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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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文化大格命开始了，……（我）只是比较注意 邓 力 群 的夫人在文化部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一些惊人言论……邓 力 群的夫人……是待过延安的老干部，……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中层领导，……引人注意的是，言论非常革命，可是穿着又十分“资产阶级”……其实现在看来，她打扮也算不上什么讲究，只是例如夏天要打上一把小伞，戴着黑纱手套，穿上黑绸子的连衣裙。据说全是学的安娜·卡列尼娜，那在当时是很惊世骇俗的，当然会让我们这些受俄国文学熏陶长大的小青年多看上几眼。尤其是，她一张口满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语言、谠的语言，充满了革命的火焰，革命的精神。我那时已经在比较上层做一些类似秘书的工作了，所以时常有机会直接间接地听到她的言论，特别是充满火药味的革命言论，真是敬佩已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5页 -
记得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有关领导人要在香港成立一些“小骂大帮办”的刊物，而确定这个刊物的国内工作由我们三联书店来做。香港出了个有关杂志，我记得第一期寄来好几百本，可是不久忽然上面的方针改变了，不搞“小骂大帮办”了，那些杂志变成“反冻刊物”，在我任内不得不销毁了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65页 -
我现在的书房，据说值两百来万，可是我的书只不过最多五千本，每本几十块钱，哪能值那么多呢？我看我的那些破书每本最多值五块钱，那么这个按数来说十万块都不到，可是占了一个两百万块钱的房子，那当然很委屈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71页 -
宁波小商人真是不得了，他们把最地道的农村习惯都带到上海来了。例如爱吃臭的东西。检验臭的标准是看有没有长蛆，长了蛆这食物才算臭得够了，可以食用。老板娘规定，每次从臭缸里取出食物必须先送给她看，她边念“往生咒”边把蛆虫挑出，然后把食物给我们吃。我开头吃不下，过了六年之后，我也视此为美味了（现在还有人请我吃，一定感恩不尽。现在在北京，我常去饭馆吃臭豆腐，都嫌不，想必是他们不懂要先长蛆这个窍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9．“银楼”里的小伙计 -
近年最后一位悼念的老人是范用。他痛恨我，多次与我绝交，但是他的追悼会我还是悄悄地去了。我是他一手提拔的，使我从一个小工人终身厕身出版界。但我多次违逆他的意旨，他自然恼恨。……思念及此，我在追悼会上，忽忽进入，又忽忽退出，因为我没有面目见他老人家了。 退休这二三十年，我就是这样在思念、感恩、追悔中过去。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54页 -
文格后期……我的幼女正进小学未久，我听到消息，北京有个外国语学校，专门培养幼童学外语……凭我在北京文化界的能耐，自然不难找到这学校，并办理报名手续。不料，事情忽生阻碍：报名以后，学校表示，要学英语，只能是高级革命干部子弟，否则只能学小语种，如西班牙语之类，以后同拉美国家打交道。我不愿意孩子去学小语种的，因为这不能遍识世界，只是一个谋业之道。于是又找人疏通，几次“做工作”下来，终于让孩子进了英语班，于是一块石头落地。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10页 -
上面说过的尊重作者的文风。说实话，那时很多年轻人学《语法修辞讲话》（学得走火入魔，有人甚至要改鲁迅的文章。例如鲁迅不大用“和平”一词总说“平和”，有人就主张改，陈原竭力阻止。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52．“名存实亡”的三联书店 -
“……因已向新闻出版署坚决请辞。我在书面辞呈里明确提出，我的工作之最重要败笔，即为处理不好与’三联‘前辈的关系，而这对’三联‘这类老店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5页 -
人们爱说上海人“滑头”，并不假，但这“滑头”，首先是指遇到为难的事知所趋避。……在上海滩做人，非得灵活不可，也就是说要知所趋避，保存自己。扒手先生教我的这个道理，让我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为纲”中的年代里苟活了下来。在阶级斗争中得手的那些人，特别是时时刻刻要想对我这个“走白专道路”的人下手、置我于死地的“同志”，我应付他们的，多年来就是“趋避”这一招。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6页 -
我这时候的外语水平，除了俄语能译一些简单的书外，其余都只能读懂书名和目录。但这“其余”包括十来个语种，而且在日益增加。例如，当时上面非常注意南斯拉夫、古巴和波兰，我于是花了一两个月时间，把塞尔维亚文、西班牙文和波兰文的大概了解一下，就能借助字典、语法书读懂书名、目录，于是就和这方面的专家大胆交换意见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4页 -
