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后半生

一九四八年后的沈从文，为什么再无作品？本是高产作家的他，为什么突然搁笔，却转而去做古代服饰研究？一九七八年之后，即文革结束后，他为什么没有再度出山写作？我想，以上问题是每个喜欢沈从文的文字的人都会发出的疑问，或是扼腕叹惜的地方。 这是我找到这本书来读的原因。和我之前的猜测相近：建国后，沈从文的写作风格受到质疑和批判，对此，敏感的作家无法接受，而身边原来的相知友人，接连以极快极决绝的姿态转变，令他惊愕不已，以上的种种叠加在一起，冲突他内心的底限，精神几近崩溃，甚至于自杀。被抢救过来，曾经去接受精神病治疗。之后便丧失写作的愿望和冲动，亦努力适应新的形势和写法，写过一篇符合新社会、新革命要求的文章，不成功，未曾发表。 在文革中的沈从文，受迫害的程度不严重，至少没有在身体上遭受摧残。但他的长兄和三弟均受迫害残死，长子亦被定为右派，其心灵上的创作并不算小。 之前听说过在文革中，曾经为其弟子的范曾，极为不尊敬其教师和前辈的沈从文，甚至在公开的场合斥责过沈，令沈极为难堪和气愤，令平和、善良的沈一直耿耿于怀，多次在友人面前发牢骚。拿到这本书时，第一时间反应到这个故事，没想一翻便翻到，果真如此。沈从文曾经就此事写给一位友人长长一封信，详细的记述下范曾的种种恶劣行径。先前范曾拜沈从文的照顾而进入历史博物馆学习工作，受沈的大力引荐和引导，却没想在文革中为求自保而翻脸，在许多场合和材料中斥责沈。想到死，沈也没有原谅范。如今，范曾俨然成为国学大师，其风范一时为全社会推崇，没想当年年轻时，却是反复无常卑劣如此。 再有，原本与沈从文同为患难同志的丁玲，也在文革中打过沈的背后冷枪，最不可理解的是，文革已过，在文革中备受摧残的丁玲，翻身后第一件事，竟是再次写文章抨击沈从文，完全不顾当年沈舍身相救的情谊。对此，沈无可奈何，却也理解丁玲，晓得她急于翻身上位，而不顾一切的心理。但想来，两人间的情份肯定是断了。之前看过一本讲过类似故事的书，叫《历史的误会》，看来令人唏嘘。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最为敏感，可又最缺乏基本的政治训练，往往在重大的变革面前，无所适从。有人急于表态，有人则惶恐至极，有人则绝望。沈从文呢，善良的他绝不会过河拆桥，抛弃原有的道德理念，但也没无法愉快的适应新形势。沈从文在建国后的沉默和消极，是被迫的无奈呢，还是主动的选择呢？ 这本书内衬的第一页，是沈从文的照片，摄于一九五九年，戴圆镜片的近视镜，抿嘴微笑着，平静、欢欣、坦然，一看上去便知道是个善良、睿智的人。第一次见到沈的样子，完全符合我内心中的想象，他就是那个写出《边城》的大作家，对，就是这个样子。

凡涉及二十世纪前一半悲剧时代精神时，一般思想家均把握不住大处，只从一群统治者和反统治集团寄托希望，也就把一切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从无人敢承认此实一文化失调教育失败之显明象征。一面系哲学贫困，一面是政治万能，悲剧因之延长扩大至于不可收治。 有取舍的决定才能使人感到生命的意义。一个作家没有中心思想，是不能成功的。 沈从文很快清醒地认识到，北大座谈会所讨论的“红绿灯”问题，是一个不需要、也不可能再讨论的问题，因为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所要求的文学，不是像他习惯的那样从“思”字出发，而是必须用“信”字起步，也即是说，必须把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再来进行写作。 无事可做是，把那些旧画一幅一幅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 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 由于这点初步认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形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有情”的传统 寂寞能生长东西，寂寞能生长有情，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 政治要求事功，要求致用，甚至以事功和致用为标准和尺度，有情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不符合这个尺度，就可能被判为无能和无知。 沈从文认为应该先“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那是把“有情”和“事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不以一方来衡量、判断，甚至是裁决另一方；但政治未必如此。 没有什么痛苦，但是竟好像是由于麻木或低能的发展，有越来越糟糕情形。 老友本身就是肯定。 正如同小时候看到天上雨后出虹，多好看，可说不出。 根深蒂固的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意识。 带雾的阳光照着一切，从窗口望出去，四月二十日大清早上，还有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的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 似乎生命全部属于自己所有，再也不必为上班或别的什么老像欠债一般，还来还去又总不会完。 一个人不断努力三十年工作，却会让人用三五百字骂倒，而且许多人也就相信以为真。令人感到毁誉的可怕，好像凡事无是非可言。 全北京都在为苏联卫星上天兴奋。（我觉得真是只有请求入党，来纪念这件大事，才足以表示对社会主义阵营理想全面的拥护和成功深深信心！） 生命“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 在政治行为中，在生活上，在一般工作里，他完成了他所认识的或信仰的，在写作上，他有困难处。因此不外两种情形，他不写、他胡写。 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的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玩了。他不乐意，也完了。 社会还没有进步到“让一切创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发展和应用”。 伟大文学艺术影响人，总是引起爱和崇敬感情，决不使人恐惧忧虑。 这些近代生活正和我在江西景德镇看跳舞差不多，永远和生活习惯隔得远远的，总似乎无什么意义。 现代中国一般的乡土作品，充其量只是表现了忧伤和暴力，缺乏可以相提并论的严肃“视景”。 音乐对于我的效果，或者正是不让我的心在生活上凝固。 即提示我的单纯，统一我复杂矛盾而归于单纯，谧静而回复本性。忘我而又得回一个更近于本来的我。 生命似乎在澄清。 我事先总有那么一种感觉，即此来或如熊猫，能给人看看已完成了一半任务。 我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从不知道什么叫“创新”和”突破“，我只知道”完成“……克服困难去”完成“。 我一生的经验和信息就是，不相信权利，只相信智慧。

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

沈从文，一九五二年。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许多时候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感到失望，但失望之余总能想起鲁迅、沈从文这样的个人，正是他们，担起了这个民族的脊梁，告诉世界和后人，什么是中国人的士大夫。看到他们，才明白几千年的皇权政治，也压不弯这个民族的脊梁。有的人，膝盖就是不会打弯，是要站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