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修订版）

一.卖国动机 1.受贿？ 本身富裕&无史料记录支持 2.崇拜西方思想？ 中华文明相对独立&优越（儒文化）“天朝上国”傲视“四夷” 琦善本人未直接接触过西方文明（语气用词极具墨守“天朝”观念、对世界大势浑浑噩噩的官员风格） 二.卖国罪名之否定 1.破坏禁烟？ 清王朝内部无“弛禁派”&找不到琦善有关弛禁的言论，反而多次赞同禁烟，甚至最近的研究证明，促使道光帝下令严禁鸦片的不是林则徐而是琦善。 2.打击林则徐，主张投降？ 惩办林则徐为道光帝所为，与琦善无涉。（编纂官误将琦善事后相关照会附于其事前的奏折后，造成误解）琦善只是奉旨行事。 据史料，两人私下关系虽非意气相投，但也无证据证明是水火不容。琦善乘英军至津而诬林的罪名不能成立。 3.不事战守、拒不支援致战败&关天培战死？ 拒不支援虎门的原因：据琦善奏折，当时他仍迷醉于通过“开导”解决中英争端。最后也有派兵火的记录。 4.私自割让香港予英国？（道光帝革拿琦善的主要原因） 琦善措辞不当，使得义律借机歪曲其表态，强行侵占香港。琦善实有允英人“寄居”香港之意，而无“割让”之举；且非为“私许”，实有请旨奏折。 综上，有关琦善卖国的四项罪名，无一可以成立。 更宏观来看，琦善卖国说的根因在于：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来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 于是，“妥协”被目为“投降”，而“投降”又被提升至“卖国”。 细心核查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可以发现，除了在一些细小之处他有蒙混道光帝的举动外，在根本问题上大体是按照道光帝的决策行事的（尽管广东谈判后期他过于执着而不惜于抗旨）。琦善的确主张妥协，但妥协一策非他提出，而是出自道光帝的钦定。因此妥协的责任本应更多地由道光帝来承担。 三.琦善卖国说形成的原因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首先有利于道光帝。 中国传统史学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到大臣一级。君主永远圣明，替罪羊“奸臣”担责，否则违背儒家之“礼”。（文化专制主义&儒生思想根深蒂固，只反奸臣不反皇帝） 延伸来看，按照天朝“夷夏”观念：应当“大兵进剿”——偏偏战败——当时的史料作者大惑不解（当时没有人能从世界大趋势和中国社会本身去看问题）——“剿夷”是唯一正确之途——战败原因在于“剿夷”不力——因为“奸臣”破坏——与之对应，精忠报国者何其可贵——只要重用林则徐，中国就可能胜利，如果沿海疆臣均同林则徐，如果军机阁府均同林则徐，中国一定胜利。 （而林则徐当时得到喝彩并非因其“知夷”或“师夷”，这些反而不受欣赏，林本人也不宣扬。他受拥戴正是因为他表现出与“逆夷”不共戴天） 忠臣的理论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中国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只需罢免琦善及其同党、重用林则徐及其同志即可，不必触动中国的现状。（只须换人，无须改革） ———上述史料作者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保全了中国的性理名教、文物制度的地位。琦善不仅做了道光帝的替罪羊，而且还做了中国旧有制度的替罪羊。 （并且这种理论和模式屡屡被官僚士子们用来解释他们不能或不愿解释的历史现象。经他们长期宣教，成了老百姓耳熟能详、最易接受的历史分析法，并在今天仍有影响力） “善善”“恶恶”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准则。它附粘于史籍，却着眼于现实。 “面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疯狂侵华的局势，当时中国政府官员中任何妥协的主张，都是后来投降的托词，其最终必然走向卖国。此中的典型，就是早期功名显赫最后人皆不齿的汪精卫。“妥协一投降→卖国”的模式，在这一时期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原型。大约也就在这一时期，“妥协”即“投降”即“卖国”的模式也被大量地运用到历史领域。琦善也就从原来的的“奸臣”，变成了“卖国贼”。 