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巨塔

他所写的内容并非仅限于美国。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现代性。现代的价值观——世俗论、理性、民主、主体性、个人主义、性自由、宽容和物质主义——借助西方殖民主义的媒介传染给了伊斯兰。如今，美国是上述所有观念的代表。库特卜把抨击指向了那些试图改变伊斯兰教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埃及人。他想要表明，伊斯兰和现代性这两者完全无法相容 。他的宏伟构想（此时才初露端倪），是要捣毁现代性的整个政治与哲学架构，还伊斯兰以其未被污染的本来面目。对他而言，这是一种神圣的同一状态，是真主与人类的完全结合。圣哲与凡俗、国家与宗教、科学与神学、心智与灵魂，这些概念之间的分裂是现代性的标志，西方世界已成为它的俘虏。但是，伊斯兰教无法容忍这样的分裂。他坚信，在伊斯兰教之中，神性一旦遭到削弱，就只能以毁灭告终。伊斯兰教是完全的，绝不会作出妥协。这是真主的不易之言。可是，受西方世界迷惑的穆斯林却忘记了这一点。只有让伊斯兰教重新成为他们生活、法律和政府的核心，穆斯林才有望夺回他们作为世界主流文化的应有地位。这是他们的责任；不仅是对他们自己的责任，也是对真主的责任。

纳赛尔掌握着军队，兄弟会则控制着清真寺。纳赛尔的政治梦想是实现泛阿拉伯国家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现代、平等、世俗而工业化的制度，福利国家的作用将无所不在，并主导人们的生活。他的理想，与库特卜和兄弟会所信奉的伊斯兰神权政治毫无共同之处。后者想要自上而下地彻底重塑社会，把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加诸生活的各个层面，让每一个穆斯林都能以最为纯粹的方式来表达伊斯兰精神 。要想做到这些，就只有严格施行伊斯兰教法。教法是从《古兰经》和圣训中提炼出的法则，统管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伊斯兰激进分子认为，任何达不到教法要求的事物都不属于伊斯兰，而是“贾西利亚”——也就是先知得到神谕之前的蒙昧世界。库特卜反对平等主义 [93] ，因为《古兰经》称：“我们按阶层一级级创造了你们。”他反对民族主义，因为它与穆斯林统一的理想相悖。事后看来，我们很难理解库特卜和纳赛尔对彼此的认识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偏差。他们之间惟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心怀宏伟的设想，而且都敌视民主政权。

◆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

>> 在解答的过程中，人们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认识：真主站在了犹太人一边。直到二战结束，伊斯兰世界中的反犹主义都还很少见，可如今这种态度正在扭曲这个地区的政治与社会。犹太人在穆斯林的统治下安然地——不过也是恭顺地——生活了1200年，享受着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到了30年代，纳粹在阿拉伯语短波无线电上的宣传，以及基督教传道士的诽谤，把反犹主义这种古老的西方偏见传染到了伊斯兰世界。二战之后，开罗成为纳粹分子的避难所，他们还在开罗的军队和政府中担任顾问。伊斯兰激进运动的兴起恰逢法西斯主义的衰落，但是这两者却在埃及重合在一起；于是，法西斯的病菌被传给了一个新的载体。

>> 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的“9·11”悲剧诞生在埃及的监狱之中。开罗的人权主义者认为酷刑催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首先是在赛义德·库特卜身上，然后就是他的门徒，包括艾曼·扎瓦希里。囚犯们的怒火针对的主要是世俗的埃及政府，但一股强烈的愤怒之情也指向了西方世界。在他们看来，西方世界是埃及暴虐政权背后的驱动力。他们认为伊斯兰社会的腐化与受辱是由西方造成的。实际上，羞辱这一主题（也就是酷刑的本质）对于理解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愤怒至关重要。埃及的监狱变成了一座制造激进分子的工厂，这些人寻求报复——他们把这叫做正义——的愿望压倒了一切。

◆ 第三章 创始人

>> 大部分沙特阿拉伯人都不愿使用瓦哈比这个名字；他们或是把自己称为“穆瓦希顿”（一神教徒），因为他们信仰的核心是真主的独一性；或是把自己称为沙拉夫派——“沙拉夫”一词指的是他们的先辈，即先知身边受人尊敬的追随者。运动的创始人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是一位18世纪的伊斯兰复兴主义者，他认为穆斯林已经偏离了真正的宗教信仰——先知与其直接继任者所处的黄金时代的信仰。阿卜杜勒·瓦哈比提出了许多神学上的创见 [15] ，其中有：认为真主用人的面目来隐藏自己的身份；反对向圣人求告以及对死者表示敬畏；要求男性穆斯林拒绝修剪胡须。他禁止了假日，甚至包括先知的生日在内；他的追随者则毁掉了很多被他视为荒谬的神圣场所。他抨击艺术是毫无意义而危险的东西。他授权给自己的追随者，允许他们杀死、奸淫或劫掠那些拒不服从他命令的人 [16] 。

当时，阿拉伯世界的其他伊斯兰国家把阿卜杜勒·瓦哈比视为一个危险的离经叛道者。1744年，被逐出阿拉伯半岛中部内志地区的瓦哈比，向第一个沙特国家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本·沙特寻求庇护。尽管沙特家族不久之后就被奥斯曼帝国击败，但阿卜杜勒·瓦哈比与本·沙特两人建立的联盟却在他们的后代中延续了下去。双方达成一致的根本在于，他们都认为宗教与政府这两者并无区别。阿卜杜勒·瓦哈比的极端主张，此后始终是沙特王朝统治中的一部分。

