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的原文摘录
朱温权力的显著特点是他逐渐建立的方式，和最终确立的时间。没有戏剧性的胜利、与安禄山或黄巢并无可比之处。唐王朝政府用尽全力，通过分割藩镇来遏制有权势的节度使，所以朱温并未得到广泛的支持，他只能在节度使体制下前行，这一体制削弱了现存的中央政府，导致了他和其他节度使能够平行发展各自权力，不过这也限制了他们权势的扩张，作为王朝腹地的藩镇节度使，朱温没有安宁的边界。他下得不在各个方向上作战，而且除非其邻藩联合来战，不然能不能公开地表现出野心。他首先建立一支军队去“占领”相邻的藩镇，然后在自己推荐的“节度使”之下组织防御，而不必抛却作为一个朝廷选任的节度使为国守土的外衣。这是一件缓慢的事情、需要在藩镇结构内进行许多调整。 (查看原文 )
梁朝在10世纪从未被视为正统 （legitimate）——唐室的“中兴”（restoration）声讨了朱温的悖逆，史家也在官方记载中抹掉了这个王朝。因此许多历仕后唐及其后诸朝的官僚都情愿忘记曾从事于“伪”（false）朝的经历，因为有些人已于923年十月被惩处。此外，大部分死于梁朝的人都有显达的儿孙眷属，他们都不愿使他们的家族长期与伪朝勾结。 (查看原文 )
唐朝最后二十年内，数位行伍出身的节度使试图依靠武力营造一个新的权威来源。最大的赢家是宣武节度使朱温，他最终创建了一个新王朝。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较低，传统史家常视之为奸雄，因其篡夺了悠久而卓著的唐朝皇统。不过近些年他因另一些原因被指责，其罪过在于882年背叛黄巢，投降官军。 (查看原文 )
第五位皇帝玄宗 (查看原文 )
他们（藩帅）之间不断的战争和纵横术的施用，使得独立藩镇的数量逐步减少。到904年，在长江以北有八位节度使掌控了不止一个藩镇，其他还有四人依然是独立的。在这些年中，皇帝只是个形式上的标志，例如为进攻另一个节度使提供借口，或者巩固新征服藩镇之节帅的归附；有时朝廷也会被要求安排休战或谈判，从而为上述行动争取时间。 (查看原文 )
尽管梁朝皇帝没能制服各边镇，但对付河南道藩镇却颇有进展，这显然是一个“帝国”略有所得之处。事实上，很多事情朱温在唐亡前几年就做好了。尽管如此，在河南道的进展的确是作为皇帝的朱友贞，为后来数朝的中央集权所作出的主要贡献。通过整合河南道的藩镇，他为冒险进入其他地区建立起了一个坚实的基地。 (查看原文 )
755年唐朝中央权力遭受重创，再也没能恢复元气，979年宋朝凭借强大的中央集权而完成重新统一后，统治了比唐朝更为广袤的疆域 (查看原文 )
我对中国史最初的兴趣是在近代。我曾为那些在1911年清朝灭亡后割据中国长达数十年的军阀所吸引。饶有兴味的是，当时中国的精英，无论武人、官僚还是知识分子，一致认为他们应当投身到中国的重新统一之中去。四十年间，他们努力投身于这项事业，并且很多人准备以自我牺牲来换取版图混一。他们的所书、所言无不提醒着中国人，乱离之世多在分裂之时；特别是3世纪汉代之后和9世纪唐朝以后的割据状态，后者则是“天下”最后一次以同样的方式分裂。于是我要问，何以那种特殊形式的统一在此之后会实现？（P2） (查看原文 )
五代变革所带来的中央政府之延续，并非由于摈弃节度使体制、恢复唐廷旧章，而是吸收了节度使体制本身的基本特征。这种发展，首先是因为契丹入侵之前的五代帝王本身都是掌权的节度使，从而把藩镇统治中他们自认为有用的方面带入新的朝廷。并且，帝王们也能够在朝廷中创造出新的权力中心，并把其他藩镇的文、武成员吸收进来，从而形成两个主要特点：节度使的亲随通过“内诸司使”（Palace Commissions）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侍卫亲军（Emperor's Personal Army）效忠皇帝，一如衙兵（governor's private army）效忠节度使。（P3） (查看原文 )
