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中的帝制

大规模的民众组织化动员，非魅力超群的野心家难以办到。单靠呼唤皇帝是没戏的，非得均贫富的动员才行。一旦实现了这样的动员，乡绅和民众势必两分，社会和文化的割裂更甚。组织化的底层动员，所展示的力量倒是民众的力量，但其方向，却是野心家的方向。

议会内阁制，总统是虚位的，行政权在内阁，内阁向议会负责，由议会选举席位过半数的党或者党派联盟组阁。而总统制则由全民选出的总统负责组阁，但阁员的提名需要议会的同意；总统掌握完全的行政权。一般来说，议会内阁制，议会对内阁的反制力度比较大，一旦议会对内阁的不信任案通过，内阁就只有下台，或者解散议会重新大选。但是，在总统制下，议会即使反对党占多数，一般也只能在议案上加以阻击，要想换人，只好等下一次大选。

接连两次帝制的尝试都失败了，从此以后，除了零星但绵延不绝的农民称帝事件外，在这块土地上，帝制消失了。可是，帝制消失了，但帝制的幽灵没有消失。这个幽灵比帝制本身更可怕，像一只无形的手，拖着历史往专制、独裁的方向走。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之所以在两年之内接连发生两次帝制复辟，当时的中国，的确也存在需要帝制的民情。我们的教科书说，两次复辟失败，说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显然过于想当然。怎么不想想，共和都深入人心了，为何会有两次帝制复辟？其实，如果这期间有哪个强人，能够操作出帝制而且巩固之，那么，老百姓还真的就能接受并欢迎帝制。遗老们通过帝制复活而重建社会伦理结构的企望，在民间也是有呼应的。在任何时代，作为社会精英的乡绅都渴望秩序，老百姓也都渴望秩序，尤其是建立在伦理道德基础上的秩序。革命革掉了皇帝，所带来的伦理道德的摇晃，也让一般百姓感到了困惑和不安。而由伦理摇晃加剧的社会动荡，更是令他们的生活变得糟糕了。兵乱，匪乱，流氓的滋扰，在民国之后，都在加剧。清末原本处于非法状态的帮会，民国后在很多地方，都变成了秩序的中枢，连士绅都非得加入帮会才能自存。民国的建立，即使在袁世凯这个强人当家的时代，都没有给老百姓以他们期待的秩序，更何况后袁时代？就秩序而言，民国是一个乱世。借用陈志让的说法，一个社会从绅军秩序，变为军绅秩序，被统治者的感觉并不好。军阀割据，就意味着军人的发言权至大，也意味着战争。一方面，统治的语言变为强权说了算，一方面，则战事频繁。尽管，说当时就相当于五代十国，有些夸张，多数的军阀，还不至于没有文明的底线。毕竟，他们原本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已经到了20世纪，军人即使作恶，也不至于像五代军人那样，胡乱杀人，用人肉做干粮。但军人的统治，在某些地区，的确没有清末新政时期那样规矩也是实情。

毋庸讳言，当时的中国人，是要皇帝的。民众要皇帝，乡绅也要皇帝。湖南名绅叶德辉，于洪宪帝制十分热心，却于张勋复辟皮里阳秋。山西乡绅刘大鹏，对洪宪帝制，似乎也没有什么意见，只是对帝制中操纵民意代表的国体投票，感到不满，觉得他们有意操作，弄虚作假，寡廉鲜耻。但对于张勋复辟，则欢喜若狂。山西督军阎锡山宣布讨逆，他觉得实在悖谬。他们甚至不像某些上层精英那样，在乎皇帝的族群是不是汉人（但肯定也不会是非满人不可），只要这个皇帝，不过分要钱，能给他们带来秩序就好。但是，当皇帝倒台的时候，他们没有去阻止，而再有人给他们皇帝的时候，也没有举国一致的拥戴。不是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他们没有这个自觉。辛亥以来，政坛如戏台，上上下下，城头变幻大王旗，悲也罢，喜也罢，对他们是福也好，祸也好，他们就是看看，也只能看看。底层民众不是没有力量，但这个力量非得组织化，才能显现。而大规模的民众组织化动员，非魅力超群的野心家难以办到。单靠呼唤皇帝是没戏的，非得均贫富的动员才行。一旦实现了这样的动员，乡绅和民众势必两分，社会和文化的割裂更甚。组织化的底层动员，所展示的力量倒是民众的力量，但其方向，却是野心家的方向。跟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人一样，两次帝制复辟的主导者，都不是草根野心家，也都没有动员民众的心情和动力。反过来说，即使张勋之辈有这个心，去动员草根民众，仅仅靠他们那点对皇帝的好感，显然是不够的，这需要均贫富的行动和动荡得快要活不下去的社会形势。

长期以来，脑袋自己脑补走的步子太大了，结果就扯到蛋了~

未经动员的草根民众，在政治事件中，就只能是看客，麻木的看客。哪怕你折腾出大天来，对我来说，不过一场好戏。辛亥革命时，清朝的皇帝无法指望民众拉他一把，同样，袁世凯帝制的时候，民意也帮不上忙。尽管在帝制的造势过程中，组织了很多民意请愿团，但即使民意赞同帝制，也跟这些请愿团毫无关系。民意不是没有力量，即使未经动员的民意，也一样可以显现出它的威力。只要统治者总是逆着民情做事，不给民众活路，没有秩序，民意之火或早或晚总会烧起来的。肯定会有野心家利用这些普遍的不满，将分散的不满集聚起来的。即便是乌合之众，一样会有拔山填海的威力。尽管破坏很大，玉石俱焚，但任何人绝对无法忽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