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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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铁的资料中，我们都找不到传说故事中饱受虐待的媳妇站出来为自己说话的例子。在清代，她必须由她的娘家，一般是她的父亲来代表，不然就不会有发言的可能。在民国，虽然她原则上有权代表自己提出诉讼，但要这样做还有许多社会和习俗的障碍需要克服。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在这两个时期，婚姻不幸的妻子可以而且确实常常回到自己的娘家。但是，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其他选择，只能屈从于在夫家的低下地位。 如民事诉讼需要放到法庭外调解这样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来考察，纠纷的调解也必须放到社会矛盾的广泛背景中来考察。这些社会矛盾有许多并不会变成公开的、可以通过社区来调解的纠纷。宗亲和社区调解实际上只对社区的中坚分子开放，他们主要是男性家长。它在权力和地位相当的人们中间运作最为有效；如在争吵的兄弟或邻里之间、借贷双方、土地买卖的双方，其主要目标是达成妥协，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明确是非对错的纠纷。它不能成为一种保护弱者反抗强权的制度。社会中的弱者，如嫁人的媳妇，事实上沉默地站在这个制度之外。在满铁所调查的村庄，根本就未听到过媳妇（没有娘家的代表）和她的公、婆及丈夫之间因争吵而寻求社区调解和妥协的例子。 事实上，农民们的整个世界观都与这样的调解格格不人，并阻挠这样的调解。因此，当满铁的调查员受到年轻媳妇自杀的触发，试图详细了解侯家营媳妇的状况时（在其他村庄他们都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调查），被访的村民们根本就不认为有这样的问题。 (查看原文)

  摸摸小猫头 2020-11-17 12:21:32

• 如果确系如此的话，这些案例从另一方面看也显得很不一般。总的来说，衙门在实际运作中倾向于把“掛情酌理”这句套话中的“情”字多当做“情实”解释，而不是理解为“人情”。“理”字也是多做“道理”理解，而不是儒家的“天理”。如，我们常会发现县官使用“查情理处”这样的辞。不少知县还会提到原告一方的“控情”，其中的“情”字显然系指事实而非同情。这里我再次强调，即天理人情所带有的高度道德化的含义，在法律制度的儒家式表达中，比在其实际运作中要紧。不管儒家的理想制度如何，在实践中起指导作用的是道理、实情、律例三者。三者当中，法律的地位最高。 (查看原文)

  摸摸小猫头 2020-11-17 19: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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