这种不满情绪并不局限于军队的下层，879年，荆南节度使所给出的关于不歼灭叛军的理由，反映了高层军官不满情绪的程度。这位节度使的原话，据史载为：“国家喜负人，有急侧抚存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对于朝廷来说，更为关键的是官军将领本身的态度。刘巨容感受到了“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当他决定放黄巢渡过长江，并在880年七月抵达准河时，所有有效的阻挡付诸东流。（P13） (查看原文 )
朱温权力的显著特点是他逐渐建立的方式，和最终确立的时间。没有戏剧性的胜利，与安禄山或黄巢并无可比之处。唐王朝政府用尽全力，通过分割藩镇来遏制有权势的节度使，所以朱温并未得到广泛的支持，他只能在节度使体制下前行。这一体制削弱了现存的中央政府，导致了他和其他节度使能够平行发展各自权力。不过这也限制了他们权势的扩张。作为王朝腹地的藩镇节度使，朱温没有安宁的边界。他不得不在各个方向上作战，而且除非其邻藩联合来战，不然他不能公开地表现出野心。他首先建立一支军队去“占领”相邻的藩镇，然后在自己推荐的“节度使”之下组织防御，而不必抛却作为一个朝廷选任的节度使为国守土的外衣。这是一件缓慢的事情，需要在藩镇结构内进行许多调整。（P55） (查看原文 )
五代经常被指为一个“武人政治”（military men's politics）的时代。关于这点的一个显著迹像已在后梁内朝官中显现，许多财政和行政官署中由武将取代文臣的事例也已被提及。不过这些官员仍能履行职责，且他们握有的权力并未依赖于武力。虽然他们还要挂着与十六卫（Sixteen Imperial Guards）有关的军事头衔，但大都为毫无军政影响力的虚衔。他们是朱温真正信任的人，由于信任而使之行使权力。他们的“政治”（politics）并非“武人”（military men）的，而仅仅是“内臣”（innerofficial）的。这种“政治”并非禁军将领所能为之。（P89）
很明显，梁朝的“武人政治”并非来源于禁军。仅有的身为武人握有权力者并不在京城，而是在藩镇中。朱温有足够的先见之明不让军队的权力在京城发展，但他没能遏制自己派往边境的武人壮大权力。这些边镇节度使对朝廷形成了真正的威胁，并持续了数十年之久。（P91）
当传统的唐代权力集团部分地被取代时，梁廷中的新焦点就明晰起来了。不过关于梁末帝的十年统治，当时的史家给我们在史料上造成了一个重大缺漏。这一缺漏使我们很难论定梁廷权力的要素。同时，文官们对自身举动的缄默，和后世史家倾向于口诛笔伐导致梁亡的外戚，这些都遮蔽了西汉以来首个平民统治集团中所发生之变革的重要性。更甚者，梁朝之后的唐室“中兴”（923-926）清算了梁朝皇帝的所作所为。这自然遮蔽掉了一项事实：903-923年的二十年间里，大量依靠资产和战绩而非血统或文化掌权的汉人藩帅家族，主导了这个王朝。（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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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权力之最重要的发展在于，以“国兵”（army of thestate）为代价的皇帝的“私兵”（private army）之兴起。这种发展起源于李嗣源所制定的一个政策，此人能够成功地当上皇帝，部分由于其前任皇帝无法控制禁军，部分也在于其自身对掌控藩镇“牙军”（governor's guards）的经验。其军事政策的原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让京畿之外的地区，出现一支比侍卫亲军更强大的军队。这是一项防御性的政策，使其无法夺取新地盘，甚至失去部分边镇。不过，如此筹划主要是用来保证中央的安全，并借此巩固中央在王朝中更易控制地区的权力。这项政策相对来说取得了成功，并为河北道和关中道整合河南道奠定了基础。（P172）