◆ 第五章 奇迹

>> 阿扎姆的圣令对“个人主命”（fard ayn）和“全体主命”（fard kifaya）这两个概念做了区分。第一个概念指的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履行的个人义务，例如祷告和斋戒。如果有谁逃避这种义务，那他就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如果不信真主者侵略了穆斯林的土地，驱逐侵略者对当地的穆斯林来说就是“个人主命”——强制性的义务。如果他们失败了，那么这种义务就会扩展到邻近地区的穆斯林身上。“如果他们也不能成功，或者是出现了人手不够的问题，那么他们后面的穆斯林就有责任挺身而出，依此类推。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它成为全世界穆斯林的‘个人主命’。”只要是想参加抗击侵略者的圣战，孩子们不需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欠债者不必求得债主的许可，连女人都无需得到丈夫的批准。而第二个概念“全体主命”，则是群体的责任。阿扎姆举了一个例子：一群人正走在海滩上，“他们看到了一个快要溺死的孩子。”他说，这个孩子就是阿富汗。对于在场的所有会游泳者来说，他们有义务把这个溺水的孩子救上来。“如果其中有人冲上去救他，那么其余的人也不会犯下罪过。但是，如果谁都不行动，那么会水的人就全都有罪。”阿扎姆进而指出，反苏圣战既是每一个穆斯林的个人义务，也是整个穆斯林的义务；除非侵略者被击退，否则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有罪的。

>> 这些阿富汗阿拉伯人在祖国往往都是为人唾弃的叛逆者。他们发现，自己刚一离开，身后的国门就关上了。其他一些穆斯林青年则是受到了本国政府的鼓动，而他们真正加入圣战之后却又被政府指责为狂热分子。对于许多人来说，此后恐怕很难再回到故乡。这些被抛弃的理想主义者自然很希望有一个领袖。除了事业和彼此之外，他们再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他们是没有国家的人，自然连国家这个概念都极为反感。他们把自己视为一支没有边界的武装，在真主的授权下保卫着整个穆斯林。这恰恰是本·拉登的梦想。

>> 以辉煌而有意义的方式死去，这对人们来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当生活中的乐趣与回报在政府压迫和经济剥夺之下所剩无几的时候。从伊拉克到摩洛哥，各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都在扼杀自由；当全球其他所有地区的民主状况与个人收入都在迅速提高的时候，这些国家却几乎没有创造什么财富。作为阿拉伯国家之中的首富，沙特阿拉伯生产力的低下可谓举世闻名——虽然该国有极为丰富的石油资源，却没能利用它创造出任何其他重要的收入来源；实际上，如果除去海湾各国的石油收入 [35] ，那么总共2.6亿阿拉伯人的出口额还比不上500万芬兰人。人们的期望不断提高，机遇却越来越少，激进主义通常就兴起于这样的落差之中。在海湾地区，这种情况就更为显著：人口以年轻人居多，他们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艺术极度贫乏；人们的娱乐消遣（电影、戏剧和音乐）不是处在监控之下，就是完全付之阙如；年轻男人不能与女性接触，因此也无法从中得到安慰，并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成年人不识字，这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是司空见惯的事。失业率则在第三世界中居首。愤怒、憎恨与屈辱，促使年轻的阿拉伯人去寻找极端的出路。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以身殉教在他们鲜有回报的生活之外提供了另一种理想的选择。光荣的死亡召唤着犯下罪行的人（据说，罪人在第一股鲜血喷溅而出时即可得到宽恕），而罪人在临死之前就能够看到自己已跻身天国。由于他的牺牲，他的家族中将有70名成员免受地狱之火的煎熬。贫穷的殉教者在天国将被授予冠冕，那上面镶嵌着一颗比整个地球还要贵重的宝石。有些阿拉伯国家的女性被紧锁深闺，没有前途的男人根本别想娶到老婆，殉教牺牲则将给来自这种地方的年轻人带来有72名处女相伴的闺中乐趣，据说她们都是“深色眸子的天国美女，如秘藏的珍珠一般贞洁。”她们等待着殉教者的来临，还为他备下了盛宴；席间摆满了肉食和瓜果，杯中则是最醇厚的美酒。

阿扎姆在全世界穆斯林面前把殉教描绘得如此引人入胜，从而创造出一种对死亡的崇拜，它将在后来成为基地组织的核心。

>> 然而，圣战的宣言使穆斯林群体产生了分裂。阿富汗圣战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宗教义务，穆斯林对此始终没有达成共识。例如在沙特阿拉伯，穆斯林兄弟会的当地分支机构就拒绝派成员参加圣战 [42] ，但他们鼓励人们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参与援助工作。真正参加圣战的人往往都与国家认可的穆斯林组织脱离了关系，因而也更容易受到激进主义的影响。

