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后半生

读前记小时候认识沈从文顿时就被他的《边城》给吸引住了，与众不同的清新自然的文风和闻所未闻的湘西风情让我对沈从文念念不忘。后来读了更多的他的小说和散文，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人的作品，觉得沈从文为什么老是写他的湘西，似乎除此之外的世界与他无干。而同时期的作家都积极投身现实，即使不如鲁迅那么忧国忧民，至少也在关注现代人的生活状态。而沈从文，这个“乡土作家”却永远和现代都市生活保持距离。于是对沈从文就有了 厌倦与轻视。偶然在一期杂志上看到张兆和的孙女的文章，提到外公沈从文在文革时期没有办法再继续写作，只能趴在阳台的小凳子变写他的《中国古代服饰考》，才觉得我对于沈从文的了解仅限于他的前半生，他的后半生经历我一无所知，就这样轻易地对他下了判断。高中的时候初学议论文，有一篇范文一直被传抄，写的就是沈从文。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大意就是沈从文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一种不争之争，体现的是他不肯说假话的品质，以及一种在逆境中的开朗达观。现在想来这样的论断真实简单粗暴，一切都是为了立意和中心服务，但是在当时却给了我很大的震动，觉得沈从文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后来看了很多不同的人在共和国时期的表现和选择才知道这种不争是怎样的一种选择，人真是一种复杂的生物，越是深入，越是发现许多原来不曾料想的不同。这次看了书评，《沈从文的后半生，总而言之不醒》。期待这本书可以给我更深入的了解。

一九四八年后的沈从文，为什么再无作品？本是高产作家的他，为什么突然搁笔，却转而去做古代服饰研究？一九七八年之后，即文革结束后，他为什么没有再度出山写作？我想，以上问题是每个喜欢沈从文的文字的人都会发出的疑问，或是扼腕叹惜的地方。 这是我找到这本书来读的原因。和我之前的猜测相近：建国后，沈从文的写作风格受到质疑和批判，对此，敏感的作家无法接受，而身边原来的相知友人，接连以极快极决绝的姿态转变，令他惊愕不已，以上的种种叠加在一起，冲突他内心的底限，精神几近崩溃，甚至于自杀。被抢救过来，曾经去接受精神病治疗。之后便丧失写作的愿望和冲动，亦努力适应新的形势和写法，写过一篇符合新社会、新革命要求的文章，不成功，未曾发表。 在文革中的沈从文，受迫害的程度不严重，至少没有在身体上遭受摧残。但他的长兄和三弟均受迫害残死，长子亦被定为右派，其心灵上的创作并不算小。 之前听说过在文革中，曾经为其弟子的范曾，极为不尊敬其教师和前辈的沈从文，甚至在公开的场合斥责过沈，令沈极为难堪和气愤，令平和、善良的沈一直耿耿于怀，多次在友人面前发牢骚。拿到这本书时，第一时间反应到这个故事，没想一翻便翻到，果真如此。沈从文曾经就此事写给一位友人长长一封信，详细的记述下范曾的种种恶劣行径。先前范曾拜沈从文的照顾而进入历史博物馆学习工作，受沈的大力引荐和引导，却没想在文革中为求自保而翻脸，在许多场合和材料中斥责沈。想到死，沈也没有原谅范。如今，范曾俨然成为国学大师，其风范一时为全社会推崇，没想当年年轻时，却是反复无常卑劣如此。 再有，原本与沈从文同为患难同志的丁玲，也在文革中打过沈的背后冷枪，最不可理解的是，文革已过，在文革中备受摧残的丁玲，翻身后第一件事，竟是再次写文章抨击沈从文，完全不顾当年沈舍身相救的情谊。对此，沈无可奈何，却也理解丁玲，晓得她急于翻身上位，而不顾一切的心理。但想来，两人间的情份肯定是断了。之前看过一本讲过类似故事的书，叫《历史的误会》，看来令人唏嘘。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最为敏感，可又最缺乏基本的政治训练，往往在重大的变革面前，无所适从。有人急于表态，有人则惶恐至极，有人则绝望。沈从文呢，善良的他绝不会过河拆桥，抛弃原有的道德理念，但也没无法愉快的适应新形势。沈从文在建国后的沉默和消极，是被迫的无奈呢，还是主动的选择呢？ 这本书内衬的第一页，是沈从文的照片，摄于一九五九年，戴圆镜片的近视镜，抿嘴微笑着，平静、欢欣、坦然，一看上去便知道是个善良、睿智的人。第一次见到沈的样子，完全符合我内心中的想象，他就是那个写出《边城》的大作家，对，就是这个样子。

凡涉及二十世纪前一半悲剧时代精神时，一般思想家均把握不住大处，只从一群统治者和反统治集团寄托希望，也就把一切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从无人敢承认此实一文化失调教育失败之显明象征。一面系哲学贫困，一面是政治万能，悲剧因之延长扩大至于不可收治。有取舍的决定才能使人感到生命的意义。一个作家没有中心思想，是不能成功的。沈从文很快清醒地认识到，北大座谈会所讨论的“红绿灯”问题，是一个不需要、也不可能再讨论的问题，因为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所要求的文学，不是像他习惯的那样从“思”字出发，而是必须用“信”字起步，也即是说，必须把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再来进行写作。无事可做是，把那些旧画一幅一幅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认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形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有情”的传统寂寞能生长东西，寂寞能生长有情，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政治要求事功，要求致用，甚至以事功和致用为标准和尺度，有情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不符合这个尺度，就可能被判为无能和无知。沈从文认为应该先“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那是把“有情”和“事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不以一方来衡量、判断，甚至是裁决另一方；但政治未必如此。没有什么痛苦，但是竟好像是由于麻木或低能的发展，有越来越糟糕情形。老友本身就是肯定。正如同小时候看到天上雨后出虹，多好看，可说不出。根深蒂固的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意识。带雾的阳光照着一切，从窗口望出去，四月二十日大清早上，还有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的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似乎生命全部属于自己所有，再也不必为上班或别的什么老像欠债一般，还来还去又总不会完。一个人不断努力三十年工作，却会让人用三五百字骂倒，而且许多人也就相信以为真。令人感到毁誉的可怕，好像凡事无是非可言。全北京都在为苏联卫星上天兴奋。（我觉得真是只有请求入党，来纪念这件大事，才足以表示对社会主义阵营理想全面的拥护和成功深深信心！）生命“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在政治行为中，在生活上，在一般工作里，他完成了他所认识的或信仰的，在写作上，他有困难处。因此不外两种情形，他不写、他胡写。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的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玩了。他不乐意，也完了。社会还没有进步到“让一切创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发展和应用”。伟大文学艺术影响人，总是引起爱和崇敬感情，决不使人恐惧忧虑。这些近代生活正和我在江西景德镇看跳舞差不多，永远和生活习惯隔得远远的，总似乎无什么意义。现代中国一般的乡土作品，充其量只是表现了忧伤和暴力，缺乏可以相提并论的严肃“视景”。音乐对于我的效果，或者正是不让我的心在生活上凝固。即提示我的单纯，统一我复杂矛盾而归于单纯，谧静而回复本性。忘我而又得回一个更近于本来的我。生命似乎在澄清。我事先总有那么一种感觉，即此来或如熊猫，能给人看看已完成了一半任务。我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从不知道什么叫“创新”和”突破“，我只知道”完成“……克服困难去”完成“。我一生的经验和信息就是，不相信权利，只相信智慧。

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

沈从文，一九五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