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抄录《小城之春》中妹妹戴秀的扮演者张鸿眉写的一篇追忆费穆的怀思。
费穆叫我忘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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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眉
（写于1984年12月21日，上海）
1948年年初，文华影片公司特约我参加影片《小城之春》的拍摄，扮演片中妹妹戴秀一角，编剧李天济，演员石羽、李纬都是我在重庆“中华剧艺社”的老朋友，韦伟、崔超明则是上海影剧界的著名演员，导演费穆虽然从未见过面，但我是久闻大名，他是同行公认的权威导演之一，我居然有机会能跟他合作，可亲自得到他的教诲，一定得益匪浅，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下来，但是心里还免不了有些担忧，我虽然13岁起开始登上了舞台，在话剧舞台上也多少有些实际经验，可对电影表演我可以说是刚刚入门起步，只参加过一部电影的拍摄，对电影艺术的特性还很陌生，将妨碍我今后的创作。
由于我喜爱这个全身散发出青春活力的少女形象，我也非常珍惜有一次可以向费导演学习的好机会，怀着又喜又怕，忐忑不安的心情，第二天应约前去。记得是在一个摄影棚里，费导演见面握过手后，对着我上上下下，从头到脚打量了许久，接着便慈祥而郑重地笑着对我说:“原来你是这样的，你昨天看过剧本了吗？”我回答：“看了。”他说：“你能把它全部忘掉吗？”我不觉吃了一惊，这是我做演员以来第一次听到导演对演员这样的问话，我镇定了下来迅速地作出了回答：“当然可以！”他表示满意地说：“好！那就忘掉它！”导演的这个要求在我的心里升起了一团迷雾，就这样我开始迈出了创造角色的第一步。他要我在拍摄时穿自己平时的服装、鞋袜，依然梳我那两条粗壮的小辫子，照样打上两个蝴蝶结，就连平时我有一个爱甩辫子的习惯动作，也被导演发觉后利用成为角色的习惯动作了，我的举止，一招一式都得了他的肯定和赞赏，逐渐地我原有的思想负担解除了，紧张情绪消失了，忘记了摄影机对我的威胁了,我在表演时感到自如自在，仿佛我已经和角色融为一体了，我开始建立了创作的自信。
一个演员在创作中最大的愉快莫过于导演对自己的理解和信任，我在拍摄的整个过程中深有体会，它能使演员产生十足的勇气去冲破一道道难关，去获取最好的成效。我想举两个例子。一天早晨，我刚踏进化妆室，费导演走到我面前轻声细气地说：“今天要拍的这场戏，你要唱一支歌。”我问:“唱什么歌？”他说：“由你选择，你喜欢唱哪支就唱哪支，但是要在拍摄时同期录音，既不能后期配，更不能找人代唱，因为这是生活不是表演。”我当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有点慌神，导演鼓励我说：“别紧张，我知道你平时是喜爱唱歌的，你一定会唱得很好！”听完导演的话，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开始在脑海里搜索平时常爱在嘴里哼哼的民歌，要符合人物，适合情景，还得适合于我这个女中音的音域，总算选定了新疆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在导演面前试唱了一遍，他高兴地说：“很好嘛，马上开拍！”摄影棚的准备工作搞好了，摄影机开始转了，剧中人哥哥要妹妹为到家里来的客人唱一支歌表示欢迎，我毫不犹豫地拉开喉咙唱了起来，一曲终了镜头也拍好了，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松了一口气，也都很兴奋，没想到拍得这样顺利，一次成功，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想想真还有点怕，没有定音，没有伴奏，对演员的考验有多大，唱得荒腔走板连遮丑的东西都没有，正因为有了导演的信任，才使我鼓起勇气闯过这道难关。
后来在拍摄湖上划船一场戏时，费导演又提出要我边划边唱歌，这次我就比较有点信心了，唱了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还是同期录音，这可真难为了录音师苗振宇，外景地环境杂声多而大，连对白都受干扰，何况还是在划船时边划边轻声地歌唱。当然在大家通力合作下还是录下来了，导演没有要我在后期重新配唱，我懂得了，他是为了追求影片的生活感、朴实和真实。
还有一次使我同样难忘的是拍摄最后一场戏——送客，地点在松江县破旧的城墙上，快开拍了，导演又走到我面前说：“你会舞蹈嘛？”我愣了一会回答：“小时候曾学过，后来怕吃苦没坚持下来，只学过一点基本动作。”他又高兴地说：“那你赶快回想一想，这个镜头里你就要跳起舞来！”我点了点头，摄影机又响起来了，我随着人物情绪的起伏，不由自主地在城墙上解开了双臂跳跃着，旋转着，飞舞了起来。可是我感觉到镜头记录下来的并不是我的什么优美的“舞姿”，说真话这样的蹦跳哪称得上是舞蹈，但它却是角色自然的、质朴的、感情的真实流露。
费导演第一次见到我时提出“忘掉它”的迷雾，在我心中渐渐地清晰了，导演发现演员本身跟角色所需的性格、素质有着许多共同点，又如此地相吻合时，演员塑造出来的人物就鲜明、生动、多彩，我更清楚地意识到在我塑造的角色中，凝聚了导演多少辛劳、心血和智慧。我非常钦佩费穆导演的艺术修养和精通古今中外的渊博知识，也更钦佩他那敏锐的观察力和魄力。在我们短短相处的日子里，看到他对演员如此了解和信任，他大胆而善于挖掘演员的潜力来塑造人物，从而为影片增添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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