>> 基地组织的孕育源于几种认识的结合：信仰比武器或国家都要强大，而要想进入发生此类奇迹的神圣领域，就必须具备赴死之心。

◆ 第六章 基地

>> “塔克费尔”（或称开除出教）这种异端邪说，从伊斯兰教早期开始就始终是个问题。7世纪中期，一个名为“哈里哲”的教派发起叛乱，反抗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统治。引发这一叛乱的具体事件是阿里决定向一位政敌作出妥协，却没有发动同胞相残的战争。哈里哲派教徒认为只有他们才遵行着伊斯兰的真正信条，而所有不赞同他们观点的人都是变节者，连先知钟爱的女婿阿里也不例外。阿里最终被哈里哲派暗杀。

20世纪70年代早期，埃及出现了一个名为“塔克费尔希吉拉 [12] ” [13] （出教与离开）的团体，它可以说是基地组织的先驱。团体的领导人舒凯里·穆斯塔法在埃及的集中营里呆过，他吸引了数千名追随者。他们阅读库特卜的著作，打算在流亡之中积蓄足够的力量，期待着终有一天能消灭不信真主者，带来天启。

>> 开罗新闻界把穆斯塔法的追随者称为“阿尔卡夫”（ahl al-kahf），意即“山洞人”。这个称呼源自“以弗所七睡者”的典故。这是个基督教的传说，说的是7名拒绝放弃信仰的牧羊人。罗马皇帝德修下令将他们封进一个洞穴（位置在今天的土耳其），以示惩戒。这个传说称，洞穴在三个世纪之后被人们发现，而沉睡其中的7个人醒来时还以为自己只睡了一夜。《古兰经》中有整整一个苏拉（章节）提到了这个故事。和舒凯里·穆斯塔法一样，本·拉登也紧紧抓住了洞穴在穆斯林心目中唤起的情感。此外，“塔克费尔希吉拉”早在1975年就确立了将来成为基地组织潜伏机构一贯风格的行动手法：离开、准备与掩饰。

>> “塔克费尔”是伊斯兰教的镜像；它颠倒了伊斯兰的根本原则，同时又在表面上保持着与宗教正统相似的假象。《古兰经》明确指出穆斯林不应杀害任何人，除非是为了惩罚谋杀罪行。《古兰经》告诫说，枉杀一人，“如杀众人” [16] 。杀害穆斯林的罪行则更为严重。《古兰经》说，犯下这种罪行的人“是要受火狱的报酬，而永居其中”。 [17] 那么，圣战组织和伊斯兰组织之类的团体为掌握权力而对穆斯林兄弟使用暴力，他们又怎能为这种行为开脱？赛义德·库特卜指出了途径：如果一位领袖不在自己的国家中施行沙里亚律法，那么他就必定是叛教变节者。先知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格言：不应让穆斯林流血 [18] ，除非遇到以下三种情况——惩罚谋杀、通奸或是背弃伊斯兰教的罪行。虔诚的安瓦尔·萨达特，就是“塔克费尔”颠倒黑白的逻辑在现代时期的第一个牺牲品。

法德勒医生和艾哈迈德医生之类的新“塔克费尔”主义者扩大了死刑令适用的范围，连登记参加投票的人也被包括了进去。按照他们的观点，民主制度是反伊斯兰教的，因为它把本应属于真主的权威放到了普通人手中。因此，任何参与投票的人都是叛教变节者，其罪行要拿命来偿还。如果有谁不赞同他们对伊斯兰教了无趣味的理解方式，那么这些人也一样是叛教者——包括他们假意要帮助的圣战者领袖，乃至所有的阿富汗人；阿富汗人不是沙拉夫派，因此被视为离经叛道者。新“塔克费尔”主义者认为，只要有人阻挡他们的道路，无论他是谁，他们都有权将其杀死 [19] ；实际上，他们把这种杀戮视为一种神圣的职责。

>> 本·拉登年轻时就管理过从事复杂建设项目的大批工人，而且在巨额融资的领域中游刃有余。长他几岁的扎瓦希里则是个外科医生，潜心钻研过现代科学和医疗技术。他们都出身于闻名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家族。两个人说起话来轻声细语，都笃信宗教，也同样遭到过本国政权的政治压迫。

他们彼此满足了对方的需要。扎瓦希里需要金钱与合同，这两样东西本·拉登有的是。作为一个喜欢投身各种事业的理想主义者，本·拉登寻求的则是指引——这正是扎瓦希里这位久经历练的宣传家所能提供的东西。他们并非朋友，而是盟友。两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利用对方，而两个人也都被对方引向了自己从未考虑过的方向。埃及人扎瓦希里只把阿富汗视为将来在本国发动革命的集结地，除此之外他对这个国家并无兴趣。他打算利用阿富汗圣战的机会，重建自己业已分崩离析的组织。他觉得本·拉登是一个富有、颇具魅力而又易受影响的赞助者。这个年轻的沙特人是虔诚的沙拉夫派教徒，但他的政治思维却并不是很成熟。在遇到扎瓦希里之前，他从未对本国政府或其他压迫民众的阿拉伯政权表达过反对意见。他主要的兴趣是把不信真主的侵略者从属于穆斯林的土地上赶走，但他也怀有一种病态的渴望：要惩罚美国和西方国家，因为它们对伊斯兰犯下了罪行。扎瓦希里和本·拉登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让他们成为了独自一人时根本不可能成为的人；此外，他们将要创立的机构——基地组织——也受到了埃及人和沙特人这两股力量的共同推动。两个人都不得不为了适应对方的目标而作出妥协；因此，基地组织也就走上了全球性圣战的独特道路。