琦善的角色变换，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一切向帝国主义妥协或投降之辈的敌视。历史学是讲究客观的，但历史学家的主观意愿，总是不断地被糅合到历史著作之中。这里面，一部分人是因为现实中的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妥协、投降官员的蔑视，而表现为在史学著作中的不自觉，一部分人却是自觉地举起已被当时史学界认定为错误的“善善”“恶恶”的标准，贬斥主张妥协的琦善之流的一切，推崇主张抵抗的林则徐等人的一切。琦与林，以前所未有的对立程度出现了，成为不可调和的两极。 于是便出现了一种现象，史学理论中反神话、反鬼化的学说，与史学著作中的神话或鬼化的实践，同时并存不悖。原来由个人的情感、主义的差别而无意造成的“将真迹放大”，此时在现实需要的驱使下，在“善善”“恶恶”原则的运用中，已经人为地将真迹尽最大可能地放大。他们用激昂的文字告诚人们，妥协是最为可卑的。这种为警世而作的历史著作和文章，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围，而成为一种宣传。 1931年11月，即“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月，东北局势吃紧之时，蒋廷黻先生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琦善与鸦片战争》文，大力称赞妥协性的琦善外交，贬斥林则徐的盲动，这不能不引起包括史学界在内的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强烈且持久的反弹。联系到这一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低调俱乐部”的言论，蒋先生的论文，也被一些人目为另一种主张的宣传。 宣传与研究不同。 当时宣传的目的，在于激励民众，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事业。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只是宣传家手中的道具，原本不用去详加考证的。至于研究的性质和目的，已有足够多的研究者说了足够多的话，任何一位读者都能体会此中的差异。 史学的情况还有点特殊性。它本来就具备宣传的功能。自孔子作《春秋》之后，中国传统史学的宣传功能尤其为人所重。“善善”“恶恶”原则的长存，相当大程度上是适应了宣传的需要。长久以来，中国史家经常将自己混同于宣传家，或热衷于为宣传家服务，于是便有了“摆大钱”、“借古讽今”、“影射史学”等等说法。尽管宣传只是史学诸社会功能其中的一项，且还不是最重要的项，但是，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史学家不自觉地或自觉地扮演了宣传家的角色，又是今天的人们非常容易理解的。 我们今天不应否定这种宣传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但回过头来，又不无遗憾地看到，这一段时期的鸦片战争研究，虽在在国际态势英国内部状况等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以琦善、林则徐的对立作为叙说的主线，只不过分别把“奸臣”、“忠臣”，变为“卖国”、“爱国”;把“抚”、“剿”，改为“投降”、“抵抗”，等等而已。” 四.本书的主旨 从以上“琦善卖国”的探讨中，凸现出来的问题是: 1.鸦片战争的失败，究竟应当归结于中国的落后和保守，还是应当归结于琦善等人的卖国? 2.当时中国的正确之途，究竟是彻底地改弦更张，还是只需重用林则徐等力主抵抗的官僚? ——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至今这个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 我们在历史中看得最少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犯的错误。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 本书叙说的重点，是作为其反面的清王朝。为此，本书对战争中涉及清王朝的种种史实进行考证，对种种陈说予以分析，并对这次战争中的主要人物加以评论。 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撤的坚实保证。

