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译林出版社提议推出《未完成的对话》的中文版，此举令我十分惊喜。得知这一决定的时刻，促使我回忆起这部著作缘起的一系列往事。
记忆犹新的是，1986年夏天，在牛津大学全灵学院，我于忐忑不安之中和以赛亚?伯林爵士的初次会见，从此开始了我精神生活中最重大的经历，结果是，这部著作竟在美国出版，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得以送到中国读者手中！曾几何时，我的想象力范围似乎容纳不下事实发展的这一过程，尤其是在我所生活的境遇之中。
从那一时期起，世界发生了巨变。1989年6月4日，在波兰举行了第一次几近完备的民主选举，此举开始了整个东方集团的深刻变革。当时的超级大国之一轰然垮塌，另外一个则似乎正在经历衰落，而世界的重心显然正在向中国移动，中国正在成长为世界强国。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我一直建议我的学生学习汉语。在见证正在出现的种种过程开端的同时，作出回顾是十分值得的。孔子曰：“温故知新。”
伯林的著名论文《两种自由概念》，我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得悉的--1981年伯林宣布军管后不久。显而易见，在当时，自由乃是涉及我个人的问题。我还记得在阅读这篇文章适合经历的、精神上的巨大轻松感，那种感觉酷似在充满新鲜氧气的森林中的漫步。但是，阅读当时在克拉科夫全市惟一的一本《两种自由概念》绝非易事。这一著名论文的单行本，列入了我所在的大学的藏书。为了借阅，我必须提出相应的申请，说明需要阅读这一本禁书的理由，和图书馆馆长约谈，申述情由。在当时，大学乃是有限的自由的飞地。我是以科学研究人员的资格得允借阅该书的。在那些年代里，在波兰，伯林的著作无法公开借阅。伯林某些著作的波兰语译本只有“地下”版本，或者国外波兰侨民主办的出版社版本。我属于很少数人的小组，这少数人因为所在的单位，而可以合法地杰出伯林著作的有限的藏书。《两种自由概念》对我触动至深。我十分喜爱的一句箴言“Nawet najczarniejsza chmura ma srebrne brzegi”（至黑乌云，亦有银边）最形象地表明元气开始恢复，希望突然来临。这令我全身灌注进入对伯林的思考。直接的效果就是，我鼓起勇气，给牛津大学这位思想家写出第一封书信。他主动开始了我们后来的书信往来和个人交往。
1989年巨变之后，在波兰公开地大量出版了伯林著作的译本。现在，在波兰图书市场上，几乎可以买到他全部的著作。感谢本书中文版译者提供的信息，我得知，中国读者忆旧那个阅读伯林重要论著的译本（12部）。我为此感到高兴。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在深刻变化的时期，是值得从《两种自由概念》的作者著作中汲取思想的。他涉及个人自由的言说永远不会失去重要意义，虽然在稳定的时期不一定显得突出。但是，与此同时，他的价值多元论简介越来越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成为充满多样性与相互碰撞、互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在这个世界中的路标。这样，在我得以经历的日益变迁的历史环境中，我起初对伯林自由概念的着迷逐渐演变成为对于他在道德哲学中开创的新潮流--道德多元论的强烈兴趣。在1989年的巨变之后，在对于我的这位导师的哲学思考的探索中，又一次得到了培育。
当然，现在冒昧献给中国读者的这部著作的中心任务是以赛亚·伯林，以及他对思想遗产的贡献、他对世界和人类事务的深刻观察力--这一切都一如既往地是得到他个人的经验的多方面的启迪的。而在我们的书信和谈话中，也写进了我的祖国波兰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时期的事态。同时也记录了我个人生活、我遇到的可能和重重困惑的片段。在1983-1997年巨变时期我们展开的讨论如果给读者带来启发或者成为希望的开端，我讲感到十分欣慰。我深信，以赛亚?伯林也会具有同样的感受的。
中国人民和波兰人民相同的苦难已经成为遗产。警示出这种积淀中汲取，但是，积淀已经成为过去而一去不返。
附记：我想要真诚感谢本书译者杨德友教授，感谢他的全力以赴完成这一译事，和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展开的富有成果的通信联系。我感到十分惊异的是，杨德友教授也懂得波兰语（翻译出版过不少波兰语写作的著作）。对于波兰语言和文化的熟悉，在翻译《未完成的对话》过程中，肯定等于有了一张王牌。我希望，杨德友教授有机会翻译出更多的柏林作者的著作。我以往的好运给我带来的和以赛亚?柏林特殊接触的机会，正在继续带来成果。最近的幸事就是和杨德友教授的思想交流，达到了通畅的理解。
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
波兰 克拉科夫市 雅盖沃大学 2012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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