◆ 第七章 英雄归来

>> 10年前大清真寺遭到的袭击使王室清醒地认识到了革命这一危险的前景。沙特家族从那场血腥对峙中得到了一个教训：只有赋予宗教极端分子权力，才能保护自己不受他们的伤害。因此，由政府资助的宗教治安队伍“穆塔瓦”（muttawa ）成为王国之中的一股强大力量。这些人在购物中心和餐馆游荡，一到祷告时间就把街上的男人赶进清真寺，还要确保女人的衣着遮蔽得合乎规矩——连盖头下露出一绺头发，都有可能遭到这帮人轻便手杖的毒打。为了扑灭罪恶行为和异端邪说，这些人甚至会闯入私人住宅和商店；他们还对国内日益增多的卫星天线发起了战争——开着政府配发的雪佛兰越野车，用政府配发的武器对天线开火 [7] 。“穆塔瓦”成员的官方称呼是“提倡德行与防止邪恶委员会”的代表，这个组织将成为阿富汗塔里班效仿的对象。

>> 但图尔基意识到两股势力之间的平衡已开始发生变化。他家族中的许多成员都很害怕横行在商店和街头的宗教治安队伍，连警察都要听这些人的指挥。“穆塔瓦”是一个极度虔诚的宗教组织，肯定会紧紧盯住王室某些成员惹人注目的腐化行径；然而，现在这个组织甚至开始攻击几位深得人心、行为端正的公主所做的慈善工作，她们不过是想推动女性事业。显然，王室决不能容忍如此的侮辱；但有人公开污蔑王室的事实也表明“穆塔瓦”已经有了足够的胆量，敢于在王国统治者的鼻子底下挑起革命。

>> 在沙特阿拉伯，人们的生活历来以禁欲、顺服和宗教狂热为特征，但“穆塔瓦”组织的控制却把社会交往也扼杀了，还强制推行一种危险的新宗教正统。数百年来，麦加圣城传授与研究的伊斯兰教法有四大学派——哈纳菲派、马利基派、沙菲派和汉巴里派 [15] 。瓦哈比派教徒表面上不屑于进行这种教义上的区分，但实际上却在排除伊斯兰信仰的其他诠释方式。政府禁止什叶派（什叶派在沙特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少数派信仰）修建新的清真寺或扩建原有寺庙 [16] 。只有瓦哈比派的信仰才是自由的。

沙特政府并不满足于在国内消除最低限度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还开始向整个伊斯兰世界传道。利用宗教税（名为“札卡特”）中征收的几十亿里亚尔，他们在全球修建了数以百计的清真寺和大学，还有数以千计的宗教学校，再配上瓦哈比派的伊玛目和老师。最后，穆斯林人数仅占全世界1％ [17] 的沙特阿拉伯为全球伊斯兰信仰承担了90％的开支 [18] ，远远凌驾于其他伊斯兰传统之上。

>> 他们的夙敌苏联已土崩瓦解，但美国似乎还算不上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新对头。

起初，人们很难理解本·拉登基于何种原因提出这样的控诉。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殖民国家，而沙特阿拉伯也从未成为别人的殖民地。当然，他说话时代表的是穆斯林全体，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行为给他们带来了痛苦；但在阿富汗圣战中，美国一直是他们的盟友，而且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本·拉登所表达的耻辱之感，其实主要来自穆斯林在现代世界中所处的地位。本·拉登对家乡的听众说，他们的生命在被人以贱价出卖——这句话也证明他们觉得别人的生命（西方人和美国人）更为充实，也更有价值。

>> 由于担心伊朗对阿富汗西部边境的影响 [65] ，图尔基倾向支持不愿妥协、偏于宗教激进主义的逊尼派势力，他们的领导人是希克马蒂亚尔。相反，本·拉登则试图扮演一位公正的中间人的角色。他安排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参加了一次电话会议，并在会谈中恳求希克马蒂亚尔坐到谈判桌边来。希克马蒂亚尔不肯让步——毫无疑问，他知道自己得到了图尔基的支持。但是，马苏德的部队却在半夜悄悄溜进了喀布尔市。第二天早晨，大吃一惊的希克马蒂亚尔愤然向喀布尔发射火箭弹，开始围攻首都。阿富汗内战从此开始。

◆ 第八章 天国

>> 沙特情报机构估计有1.5万到2.5万名沙特青年 [1] 在阿富汗接受过训练，不过其他部门的估算则要少得多。回到沙特王国的圣战者都被直接送进监狱 [2] ，接受为期两三天的审讯。有些国家干脆就拒绝圣战者回国。他们成了一帮没有国家、漂泊无定的宗教雇佣兵。有许多人在巴基斯坦扎下根来，娶当地的女子为妻，还学起了乌尔都语。有的人则去克什米尔、科索沃、波斯尼亚或车臣打仗。阿富汗战火的余烬蔓延到了世界各地，而且很快就会在大部分伊斯兰国家中燃烧起来。

有些圣战老兵虽然漂泊不定却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观念，一个新的家园正在等待他们。1989年6月，就在阿富汗圣战结束的同时，伊斯兰激进分子对苏丹的国民民主政府发动了军事政变。政变的领导人哈桑·图拉比是非洲最复杂、最具创见、最有领袖魅力、城府最深的人物之一。

