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本书译者刘昶提到，他来到孔飞力的办公室取《叫魂》的材料，孔飞力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本书也是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刘昶当即回答说：“当然看得懂。” 其实是孔先生多虑了，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现代史，1768年叫魂风波早已息事宁人，但数百年来，叫魂的幽灵却从未离开。

前面几章几乎都是利用史料讲故事，最后一章才是升华。故把最精华之处摘出来。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要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获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使叫魂这样的事其实从来没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的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的“技巧”，便可通过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则折射反映出来人们无权无势的状态，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

把僧人和乞丐当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的某种共谋。弘历相信，妖术谋反阴谋是邪恶妖僧之所为，而乞丐则是他们雇佣来的跑腿。对于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弘历动用国家权力对他们大张讨伐。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再次强化了社会对于背弃儒家秩序、因而在政治上是危险的那部分人本来就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至于普通民众，他们早已把叫魂妖党的帽子套到了和尚的头上。他们也有自己的成见：和尚是危险的外来者，由于死人做法事而受到了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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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困扰社会”的特殊政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摄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对损失进行分摊，“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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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裸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至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这是一本名副其实、常读常新的书，无论是文字本身的风格还是论述框架都处理得游刃有余。又翻出来读是因为读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的时候产生的一点点联想。

埃利亚斯对西欧封建化的论述概括一下是这样的：“人与人关系的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建制的改变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人口的增加或减少”，埃利亚斯认为人口变化不是构成历史-社会运动的第一原因，但其作用是重要和不容忽视的。直至8、9世纪，各批民族不断从各个方向迁入西欧，社会达到了人口过密的阶段，以工业社会之前的农业技术水平来看，当时的西欧已经不具备自由的空间，国内的开垦和开拓不能弥补土地的短缺。人地关系的紧张使得“大部分统治阶层走向社会扩张、征服新的领土之路”，也使得“下层劳动者无路可走”。（278-291）11-13世纪的西欧社会与叫魂发生前夕（18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在要素上有一些共同点：人口增多、人际交往增加、交通运输手段发展、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发展。不同之处是：西欧被排挤出旧结构的农奴主要成为了将要形成的城市的资源”，而出身武士阶层的落魄者很多人参与了十字军东征，这些旧结构容纳不了的多余人口走上了迁徙和扩张道路。18世纪中叶的中国，“无论是商业的扩展还是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同样是一些人被排挤出传统社会结构之外，但在中国“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

但是政治上成熟的特征却有相似性，11世纪开始西欧逐渐形成了国家社会的垄断机制，但个人对资源的独占不可理解为自由的减少和束缚的增加，因为“陷入依附的人越多，依附者的社会力量就越大”，“霸权领主变为职能分工机构中的中央骨干，也许比其他骨干更强大，但和其他骨干几乎一样受束缚、受制约”。国君私人陷入一定社会结构对应的人际网络中，后者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律，对私人垄断起着制约作用。在个人的活动和职能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许多其他人的活动和职能的情况下，纠葛在一起的行动和利益的分量是拥有独占权力的少数人也不能摆脱的压力。这一点与《叫魂》中乾隆帝在常规权力中的处境如出一辙，“繁忙的君主会发现自己的‘作用’只不过是文件处理机中的一个齿轮（尽管是一个镶钻的齿轮）”，“运用规则并监督规则执行的人同那些受规则支配的人一样会受到规则的制约”。不过这两个不同时空的政治成熟的程度当然是不一样的，13世纪的西欧是刚刚开始，18世纪的中国是明日黄花，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是从什么时候进入成熟阶段的嘞（从常规化和合理化的层面看）。

汉化/谋反一体两面的线索，君主/官僚/群众的三个主体应该很熟了，不记了（承认我懒）维持统治集团的特殊优越地位和证明自身统治权的普世合法性之间的张力不是只有清朝统治者要面临的问题。/对外来人的疑惧，想起《乡土中国》里费孝通说一个村里的外户一般从事的都是非农业生产。《叫魂》说长居本地的道士和尚相对于游方僧道受到了本地社区的认可，《乡土中国》说在社区居住几代的人经常也不被视作自己人。地理他者和文化他者应该是有密切联系但并不重叠的关系。/最后，这书可以跟下限至今的当代史对读，尤其是权力的幻觉那部分，下层人（经济意义上的）不一定是绝对受害者，也可能成为加害者，受害者更可能是他者（各种维度上的）。/还有，江南这个文化地理概念可探讨空间真的大！中国南北方之间文化的互相体认是一个在很长时段都一直存在的问题，但是不同时代的呈现不同（想起老师上课的时候说过中国近现代史很长一段时间南北方的历史记忆是不同的，直到抗日战争短暂地创造了共同的记忆）汉族、中原、北方、江南的文化概念是如何演变的嘞？

要继续读一下韦伯，有时间还要再努力看看西方和中国的近现代史！多闻阙疑多闻阙疑，还有，进行粗线条的比较要慎重，所以只是胡思乱想🙉。

本书害挺悲观，是我喜欢的那种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