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科谈文学

我经常扪心自问：如果有人告诉我明天将有星际灾难，宇宙将要毁灭（也就是说，明天将不会有人读到今天我所写的文字），我是不是还会继续写作？ 我的直觉回答是否定的。如果没有人读我写的东西，我为何要写？但经过考虑之后，我会改口说是，但那只是因为我舍不得放弃一个绝望中的希望：在银河系的灾难中也许有哪个星球能够躲过浩劫，未来说不定有人可以解读出我文字里所蕴藏的讯息。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在世界末日来临的前夕，写作仍然具有它的深刻涵义。 作家只为了读者而写作。凡是说自己只为自己写作的人倒也未必就是扯谎。那只意味着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无神论态度教人吃惊。即便从最严格的世俗观点来看亦复如是。 作家如果无法对未来的读者说话，那么他必然是绝望的、不快乐的。

这也是雨果要告诉我们的，叙述完拿破仑在滑铁卢原本可以把握的机会后，他又补充道：“拿破仑有没有可能赢得这场战争？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是因为威灵顿，还是因为布吕歇尔？不，是因为上帝。” 这也就是重大历史事件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即它们以命运、生命那些毫不留情的定律来取代上帝。“不可更改”的记叙有它的功能：这些记叙即便违背我们的心愿，却注定无法去修改。既然这样，那么不论它们陈述的故事是什么，同时也在陈述读者的故事，因此，我们阅读，而且爱读它们。我们需要其中蕴藏的那种严厉的“压服性”的教训。超文本的叙述现象能够为我们养成自由观念，并启发我们的创造力。这很不错，但还不是一切。那些“既成的”叙述也教导我们如何面对死亡。 我很笃定，教导我们认识命运、了解死亡正是文学众多主要功能中的一项。或许还有别的，不过今晚，我一时还想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