与本·拉登和扎瓦希里一样，图拉比也把阿拉伯世界的失败归咎于一个事实：阿拉伯各国政府没有充分体现伊斯兰精神，而且过于依赖西方。但图拉比有异于这两个人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位《古兰经》学者，而且对欧洲和美国非常熟悉。1960年他还是个苏丹学生的时候就曾到美国各地漫游，在普通人的家里借宿——“甚至还在北美印第安人和农民的家里住过” [3] ——这段异乎寻常的经历，将帮助他日后对现世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出一针见血的分析。

>> 图拉比竭力要用极其激进的、非民主的手段来创建一个伊斯兰国家，但令人惊讶的是，他理想中的国家其实很进步。图拉比倡议弥合逊尼派和什叶派这两个伊斯兰分支之间由来已久的分裂，但在本·拉登看来这种倡议根本就是异端邪说 [11] 。图拉比谈到要将“艺术、音乐和歌唱” [12] 融入宗教，这更使本·拉登的瓦哈比派观念深受冒犯。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图拉比还以一位提倡女性权益的伊斯兰思想家知名。他认为，与曾经拥有的相对平等地位相比，穆斯林妇女如今的处境是一种大踏步地倒退。

>> 虽说基地组织制定了那么多传播伊斯兰革命的计划，在整个地区影响越来越大的看来却是美国——它在控制阿拉伯世界的战略要地，并开始侵入基地组织的领域。网越收越紧了。苏丹将是下一个目标。基地组织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美国还从未听说过这个组织；美国人认为这次去索马里执行任务是一次出力不讨好的慈善行动，而苏丹这个国家则太微不足道，根本无需介怀。

每个周四的晚上，基地组织的成员都会到本·拉登在喀土穆的旅店碰头，听取领导人的指示。1992年末的一个星期四，他们讨论了美国势力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让基地组织真正脱胎为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就是本·拉登和他的舒拉顾问团在这段短暂时间里作出的决定——本·拉登此时仍然犹豫不决，平静的生活与圣战的召唤对他来说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 阿布·哈耶尔把《古兰经》背得烂熟，因此在他们中间拥有至高的精神权威；但他只是个电气工程师，而不是神职人员。尽管如此，本·拉登还是让他做了圣令委员会的主管——这是个决定性的选择。基地组织正是在阿布·哈耶尔的权威之下，从本·拉登最初设想的反共伊斯兰军队，转变成了一心要袭击美国的恐怖主义组织。美国是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在本·拉登和阿布·哈耶尔看来，它是对伊斯兰最大的威胁。

这些人为什么要转而反对美国？美国是一个很注重宗教信仰的国家；就在不久之前，它还是他们在阿富汗的盟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把美国视为基督教权力的所在地。

>> 消费主义、道德败坏与个人主义这些被伊斯兰激进分子视为美国现代文化标志的特征，如今有可能毁灭伊斯兰世界——它们正在使伊斯兰融入一个全球化、公司化、相互依存、现世主义的消费世界之中；基地组织的人一旦说起“美国”，这样的世界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基地组织的思想家把现代性、进步、贸易、消费，甚至是乐趣都定义为西方对伊斯兰发起的袭击，这样一来他们自己拥有的东西也就所剩无几了。

如果说美国掌握着未来，伊斯兰激进分子则要拥有过去。他们并不排斥科学技术；实际上，基地组织的许多领导人（如艾曼·扎瓦希里和阿布·哈耶尔）本来就是搞科学的。但是，他们认为技术会削弱意志的观点却有些自相矛盾。

>> 即便是美国人宣扬的那些有利于全世界的价值（民主、公开、法治、人权、政教分离），在圣战者看来也不可信；他们认为这些价值来自西方，因此也是现代的。基地组织的责任在于让伊斯兰国家清醒地认识到世俗的、现代化的西方世界所构成的威胁。本·拉登对手下人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基地组织将使美国陷入一场与伊斯兰的战争——“战线将极为广大，让美国无力控制。”

>> 如果被杀者是个好穆斯林，就能上天国；他要是个坏人，就会下地狱——这岂不是谢天谢地？！因此，死掉的那位游客和那个旅馆员工都将各自得到应有的回报。

基地组织的新理念从此诞生。阿布·哈耶尔的两条圣令——第一条允许对美国军队发起袭击，第二条则允许杀害无辜者——让基地组织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组织此后的重点并不是与军队作战，而是杀害平民。按照基地组织先前的理念，它是一支由圣战者组成的流动军队，旨在守卫任何受到威胁的穆斯林土地；现在，这个理念已经被抛到了一边，取而代之的则是彻底颠覆西方世界的政策。苏联已经完蛋了，共产主义对伊斯兰世界边缘构成的威胁也不复存在。惟一能阻止古老的伊斯兰帝国复兴的力量就是美国，他们必须与之对抗、将其击败。

◆ 第十一章 黑暗王子

>> 本·拉登眼中的美国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国家，甚至不只是一个超级大国。他把美国视为一支全球远征军的先锋队，它身后是由基督徒和犹太人组成的大军。也许本·拉登并没有读过1993年塞缪尔·P·亨廷顿那篇关于“文明冲突”的论文，不过他还是攫取了这一概念，并且在后来的采访中加以借用，称自己的责任就在于促使冲突发生。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就像是漫长而平缓的波浪，而文明之间的竞争自从伊斯兰教诞生起就一直在进行。“这场战斗并不是基地组织和美国之间的战斗，”本·拉登后来解释说。“而是穆斯林与全球十字军之间的斗争。” [10] 换言之，这是一场为了全人类的救赎而进行的信仰之战。

