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死亡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没有人逃的掉。地球带走每一个人——好人、坏人、罪人，除此之外，世界上就没有公平的事了。”

“年轻人会死，老人一定要死。”

依照当时我们的民防教育指导，在可能遭遇核子攻击或发生核子意外的情况下，全民都应实行碘剂预防措施，这是在有危险时就应采取的行动。我们这里每小时有三千毫伦琴的辐射量。

但他们担心的不是人民，而是自己的地位。

这个国家属于当权者，国家永远摆在第一。他们大可以找出别的方法来实行预防——不需要公布，也不会造成恐慌。他们大可以把碘投放到水库里，或加在牛奶里。市内已备有七百公斤的浓缩碘来应付这种状况，但这些浓缩碘统统原封不动。人们害怕上级长官的程度，甚于害怕原子。

所有人都在等待命令，等待电话，没有人行动。

市内已备有七百公斤的浓缩碘来应付这种状况，但这些浓缩碘统统原封不动。人们害怕上级长官的程度，甚于害怕原子。所有人都在等待命令，等待电话，没有人行动。

我的公文包里带着一个辐射剂量计。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再让我与重要人士会面，他们已对我感到厌烦，所以我带着辐射剂量计到接待室，测量那些秘书或私人司机的甲状腺。有时候这样做很有效，他们会感到害怕，然后让我进去。

这时有人对我说：“教授，为什么你要这样到处吓人？你认为你是唯一关心白俄罗斯人民的人吗？更何况，人免不了一死，就像人难免因为吸烟、车祸或自杀而死一样。”

他们嘲笑乌克兰人。乌克兰人跪在克里姆林宫前，恳求得到更多资金、药物和辐射测量装备（这些装备数量不足）。与此同时，我们的斯柳尼科夫却只花了十五分钟处理这种状况：“一切都没事，我们会自行解决。”

大家都称赞他：“我们的白俄罗斯兄弟，这么做就对了！”想想这微不足道的赞美，是用多少生命换来的？

我手里有资料，能证明那些长官都服用过碘剂。我研究所的同事帮他们检查时，他们有干净的甲状腺，不可能没服用过碘。他们还私下把自己的孩子送走，以防万一。当他们进到隔离区时，他们会戴上防毒面具和特制的外衣——这些装备是大家所没有的。他们在明斯克拥有专用的家畜，这也早已不是秘密了——每一头牛都有编号，并且严加管控。他们有专用的土地、专用的苗床，有专人来监督。最令人恶心的是，他们中间没人敢出来负责！

当他们不再接见我之后，我就改用信件轰炸他们。我把正式的报告寄到各地，寄给每个名人，寄给整个指挥体系。四份文件夹，每份两百五十页，写的全是实情。所有文件我都备份了，以防万一。一份放在研究所的办公室，另一份放在家里，交给我妻子藏了起来。为什么我要备份呢？因为在我们的国家不得不这样做。我总是亲自锁上办公室的门，但有一次我出差回来后，那些文件都不见了。

我是在乌克兰长大的，我的祖先是哥萨克人，我也有哥萨克人的个性。我不停地写，我不停地呼吁：“你们要救救这些人！要立刻撤离他们！”

我们不停地在各地游走。我们的研究所率先画出了污染区的地图，整个南边都是红色的。

这些都已成为历史了——一个罪行的历史。

他们把研究所全部的辐射测量装备都拿走了，没有任何说明就没收了装备。我在家里开始接到恐吓电话：“教授，不要再使人民恐慌了，你的下场恐怕会很惨。想知道会有多惨吗？我们可以让你见识一下。”他们用恐吓的手段向研究所的科学家施压。

我写信给莫斯科。

随后，国家科学院院长普拉托洛夫接见了我：“你不会被白俄罗斯人民所遗忘，你为他们付出了很多，但你不应该写信到莫斯科，这不是个好主意。他们现在要我把你撤职。为什么你要写信？难道你不知道自己在跟什么人对抗吗？”

好吧，我手里有地图和数据，而他们有什么？他们可以把我关到精神病院，我曾被他们这样威胁过。他们说可以保证我会发生意外车祸——我也收到过警告。他们可以让我受到法庭审判，罪名是从事反苏联活动，或者因为研究所里不见了一盒钉子。

然后，我被他们拉上法庭审判了。

他们达到了目的，我心脏病发作了。（沉默不语）

我把一切都写下来了，都装在这个文件夹里。里面写的都是事实，没有添油加醋。

我们检查村里的男孩和女孩，他们有一千五百、两千、三千毫伦琴，还有超过三千毫伦琴的。这些女孩都无法生育了，她们会发生基因突变。

牵引机还在耕地，我问跟我们一起来的人：“至少要让牵引机的驾驶员戴上防毒面具吧？”

“不，他们不用。”

“什么？难道你们没有防毒面具？”

“噢，我们有很多！用到公元两千年才用得完。我们只是不发给他们而已，不然会引起恐慌。大家都会逃跑，他们会离开这里。”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教授，这些事你说起来很简单。如果你丢了饭碗，你可以再找一份工作，而我该怎么办？”

这是何等的权力！一个人竟然可以拥有无尽的权力来支配他人！这已经不仅仅是欺诈和谎言，这是对无辜人民的战争！

我们开车沿皮里亚特河走的时候，看到人们在河边搭起了帐篷，他们与家人在一起露营。他们游泳、晒太阳，全然不知这些天来他们都处于辐射云之下。与他们交谈是被严格禁止的。但我看到了小孩，于是我上前跟他们解释。他们不相信我：“为什么电视和广播都没说？”

一个地方党支部的人随时陪同在我们身边——他什么也没说，但我可以从他的表情猜到他的想法：我应不应该向上级报告呢？

但他也很同情这些人！毕竟他也是正常人。我不知道当我们回去后，他会做出什么决定。他会向上级汇报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漫长的沉默）

我们知道这些真相又能如何？我们该如何面对？

如果核电厂又发生爆炸了，同样的事会再次发生。

这里有如何处理受污染的鸡的指令。你需要穿戴防护装备，橡皮手套、橡皮外套、靴子等，就像处理其他辐射物品一样。如果居里数达到一定程度，你就要把鸡放在盐水中煮沸，用过的水要倒进马桶，肉拿来做成馅饼或萨拉米香肠。如果居里数太高的话，就把鸡裹上骨粉，拿去喂牲畜。这就是他们对肉类生产的规划。这些肉从“污染区”廉价地卖到“干净区”。负责运送的驾驶员告诉我，这些小牛很古怪，它们的皮都拖到地上了，而且饿得什么都吃，包括破布和纸。它们很好养，全都是要卖到集体农场的。如果驾驶员想要的话，也可以带一头回去。这真是罪恶！罪恶！

我们在路上遇到一辆卡车。这辆车开得很慢，像是装着尸体的丧车。我们把车拦下来，我本来以为驾驶员喝醉了，结果看到是一个年轻人在开车。

“你还好吗？”我问。

“很好，我在运被污染的土。”

在这样的高温下？！在漫天飞尘里？！

“你疯了吗？你还得结婚生子啊！”

“那你让我去哪儿找这种拉一趟赚五十卢布的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