清军使用的是自制的老式的“洋枪洋炮”。 维持社会治安，保持政治秩序就成了清军最重要最大量的日常任务。 清军不是一只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其中国防军的色彩最淡，警察的色彩最浓。 抽调是鸦片战争中清军集结的唯一方法。 一、清军的兵力分散，总兵力看起来很多，可是实际可参加战斗的兵力有限。 二、更由于清军陆上调兵速度比不上英军的海上调兵，且不知英军的战略目标和作战指导方针，只得处处设防，也就是说，全国几千里海岸线，都是其防御的范围。因此无法集中兵力。 三、调兵速度，清军调兵大概速度：邻省约30-40天，隔一二省约50天，隔三省约70天，隔四省约90天以上。而同时，英军的调兵速度远远快于清军。如此缓慢的调兵速度，使清军的兵力部署无法跟上英军军事行动的展开。

作为嘉庆的嫡长子，没有多高的资质，接手的帝国就是一个烂摊子，又赶上了鸦片战争的转折点，真难为他了。

最初看到三联书店的《天朝的崩溃》时，书名仿佛在发光。细看下面还有一行小字：鸦片战争在研究——哦，原来是近代史。

书很厚，一共576页，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但是读起来却没有想象的那样枯燥，主要归功于作者并不晦涩的描述，再者这段历史我们已在历史课学过、考研时背过。熟悉的人物和事件，作者却给出了不同于历史课本的解读，个别之处甚至还会遇到凝练的、鞭辟入里的概括总结，令人大呼过瘾。其中以下三点不曾在课本中获得，着实解渴。

1.大臣们对道光皇帝的欺骗

欺君者，不忠也，不忠是对为臣者的最劣等的评价。可鸦片战争中所有涉及到与英夷谈判而又以奏折呈递道光者，除去兵败自杀的裕谦外，从主和派的琦善、伊里布、耆英，到主战派的杨芳、奕山、奕经、颜伯焘、牛鉴、甚至林则徐，无一不是在奏折中将自己功劳大书特书的。原因主要有三：一者，道光皇帝“奖惩分明”，为人乖巧者、善于揣摩圣意者升迁最快，但一旦出了纰漏则遭严惩。在这种风气下，官场粉饰之风盛行，此一也。再者，天朝史上绝未有“剿夷”失利者，自己也绝不能成为第一个背负骂名之人，故官场极尽粉饰之能事，此二也。况且，同僚们你夸，他夸，大家夸，唯独到我这说了真话，告诉道光帝之前几人所说是为谬误，道光会如何看自己？而今后自己又如何与这些同僚相处？此三也。

2.伟人不伟，奸臣不奸。

课本中对于林则徐、关天培等人极尽褒扬，然观此书所言，并不尽然。林则徐为文官或政治家，课本中将其功绩主要归为销毁鸦片和军事抗击英夷，以及师夷长技。然销毁鸦片一事，其所为甚至不及广州巡抚邓廷祯，至于其军事抗夷策略则手段过于陈旧，充满着书生论政般的空想，尽管其一度“信心十足”，但仍在后来的1840年的7月的数次交锋后，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尽管林则徐抗击英夷的努力和赤诚是可嘉的。

同样琦善也并非奸臣，作者也用了数页详加分析。

褒扬林则徐，与贬低琦善卖国一样，均是出于道德层面上的赞颂与批判。历史应当是客观的，可编写历史的历史学家却将主观意愿糅合到了历史著作中，此时在“现实意义”的驱使下，在善恶二元原则的运用中，林则徐和琦善便变得脸谱化，走到了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这就如同抗日战争时期对投降派的批判、对抵抗派的褒颂一样，需要结合当时现实意义，重新进行评价。甚至，有时这种二元对立更可能是一种结合了现实意义的宣传，早已超出了历史本身。但我们往往会这种宣传认作历史，这可能是我们认为的、或是学到的近代史与真实近代史之间差异之一。

但无可置疑的是，如今的林则徐、琦善已经被脸谱化了，不知他在地下作何感想？

3.战败的原因

如今，我们以上帝视角回顾当年鸦片战争的战败，自然懂得把战败原因归咎于落后的生产力和科技、因循守旧的思想，以及愚昧的内政外交政策等。然而，士兵们的血却是白流了，战败并没有让晚清的政治家们领悟失败的真正原因，他们默契地将败因归结于英夷“船坚炮利”，稀里糊涂地签了字，继续和道光帝苟安。稍好者如刘韵珂，努力地提出了不乏见地的“十可虑”，糟糕者如奕经、奕山，只会夸赞粉饰，甚至后者十几年后反而愈加大方起来，将外兴安岭、库页岛、江东六十四屯等地区打包送给沙俄。

这么想着，似乎只有魏源、徐继畬、梁廷枏等三人算得上是第一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遗憾的是他们的声音过于渺小，反而他们的著作在日本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日本“黑船事件”促使幕府被砸烂，变法维新后反而力压了中国一头，这或许是魏源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吧。

作者云：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活着，大致是个犯错的过程，从失败中获得教训——以其价值来说——往往能超过胜利时的喜悦。我想，批判从来不是目的，自我批判应犹是。如果能时常能念及此，再回顾过去的错误时就会从容得多，认识也将深刻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