰的手无意间碰着了沃夫岗,“我的感觉就像受到电击一般”。
“自从遇上了素兰,我开始梦想过另一种生活。我想找个小溪,在溪边搭个小泥屋子,小溪的水可供发电照明……这些念头并不过分,但很难实现——因为我是外国人。”
1950年的一天夜里,沃夫岗鼓足勇气,对阿昆说,他和素兰想结婚。
阿昆惊呆了,几秒钟后才回过神来。阿昆很喜欢沃夫岗,但一个外国人要和他亲爱的妹妹谈婚论嫁,还是超出了一般人的思维。阿昆说,是的,我隐隐约约感到你们两人间有点“那个”。事到如今,请考虑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等一等……
几个月后,在朋友的操持下,两人办了一场中西合璧的婚礼。
对他们来说,外国人就是美国人,我不得不离开
婚姻的甜蜜依旧,但更多的是应接不暇的烦恼。此时,外国人开始陆续离开中国。
一天晚上,在回家途中,沃夫岗想点根烟,夫妻俩就走到一座房子前避风。突然,一队军人围上来,用枪口对着他们吼道:“你们是谁?”“哪里住?”“要想烧房子吗?”他们问了一大堆问题,直到一个多小时后,夫妻俩才被“释放”回家。
从那时起,夫妻俩不敢随便外出。一旦上街,经常是一大群孩子跟在身后,不停地叫:“美国人,美国人!”对他们来说,外国人就是美国人。这让沃夫岗不得不考虑:离开中国。
1951年,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空前高涨。利用这个机会,夫妻俩获得了离境的批准。
两人从昆明出发,经保山,由畹町桥出境,到达缅甸仰光。稍作停留后,乘飞机到达泰国,再到香港,飞往以色列。不幸的是,因为旅途的疲劳紧张,素兰流产了,一路上出血不止。这段遭遇,给素兰留下了永远的痛——再也不能生育。
到了以色列,凭借努力,沃夫岗成了海法理工大学的高级机械师,并取得多项专利。
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外国旅游者被允许入境。
1986年,沃夫岗夫妇决定“回到”中国探望素兰的家人。沃夫岗想法搞到了德国护照,为素兰搞到了台湾护照,准备途经德国进入中国。两人先到柏林,去看望了沃夫岗的亲人,又给母亲扫墓。可就在柏林,素兰突然说,“不要走开……”,一下就倒在沃夫岗的手臂上。
素兰再也没有醒来。素兰过世之后,沃夫岗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环球旅行,包括去保山,去看望素兰的亲戚们。1999年,沃夫岗又一次回到中国,回到重庆,沃夫岗试图找到当年埋葬父亲的地方。
“但一切变化太大了,没有人知道何处是当年的外国人墓地。这里盖满了房子。”
“我找不到他的坟,找不到了,我记不得,记不得了……”60年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90岁的沃夫岗用苍老嘶哑的声音,就这样,喃喃地诉说着。但他相信,即便是人们把墓地翻了个转,盖了新楼,但约翰斯的骨头还在那里。
采访手记
记录历史,一场重庆人的接力赛
本报记者 夏帆
3月初的一个早晨,部门领导给了我赵晓玲女士的电话。
电话打过去,她开门见山,说拿到一部犹太人的书稿,正欲出版,若感兴趣,可深入采访这本书的译者董经绚女士。这个线索,足以让每一个职业新闻人亢奋。
据董经绚回忆,2011年11月,在美国工作的她,参加了“美国以色列旅行团”,展开了14天的旅行。
听说董出生在中国重庆,导游一下子来了劲,带她去见了一个“重庆老表”——这就是沃夫岗。董用英语和他交谈,他却开口说起重庆话来。“我惊了一下,好像听到去世一年多的父亲在和我说话,心里一热,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分手后,两人仍保持密切的联系,沃夫岗在E-mail中发来了英文版的《重庆往事》。“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书,读完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让国内特别是重庆的读者读到。这是人类文化瑰宝中的一颗小珍珠,打的是犹太印记,却来源于中国,养育在重庆。”
书稿翻译出来后,怎么发表?董便想到了她的校友——原《红岩》杂志副主编赵晓玲。
赵发现,“这部书稿没有不帮助出版的理由”,“沃夫岗的回忆真实而生动,他的西方人的视角,对我们认识自己城市的历史多了一个维度。”
她如是感慨,“有的关于历史的书,不一定博大,叙述甚至不太精准,但它会让人感觉到历史是有温度的。”
编辑、联系出版商,赵一气呵成,并向报社的朋友传去了书稿。
就这样,书稿到了我的手中。连夜拜读,联系赵、董、沃夫岗采访,成稿……不为别的,为了这段珍贵的历史,为了圆沃夫岗老人一个报恩的梦,为了继续这个重庆人记录历史、持续不断的接力赛。
而你,可以是这场接力赛的下一个。
犹太之眼
战时重庆街头风情录
本报记者 夏帆
在《重庆往事》一书中,沃夫岗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满怀敬慕”地观察,用了大量的篇幅,专门记录战时重庆街头的手艺人和民间借贷情况。
对于这些描述,西南大学历史学教授潘洵认为,沃夫岗对当时重庆的生活记录,对研究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社会生活史,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铁匠
这些手艺人,竟可以用50加仑的大油桶做成大卡车的车头。要知道,箱形车头的形状很复杂的。
把他们做的和真正的卡车头相比,你简直分不出真假来,真是让人惊叹。要用大油桶的铁皮,应该先把桶装满水让有爆炸危险的气体排除,才能保证安全。但中国人既没有用水,也没有耐心把安全保证好以后才动手。那桶就在围观的人群中,技工们直接在桶口点燃气体,火苗一下冲出来,冲得老高老高。
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真不能相信。在西方,这可是犯法的。
首饰加工
很有趣的是,金银首饰匠人烧油就能把首饰熔化。粘土烧的碗里装点油,油里有细细的一束老木藤做的灯芯,灯芯点燃后有很大的火苗。用小吹管把氧气吹倒火苗中,会产生一小束蓝色火焰,温度很高,高到足以熔化小片的金银或要焊接的部位。我想模仿这种技术,但是没有成功。今天,这种技术已经没有必要使用,被人们忘却了。
补碗
他们肩扛工具箱,里面装满了原始但功能相当齐全的家私,可以修理很多东西。其中还有一个小炉子,竟可以烧热他的烙铁。所有的修理对他们都不成问题,他们甚至可以把破瓷碗修复。在两块破瓷片的边缘钻上小孔,再把金属小钩子打进小孔,每只小钩都钩住两片瓷片,一只破成两半的碗就重新成为好碗了。
民间借贷
如果要做点小生意,在这儿(茶馆)还可以搞到贷款。这里有一个很有用的系统,叫打会,从朋友和家庭成员那里筹集资金。
打会是这样进行的,比如说,你叫上10个亲戚朋友到茶馆,每人出10块钱给需要钱的人,这人就筹到100块钱。下个星期,这10个人又聚在一起,每人出10块钱给下一个需要钱的人……以此类推。这样,每个星期都有一笔可观的钱来办点什么事。这样集资,又省去了银行的利息和其他费用,银行对打会是无力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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