◆ 第十二章 间谍男孩

>> 无辜者的死亡与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手段让他们感到担忧。谈到全球圣战的道德标准的时候，这两个问题将始终挥之不去。为回应这些反对意见，扎瓦希里创造出了一套神学理论，用来开脱伊斯兰堡炸弹攻击和后来基地组织的类似袭击。

他解释说，大使馆里没有无辜的人 [21] 。从外交官到保安，在那里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是埃及政权的支持者，而这个政权拘捕了数以千计的宗教极端分子，还在阻碍伊斯兰律法的统治。那些替政府履行职责的人，必须为政府的罪恶承担责任。真正的穆斯林决不会为这样的一个政权工作。扎瓦希里的这番话重复了“塔克费尔”的观点。在阿尔及利亚，“塔克费尔”主义者已经把这种观点推行到逻辑的极限。扎瓦希里承认，爆炸中可能也有无辜的受害者死去，比如儿童和真正的穆斯林。但穆斯林的力量太薄弱，敌人又如此强大；在这样的紧急状况下，禁止杀害无辜者的规定就必须放宽一些。

自杀的问题则更为棘手。在伊斯兰教中，没有任何支持这种行为的神学依据；实际上，自杀是被明确禁止的。《古兰经》中规定：“你们不要自杀。” [22] 先知的圣训“哈底斯”（hadith）之中曾多次提到穆罕默德谴责这种行为的例子。对于自杀者的具体惩罚是火狱的烧灼，而且他用什么器具自杀，就将永受被那件器具反复杀死之苦。就连先知旗下最勇敢的一位战士在身受重伤之后，为解脱极度的痛苦而自投其剑，穆罕默德也宣称他将被罚入地狱。“一个人可能做了地狱之人所做的事，但他实际上却进入了天国；一个人也可能做了天国之人所做的事，而实际上他却下了地狱，”先知说道。“真正决定一个人事迹（回报）的，是他在最后时刻的行为。” [23]

为了给炸弹袭击辩解，扎瓦希里必须克服这一根深蒂固的宗教禁忌。他说，实施伊斯兰堡行动的炸弹袭击者代表着“一代圣战者，他们决心为真主的事业牺牲自己和自己的一切。这是因为，对于膜拜金钱而非真主的暴君及其帮凶来说，死亡与殉教牺牲是他们所不具备的武器。” [24] 他把炸弹袭击者比作基督教早期的殉教者。他在伊斯兰传统中所找的惟一例子，是伊斯兰早期历史中提到的一批穆斯林。“以物配主者”抓住了他们，并迫使他们作出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要么就被杀掉。他们选择为信仰而牺牲。

扎瓦希里指出，这是个自杀式的选择。当时，其他的穆斯林并没有谴责他们，因为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真主的荣耀和伊斯兰的更大利益。因此，任何为了追求真正的信仰而献出生命的人——例如伊斯兰堡的炸弹袭击者——都不应被视为将在地狱中受罚的自杀者，而应改被看作英勇的殉教烈士；他们无私的牺牲，将在天国得到非同寻常的奖赏。

凭着这番诡辩，扎瓦希里颠倒了先知的训谕，为大肆杀戮打开了方便之门。

◆ 第十三章 希吉拉

>> 使塔利班日益壮大的三股力量，以惊人的速度在阿富汗全境蔓延开来。第一是来自沙特阿拉伯与巴基斯坦的物质支持——金钱和武器。有些塔利班成员曾就读于图尔基王子的幕僚长艾哈迈德·巴兹卜在战争期间设立的职业学校 [17] ；因此，从一开始沙特情报部门就和这些年轻的叛乱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股力量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另一侧，是挤满了阿富汗难民子弟的宗教学校（如艾哈迈德·巴兹卜建立的职业学校）。

>> 这些宗教学校的资金通常由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的慈善机构筹集，再通过当地宗教团体分发到各个学校。因此，本地原有的许多苏菲派清真寺都被关闭 [19] ，并改为传授瓦哈比派教义的学校。自然，这些宗教学校为当地的瓦哈比派团体创造了一大批政治支持者，因为它们不仅提供免费膳宿，居然还每月发放津贴

>> 第三股力量是鸦片。夺取坎大哈之后，塔利班立即牢牢地控制了国内鸦片生产的中心赫尔曼德省。在塔利班统治期间，阿富汗成了世界最大的罂粟种植基地。走私犯与毒品大亨要依赖塔利班清除运输道路上的匪徒；作为回报，他们会交上10％的税款 [23] ，这成了塔利班的主要收入来源。

>> 塔利班禁止女性参加工作与接受教育，这使医疗体系和行政部门遭到了沉重打击，并且几乎彻底毁掉了初级教育。阿富汗有四成医生和半数政府工作人员是女性，而10名教师中就有7位女老师。在塔利班的统治下，许多职业女性都成了乞丐。

