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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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二十四史》读下来，有一个现象很耐人寻味：当一个中央集权强势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带来经济的高度繁荣，而在集权丧失的乱世，却往往是思想和文化的活跃期。中国思想史的三个高峰时间，分别是春秋战国——诞生了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石；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最绚烂的书法、雕塑和诗歌艺术；我们正在讲述的民国初期——爆发了“五四运动”，出现了灿如星河的思想家、文学家。 民国初年是思想至为活跃和自由的时期，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那是一段很像青春期的日子，明亮、躁动而充满无边的忧伤。各种思潮在中国交错激荡，新刊物、新思想层出不穷。当年跟吴樾抢着要去暗杀“五大臣”的陈独秀此时已是北大教授，他主编的《新青年》（创办于1915年）举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旗帜，号召打倒“孔家店”，猛烈抨击旧文化，提倡新文化。以胡适为代表的青年留洋学者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在国之青年中，他们很快成为新的思想领袖，当时正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日后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在饱受欺辱的黑暗年代里，这个古老东方国家的年轻人最终决心打碎老祖宗的一切坛坛罐罐。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他与胡适同为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的门下弟子——在《世界文明史》中很精辟地论及：“今天中国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痛恨外国人，同样，今天中国最有力的的行动是崇拜外国人，中国知道西方不值得这样崇拜，但是中国人却被逼得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工业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选择。”这种矛盾的国民情绪在“五四运动”中呈现得非常清晰。 “五四运动”的划时代意义，当时便被人敏感地预测到了。就在学生运动爆发的那几天，大哲学家约翰.杜威正好在北京访问。他在写于6月1日的信中说：“我们正目睹一个...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6页 -
1918年11月7日，快要过60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留万言遗书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不知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梁济试图以死唤醒人们继续变革的决心。半年后的1919年5月4日，他的儿子梁漱溟所在的大学爆发了一场惊天的学生抗议活动，史称“五四运动”。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3页 -
↑↑↑梁漱溟晚年口述回忆录便以父亲的这个问句为书名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3页 -
在历史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局面，一位富有人格魅力、信念坚定的领袖人物，常常会由于一种自我崇高化的偏执个性，从而将自己的朋友、团队乃至整个国家带入一个充满伤害的世界。蒋介石就是一个这样的政治家。他比之前的任何一个军阀更加强化了政权对一切的控制，其中当然包括商业经济。尤其可怕的是，他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有着强烈的党国意识、坚定的制度理念和治国思想。① 美国学者小科布尔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一书中提供了一个十分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大陆执政时期的国民党，始终没有系统地代表企业家或城市社会阶级的利益，它基本上是一个主要依靠其军事力量而独立存在的力量。南京政府的政策只图谋取政府及官员的利益，至少除它之外的任何社会阶级的利益，它是完全不管的。”小科布尔的这一观察，至少在蒋介石政权与企业家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上是成立的。那种将一党利益置于国民权益之上、为政权稳定而可为所欲为的理念，事实上成了一种政权统治的方法论，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范畴。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是，它常常会成为政权确立其正当性的最常用的工具和借口。 从洋务运动开始的那一天起，国家及国营资本应该在商业经济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就一直存在着两种迵然不同的思潮。郑观应、张謇、梁启超及其后的自由主义学者强调市场及民间的力量，而李鸿章、盛宣怀以及后来的周学熙等人，则是坚定的国家商业主义者。蒋介石显然属于后者的阵营，而其思考的起点恰恰正是政权的稳定。 ——————————————————————— ① 很多年后，思想家顾准曾对“革命家”有过一个精辟的论述：“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见《顾准日记》1973年4月29日。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2页 -
