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克: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座桥梁
文洁若/文
１９８２年的夏天，正当日本发生修改教科书问题的时候，曾在东京日中学院任过教的伊藤克，应该学院的邀请，发表演说，题目是《中日战争和我》。她通过自身的亲身经历，向在座的以中国语文为专业的日本男女青年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她告诉他们，那场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并强调指出，绝不能允许历史重演。演说是以这么几句话结束的：
对各位年轻人来说，日本战争是遥远的过去的事，是发生在你们父母或祖父母那个时代的事，所以你们和那场战争似乎风马牛不相及。我常听到有人说：“那是你们成年人干下的勾当，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不能要求你们替父母、祖父母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你们在这个学院学习中文，将来准备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因此我恳求你们，务必从现在起，对周围的动静提高警惕，以便不让如此令人发指的事端再度发生在你们的时代，你们的子女和孙男孙女的时代。就拿这次的修改教科书问题来说，不知不觉之间，“侵略”一词竟变成了“进入”，军国主义重新抬头了。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啊，希望你们趁着它还处于嫩芽的阶段，和我们成年人一道把它摘除。咱们同心协力，不让我们当初未能阻止的事再度发生。我祝愿这种精神世代相传，子子孙孙都能实现中日友好。
演讲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上了年纪的讲师自不用说，连年轻学生都不断抹眼泪。她相信，这鼓掌和泪水说明中日两国之间一定能世世代代保持友好关系。
当年１２月，这位侨居我国多年的日本文学女翻译家的自传出版了，书名《越过悲哀的海》。写得真实动人，是一个正直善良的日本女性坦率的自述。
伊藤克于１９１５年生在东京，１３岁的时候，当医生的父亲去世，遗下的一点财产也被叔叔骗了去。她只好辍学，先后在百货商店、母校淑德高等女学校、丸之内旅馆做工。当时在日本，大学毕业生尚且失业，像她这样一个年轻姑娘，又怎么养活得了寡母弟妹呢？正在绝望挣扎时，她遇上了老蔡。老蔡的父亲是华侨，在大阪开餐馆，母亲是日本人。他毕业于大阪帝国大学冶金系，一心想把自己的技术献给贫穷落后的祖国。
伊藤克的父亲生前一直向往中国，曾教给她汉文，所以她从小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她嫁给老蔡后，１９３６年来到中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伺机侵吞我国华北，当时中日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老蔡给她买了几件旗袍，要她冒充在日本生长的华侨，名字也改为鲍秀兰。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她便随着丈夫和其他技术人员，先逃到武汉，后又撤退到重庆。最初，她的心情是矛盾的。譬如当周围的中国人看到日本飞机被高射炮击下来而拍手称快时，她却情不自禁地担心起驾驶员的命运来，心想：说不定那正是自己的弟弟哩。但这种矛盾很快就为她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痛恨所代替了。日本投降后，她随丈夫来到鞍钢。东北解放后，她在鞍钢的图书馆当资料员。
全国解放后，我国人民政府教育中国人，不可把日本人民和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等同起来，日本人民和中国人一样，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她想道，要让中国人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谈何容易。
于是，她决定把日本战后的小说翻译介绍给中国人。她译的第一篇作品是高仓辉的小说《猪的歌》。译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
同时，她又改用笔名萧萧。这两个字取自我国古诗词“风萧萧兮易水寒”，反映了她因祖国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而感到的苦恼心境。
随后，她又翻译了高仓辉的长篇小说《箱根风云录》和德永直的《静静的群山》第一部。书出版后，她应邀到北京，见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译文社副主编陈冰夷。楼适夷要我看看《静静的群山》的译文质量，我对照原著核对了译文，提出一些误译和漏译。没想到萧萧写了一封长信，对我的工作表示感谢。应该说，萧萧是我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所遇到的最谦虚和蔼的译者。楼适夷当即约她译《静静的群山》第二部，陈冰夷也表示希望她多译短篇。
回鞍山后，她专心致志地搞翻译，于１９５５年成为沈阳市作家协会会员。由于是日本人，她的丈夫老蔡回国后未受到应有的重用。老蔡把怨气发泄在妻子身上，双方的感情破裂了，她只身来到北京。
以后，她和老蔡离了婚，孩子们有的升学，有的工作，也陆续来到首都定居。
一次，日本杂志《妇人俱乐部》的记者增田对她进行采访，写成一篇通讯，刊载在该杂志上。这样，她才终于和她原以为早已死在战火中的４个兄弟姐妹联系上了。１９６１年深秋她只身返回阔别２３年的日本，和骨肉团聚。但她决定把孩子们留在中国。
抵日后，她先后在亚非语言学院、中国研究所中国语研修学校、日中学院教中文，又把我国的长篇小说《金色群山》、《军队的女儿》、《青年英雄的故事》、《高玉宝》以及一些短篇小说译成日文，并在《朝日新闻》和其他日本报刊上发表有关我国的报道和评论，致力于日中友好运动。
人进入老境，就想落叶归根。萧萧虽然是日本人，她的心却萦回在中国大陆上。１９８０年，我国政府同意她在我国安享晚年。她继续做中译日的工作，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分院执教。３个儿女均已成家，她和当大夫的大女儿住在一起。她惟一的儿子已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丰台某厂当工程师。小女儿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乐队竖琴手。
１９７８年８月，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前夕，伊藤克高兴地在《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说：“日本和中国，说什么也得友好下去。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是如此地深，缔结条约后，有义务在每一个人心里灌输日中友好的思想……”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我到伊藤克女士的寓所去看望她，她把刚刚收到的《越过悲哀的海》签上名送给我一本。没想到这一天拍下的照片竟成了我和她惟一的合影。１９８５年５月间，伊藤克因病在北京溘然长逝。
在新世纪，庆祝中日恢复邦交３０周年之际，我们不会忘记伊藤克——这位在自己７０年的一生中，充当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座桥梁的杰出女性。
（http://news.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48/20021011/class014800023/hwz7915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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