塔利班还把注意力集中到普通的生活乐趣上。他们禁止放风筝和赛狗。信鸽全被宰掉。根据塔利班的刑法典，“不洁之物” [38] 都在被禁之列

>> 只有远离社会——还有时间、历史、现代事物、腐化与令人窒息的西方，他才能够为真正的宗教代言。本·拉登发挥公共关系方面的天赋，利用托拉博拉存放武器的山洞，在渴望净化伊斯兰社会、恢复其往日统治地位的许多穆斯林心目中将自己神化了。

在生存的层面上，本·拉登是个处于边缘地位的局外人；但在他以自己为中心一点点编织起来的神话之中，他逐渐成为了所有被迫害、受屈辱的穆斯林的代表。他的生活，以及他用来包裹自己的各种象征，极为有力地代表着现代伊斯兰世界中典型的、普遍存在的被剥夺之感。本·拉登在自己痛苦的流亡经历之中，理解了穆斯林同胞的痛苦；他蒙受的损失，让他有权为别人代言；而他的复仇，则将使他们的苦难变得神圣。他提出的补偿办法，是向美国宣战。

◆ 第十四章 行动起来

>> 无法弥和机构之间的根本冲突：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科尔曼的使命是搜集证据，并最终证明本·拉登犯下了罪行。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朔伊尔很早就认定，对付本·拉登的最好策略就是把他干掉。

◆ 第十五章 面包就白水

>> 埃及举国震惊。深感憎恶和耻辱的民众彻底走向了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对立面。

>> 卢克索成了埃及反恐怖主义运动的转折点。无论阿富汗的策略家们认为这雷霆一击会带来怎样的好处，事件的后果却落到了他们自己头上，并没有伤及敌手。他们的支持消失无踪；而在失去了民众的认可之后，他们再也找不到藏身之处。在卢克索事件之前的5年中，埃及的暴力恐怖组织杀害了1200多人，其中许多是外国人。而在卢克索之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袭击就完全停止了。

>> 他们分析中的主要观点是：不合法的领导给伊斯兰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45] 。圣战者接着又自问，这种局面是由谁造成的 [46] ？他们说，罪魁祸首就是所谓的基督教-犹太教联盟。随着1916年英法两国瓜分阿拉伯土地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及第二年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贝尔福宣言》，这个联盟就产生了。不久之后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伊斯兰的哈里发帝国也随之消亡。这一切都被视为基督教-犹太教联盟为扼杀伊斯兰教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他们利用的工具则是联合国、屈从的阿拉伯统治者、跨国公司、卫星频道以及国际救援机构。

伊斯兰激进组织以前也曾兴起过，但都由于不够团结和缺乏明确计划而失败了。1998年1月，扎瓦希里开始起草一份将聚集在阿富汗的所有圣战者团体团结到同一旗帜下的正式宣言 [47] 。这一宣言将使运动的目标从地区性冲突，转向针对美国的全球伊斯兰圣战。

与本·拉登两年之前的战争宣言相比，这份宣言措辞慎重，简明扼要。扎瓦希里申诉了美国的三大罪状。第一，海湾战争结束已有7年，但美军还驻留在沙特。“如果说以前还有人对占领的问题存在争议，那么如今阿拉伯半岛的所有人民都已认清这一事实，”他评论道。第二，据他说美国已造成100多万平民死亡，这证明美国企图摧毁伊拉克。第三，美国打算通过残害阿拉伯国家来扶持以色列，因为削弱与分裂阿拉伯国家是以色列赖以生存的惟一保证。

所有这一切就等于是“针对真主、主的使者和穆斯林的战争”。因此，圣战者联盟的成员发布了圣令，“裁定杀死美国人及其盟友——不论军人还是平民——是每一位穆斯林的个人责任；只要有可能，他们应在任何一个国家实施这种行动。”

◆ 第十六章 “这下开始了”

>> 但是，中情局却拒绝把它交给联邦调查局。

这种典型的、毫无意义的官场制衡手段，从一开始就阻碍了两个组织的反恐行动；而由于中情局几名高级官员（包括朔伊尔在内）对奥尼尔个人所怀有的恶意，这种做法更是愈演愈烈。对情报本身过于重视的中情局就像一个黑洞，除非受到比自身引力更强的猛烈冲击，否则决不会吐出任何东西；中情局认为奥尼尔就是这样的一种力量。他会利用 信息——提出指控，或进行公开审判——这样一来信息就不再是秘密，也不再是情报了；它会成为证据，成为新闻，成为对中情局来说毫无用处的东西。哪怕有一点点情报被曝光，中情局都会将其视为一种失败；把马布鲁克的电脑资料当作皇冠上的宝石一般紧紧攥住不放，这也是中情局的天性使然。如此高质量的信息是很难获取的，而信息到手之后要对其采取行动，更是难上加难。由于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削减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中情局只有2000名真正的特工（即间谍）在负责全球范围的行动。

>> 后来人们发现，袭击的目的恰恰是要挑起报复。本·拉登希望诱使美国人进入阿富汗，这个国家已被人们称为葬送帝国的坟墓。恐怖行动通常的目标，是引诱对手犯下压迫民众的错误；而本·拉登的袭击，正抓住了美国历史上一个脆弱而又倒霉的时刻。

>> 不过，袭击却造成了其他的深远影响。有几枚战斧导弹没有爆炸。根据俄罗斯的情报来源，本·拉登以1000多万美元的价格把没有爆炸的导弹卖给了东亚的某个国家 [45] 。巴基斯坦可能也利用在其领土发现的导弹，设计出了本国的巡航导弹。