经过这场“革命”，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人的私欲是无法消灭的。“文化大革命”那么一场口号响彻云天的“破旧立公”运动，回过头来看，谁都在为了自己个人利益而努力，而口号叫得最响亮的，谋私利的欲望越厉害。这就使我消除了当年还留存的不多的左翼乌托邦观念，并且有助于我在十来年后改革开放年代里少走弯路。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4页 -
这次干校根上次不一样，在石家庄。我当了那里的政工组长，领导我的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他跟我挺谈得来。他是北大中文系出来的，研究过红学。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0页 -
后来，这位包大人（包遵信）日益走红，兼职日多。他主编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影响极大，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年头的重大贡献。不久，他又得到别的委任，于是就离开编辑部了。不论如何，此公思维敏捷，行动果断，实在少见。但是另一方面，有喜独断专行。在他眼里，喔自然只是一个“伪君子”而已。但是我不觉得难受，能把这个摊子维持下去就好。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17页 -
关心了思想，还特别想到艺术，这方面，我们是费了一点心血的。我们发现一位严格先生，对西洋音乐特别在行，他以“辛丰年”笔名写的专栏“门外读乐”非常受欢迎。他原为新四军，想不到对西洋音乐有那么深的修养，而且善作通俗的介绍。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46页 -
因此，我之团结文人，笼络部下，所用之道，不是学术感染，而是功利。功利也者，范围何其广泛，而我手中所恃极为有限。无奈之下，我还是常想到自己在做学徒时的缺食少吃之苦，所以常用一些廉价食物来笼络同侪乃至文人。……举红烧肉只是举例子。事实上，我不断采取此类“大嚼”政策，赖以团结作者、同僚。后来当然发展为去饭馆大嚼。我于是编出了周边饭馆的清单，大家浏览，随便点名前去。这名为大嚼，实际上是一种团结文士的小手腕。领导文化而到了此等地步，惜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4页 -
不久，也从老上海的出版品中发现了茨威格。我首先着手组译他的《异端的权利》，一九八六年出版后影响也很大。这本书刻画了一场为“异端”争取权利的“苍蝇撼大象”的斗争。尽管说的是西方五百多年前的事件，原书出版也已有七八十年，但对刚从“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清醒过来的中国人有巨大的吸引力。……接着，又出版了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个政治家的肖像》、《昨日的世界》。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88页 -
许多年来，我同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比较熟。鲍先生的夫人是翻译家，我请教过她，因此结识了鲍彤。鲍通文墨，有文才，自然也耽于读书。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4页 -
当时，不少积极分子对我入团有意见，认为我不够活跃。为了改正缺点，我决心学习跳舞。那时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人都爱跳舞，于是下面也以此作为考核年轻人的标准之一。我努力学习跳舞，可惜我一直听不懂音乐，不知道什么是三步，什么是四步，要共舞的女伴告诉我，并口诵一二三、一二三四地带着我。但不论如何，这一关过了，我成为光荣的青年团员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52．“名存实亡”的三联书店 -
还有一件当年让我很惊异的事。那期间，毛泽东忽然提出要批判胡适，这在知识界震动很大。人民出版社根据上级指示，要出版《胡适思想批判》。这是大事，大家很尽心，先后一共编了八辑。但奇怪的是，到第一本快出的时候，得到通知，出版名义改为“三联”。前面说过，三联版的书，在政治上是低一头的。从这里，我开始意识到，做出版、干编辑，真不能头脑发热。连批胡适如此大事，上面说得热闹，做起来也讲尺度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52．“名存实亡”的三联书店 -
我于是在全社人员大会上做了长时间的“交心”发言。我自以为这一发言设计得很巧妙。我检讨的是“白专道路 ”（40） 内容是说自己读了太多的马恩论宗教的论著，而没有联系实际。我以为这一来，人拿我没办法，因为我好歹读的是马恩著作。于是不少人装模作样地“批”了一通。只有一位宋家修）老先生说了实话：我看这个沈昌文的毛病是读书太少，而不是太多。这一来，差不多要把批评矛头转向他了，幸亏大会及早散场。会下，王子野先生私下里对我说了一句：批了白专道路也不能不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52．“名存实亡”的三联书店
作者: 沈昌文
isbn: 7511021328
书名: 也无风雨也无晴
页数: 324
定价: 52.00元
出版社: 海豚出版社
出版年: 2014-8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