刘知远创建的汉朝在短短三年半之后便灭亡了。它的短命成为历史奇谈，史家也不甚注意。这个王朝的重要性在于，在其短暂的统治期内，北中国的藩镇权力下降到了足以对中央权威构成威胁的临界点之下。借此可以推论，藩镇完全由侍卫亲军所主导，并成为新权力结构的基础。河东道的并州河东镇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从而为950年十一月在开封的王朝灭亡后尚能在当地成功地存续，创造了条件。藩镇的实力取决于沙陀王室（后唐、后晋和后汉）的政策，河东镇被有意地打造成为堡垒和避难所。尽管由于得到了契丹人的支持，才能与周朝皇帝和宋朝开基二帝相持二十八年，但它本身信念坚定，且该藩镇的资源也可与其他藩镇形成鲜明的对比。事实上这一对照强调了几十年以来，其他藩镇被王朝政策所削弱之程度。（P176）
侍卫亲军的决定性影响，改变了北中国在黄巢之乱后以节度使为基础的权力结构。自叛乱结束迄于晋亡的六十年间，节度使主导了对皇权的争夺。成功登上帝位的节度使以他们的藩镇为原型打造朝廷，并将藩镇组织尝试性地放大重建，首先是在梁朝，然后在李嗣源统治时期规模更为广泛。晋亡之际，藩镇组织中的三类人-文员... (查看原文 )
《東都事略》30卷，王禹偁著，成書於1186年。 (查看原文 )
五代变革所带来的中央政府之延续，并非由于摈弃节度使体制、恢复唐廷旧章、而是吸收了节度使体制本身的基本特征。这种发展，首先是因为契丹人侵之前的五代帝王本身都是掌权的节度使，从而把藩镇统治中他们自认为有用的方面带入新的朝廷。并且、帝王们也能够在朝廷中创造出新的权力中心，并把其他藩镇的文、武成员吸收进来，从而形成两个主要特点：节度使的亲随通过“内诸司使”(Palace Comissions)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侍卫亲军(Emperor`s Personal Army)效忠皇帝，一如衙兵(governor·g private arm)效忠节度使。 (查看原文 )
并且926年之后，朱温在907-912年间所尝试进行的军事和行政改革，被认为有必要恢复。此后20年里，节度使体制的基本特征改造了帝国政府的性质。到947年，朝廷已经形成一个由衙军、亲吏主导的放大版节度使体制，并由官僚和文人（如判官、书记和推官）点缀其间。朝廷之外，契丹的入侵破坏了持续190年之久的河北割据，并耗尽了其他藩镇的物力、财力，北中国的重新建构要从头开始。从那时起，节度使体制不再是中央权力的威胁，这一体制的遗存则变成了朝廷本身的一部分。 (查看原文 )
当唐廷在885年三月重返长安时，相关的胜利未再重现，渭水流域的三个强藩通过军事压力轻易地干预朝政，而使用“纵横术”则愈发困难。唐廷对付诸藩镇的方案在面对日渐増多的难题时，很快被证明为太简单而行不通。朝廷中有已经住展起来的政治结盟，并取得了强有力的节度使对这一派或那一派的支持。在节度使中间，也有处于守势的联盟，它们既对抗朝廷，也和其他节度使联盟相抗衡。 (查看原文 )
唐朝的最后三十年可明确从两个层面来考量：一方面，有些朝臣成为无用之人，因为他们从藩镇的权利资源里被彻底孤立了；另一方面，军官和投机分子瓜分了帝国，发展为强势的地方政府。 (查看原文 )
至于科举这一最高级官僚选拔制度的基础，在梁朝十六年的历史中实施了十三年。见于记载的登第者总数为进士189人和其他科目及第者34人，其中一部分登科者在后来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科举使唐代的文官传统保持了生机，给予了年轻人填充业已枯竭的各级文官体系的机会。总的来说，文官继续为这个王朝提供一个文治的、谨严的行政，不过他们无法谋求任何政治高位。 (查看原文 )
很明显，梁朝的“武人政治”并非来源于禁军，仅有的身为武人握有权力者并不在京城，而是在藩镇中。朱温有足够的先见之明不让军队的权力在京城发展，但他没能遏制自己派往边境的武人壮大权力。这些边镇节度使对朝廷形成了真正的威胁，并持续了数十年之久。 (查看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