然而，无限延伸行动最为主要的后果却是使本·拉登成为了抵抗力量的象征性人物。这种抵抗不仅存在于伊斯兰世界，也存在于那些由于美国炫耀其自恋文化和庞大军力，从而对它心生厌恶的所有国家。

◆ 第十八章 轰隆

>> 有些受训者在听课笔记中明确写下了该组织的乌托邦式目标 [7] 。

1．在世上建立真主的统治。

2．为了真主的事业以身殉教。

3．清除伊斯兰各阶层中的堕落分子，实现净化。

这三个目标表述精确，界定了基地组织的吸引力和局限性。它们召唤的是一群理想主义者。这些人根本不会停下来问一问：在以净化宗教为惟一政治宗旨的人手中，真主的统治将会是什么样子？而死亡这种个人目标，仍然是吸引许多应征者前来的主要原因。

>> 历史留下的伤痕很容易就能发现：它们不仅表露在旧城区重建的部分，也体现在国家法律与德国人的性格之中。新德国小心翼翼地把容忍奉为宪法中的原则，该国的政治避难政策在全世界也是最为开放的。公认的恐怖主义组织在德国可以合法地活动，募集资金和人员——但这仅限于国外的恐怖主义者，国内的可不行。策划恐怖行动不会触犯法律，只要恐怖袭击发生在国外。自然，许多极端分子充分利用了这个避风港。

>> 中情局为什么不向其他政府机构通报这些信息？和往常一样，中情局担心基于特定情报的指控可能会损害自己与国外情报机构的关系；不过，美国设有保护此类机密信息的安全措施，而联邦调查局碰到类似行动时照例会与中情局合作。

>> 因此，中情局也许是做出了隐瞒信息的决定，以避免奥尼尔插手该案。奥尼尔的几个下级认为这极有可能。

中情局把理应传递给调查局的信息保护起来，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I-49小组的一些成员后来认为，中情局掩盖米达尔和哈兹米的情况是由于他们想把这两个人发展过来。中情局急欲获得基地组织内部的情报来源。它根本就未能打入该组织的核心圈子，甚至无法在基本上来者不拒的训练营中安插一个愿意和美方配合的内线。米达尔和哈兹米在他们眼中想必是很有吸引力的机会。但这两个人一旦进入美国，也就进入了联邦调查局的管辖范围。中情局没有在国内行动的法律权威，虽说事实上调查局常常发现中情局在美国国内从事秘密活动。

>> 中情局究竟为什么没有将至关重要的信息传递给调查局，以上的几种说法仅仅是猜测。也许有一个原因能够更好地解释这一问题：中情局当时已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威胁和警告之中

>> 莫恩明白，表现出色是任何官僚体制的敌人；机构间斗争和部门内的倾轧会令最杰出的人意志消沉，想战胜这些就必须具备强有力的个性。杰出人物需要受到保护和鼓励；惟其如此，在一个坚强有力、富于远见的杰出人物的领导下，像联邦调查局这样了无生气的官僚机构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的成就。

本书主要讲911之前的事，基地组织如何在美国老大哥的眼皮子底下做出惊人举动。

通过对赛义德·库特卜简单刻画，向读者展示伊斯兰教激进与极端的一面，以及穆斯林追随精神领袖的虔诚。

简略描述了本拉登家族发迹史，以及奥萨玛·本拉登成为基地组织领导人的过程。开始借金钱的力量，后财路被斩断，他凭借宗教故事、扎瓦希里的威信、联合圣战组织的追随者及塔利班的庇护，筹划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

作者还分析了美国疏忽与自傲，因文化背景和信仰不同，西方人对阿拉伯国家的轻视与不理解，中情局与联邦调查局的官僚斗争都对911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伊斯兰教激进分子何以狂热？恐怕我们用正常眼光很难理解，在经济、文化和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宗教国家，当权者很难说服多数乡村群众，宗教领袖对他们而言比政府更权威。

为什么要和美国结仇呢？美国是当时世界第一的国家，在极端穆斯林眼中，不信真主者皆是异教徒，人人得而诛之。这种曲解是在为杀戮找借口，借宗教道德美化自身。

时间在流逝，而冲突并没有消除。如果当时世界第一不是美国，而是其他国家，只要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异教徒，怕是都不能幸免。

利用国庆读完的一本书，最初我的感觉是一群具有理想主义的人，希望利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自己国内的腐败和外国的掠夺，例如沙特王室中的很多人利用权利大肆搜刮，后来越来越‘变味’，开始不顾后果的肆意杀戮，不论是女人还是孩子，并且坚持一些阿拉伯古代的糟粕。但凡不认同的，都是该杀之人。假如中国有人提倡裹脚，我一定会向他们吐唾沫。最初还是一些接受过教育的人，到后来罪犯小偷比比皆是。美国情报机关的相互扯皮，主动建‘墙’，导致办事效率相当的低，本可以避免的911，最终沦为惨剧，各种关于911的情报分散在各个组织之间，情报不互通，有的甚至一年半载都不能讨要过来，也是离谱。

人生低谷。

一个看起来离在实际条件上发起行动越远的人，其实离行动越近

世俗的普通读者只能用symbolic power来解释，但这都确实不足以描绘这种symbolic power究竟有多power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