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 ――瑞典诗人托·特朗斯特罗莫 【一】 1979年9月的一天，法国学者玛丽·白吉尔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办公大楼里，等待一个重要官员的接见。白吉尔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曾参与了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写作。她后来记录那次会见场面时写道，“这位官员从门外进来，后面跟着五六个随行人员，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3岁的实际年龄年轻一些。他身穿一件直领、贴袋的中山装――这是中国官员惯常所穿的服装，但他所显露的那种灵活和步姿和举止，却使我骤然联想到美国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镀金钢笔和戴在手腕上的百达翡丽手表，以及脚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识到，这位官员非同寻常。” 跟白吉尔见面的这位官员是荣毅仁。他是晚清和民国时期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的儿子，荣德生与他的兄长荣宗敬曾经控制了中国将近一半的面粉和棉纺工厂，被称为是“中国的洛克菲勒”。仅仅几年前，荣毅仁还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全国工商联机关食堂的锅炉房运煤和打扫所有厕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经常遭批斗，食指被红卫兵打断。而1978年2月，他被邓小平解救复出，现在，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在中信公司里，还聚集了众多的、年过花甲的上海籍资本家。 “我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已经陷于矛盾的漩涡之中。”白吉尔在后来出版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一书中写道，“我由衷地感到，若以流行的革命史研究观念出发，研究中国商业阶层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中国企业家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崛起，仅仅构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简单的历史摸索过程。”然而，随着她对中国观察的深入，特别是对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变革的零距离审视，历史突然呈现出它另外的面孔。“中国目前将现代化置于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识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企业家在20世纪...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卢作孚是文人出身，却有惊人的商业天才。当时长江航线上的民营船运业非常落后，航期不固定，往往客满才发，客运与货运也混搅在一起，船上脏乱不已，客户服务更是谈不上。民生在制度设计上有许多创新，比如定期航行，新辟航线，以客运为主，避开以货运为主和船舶拥挤的航线，再就是稳定运价，建立信誉。卢作孚为公司设计了很多基本管理规则，从“经理须知”、“船长须知”到“驾驶员须知”、“轮机须知”、“理货须知”、“茶房须知”、“水手须知”，实际的工作方式、程序，从早到晚，从开船到靠岸，应有的工作都规定得详细无遗，分工明确，责任到位，从一开始就俨然是一个现代的航运企业。长江有一个冬季枯水期，航运往往无法保证四季定期，卢作孚的第二条船就是专门在上海定造的，载重只有34吨，吃水很浅，适合枯水期航运。 当时的四川省被川系军阀刘湘、杨森控制，名义上服从南京政府，却是割据的局面，所以，卢作孚的事业没有受到国民政府的国家主义的影响。到1929年，民生三条船的总吨位不足230吨，还不如许多公司一条船的吨位，但卢作孚却雄心万丈，决心以小博大、统一整个长江上游的航运业。他实施了有效的兼并策略，将重庆上游至宜宾一线、下游到宜昌一线的华商轮船公司逐步吃掉。民生的原则是，只要愿意出售的轮船，不论好坏，民生一律照价买下。愿意与民生合并的，不论负债多少，民生一律帮他们还清债务，需要现金多少即交付多少，其余的作为股本加入民生。卖船给民生或并入民生，所有船员一律转入民生工作，不让一个人失业。接收一条船，就按民生的制度运转。到1931年前后，民生船只数达到12艘，总吨位扩张到1500吨，员工人数500多人，已成长江上游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27页 -
“七七事变”后，南洋在上海的工厂被日本炸毁，大陆市场几乎全数沦丧，而英美烟草一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退出中国市场。1945年，二战结束，英美烟草迅速归来，而被宋子文控制的南洋烟草已不复当年之勇，其年产量不到前者的1/10。 对南洋兄弟研究最深的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主任高家龙。他在《中国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一书中认为，简照南是少见的、拥有企业家精神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92页 -
1930年开春，卢作孚出川东行，考察华东、华北和东北等地，历时半年。5月，他再度来到南通，此时张謇已离世四年。他停留三天，参观了张謇所创的学校、工厂和公共事业，斯人已亡，旧景犹在，卢作孚感伤与感奋交集。他对友人说：“我羡慕张先生的精神，羡慕他创造事业的精神，尤其羡慕他在无形中创造出伟大事业的精神。”他还来到无锡，参观了荣家兄弟的面粉厂和棉纱厂，之后，他考察东北，在那里，他目睹了日本人的经营活动，并深深震撼于日本人的治理能力。“第一是秩序。从大连码头，沿着南满铁路，凡日本人经营的市场、车站和火车都秩序井然。第二是准确、清楚。从指引方向的地图、路标，到参观时介绍情况，凡数字都准确，凡情况都清楚，事业中的工作人员，都明了事业的全部情况。”正是在这种“有序”中，曾经当过报社主笔的卢作孚预感到了国家所可能面临的磨难。他在游记中写道：“德国已成过去，俄国尚有所未知，日本则方进取未已，为东北最可顾虑的问题，十分紧迫，尤其是我们应该觉悟的。” 东行归来后，他把所写游记感触编成《东北游记》一书，分送亲友政要。他在序言中说，看到日本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才知道他们的处心积虑，才对“处心积虑”这个词有了深刻的理解。 他的这个预感竟很快变成了噩梦般的现实。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30页 -
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恶评和讨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它表明，在中国社会的地表层下，汹涌奔腾着一股愤怒的力量，它的构成元素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基层秩序薄弱”等。它如同地火流淌，一旦遇到裂缝，就会不可遏制地喷薄而出，造成一种不容分说的巨大伤害。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几在每一次社会一经济事件中，企业家都是被指责和攻击的对象，无论是股市的暴涨狂跌，还是房价的高企不下，无论是猪肉涨价，还是蓝藻暴发，企业家扮演的几乎都是“攫取暴利”“黑心无良”“投机制乱”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攻击和诋毁，从来是道德的，是毋庸置疑的，是痛快淋漓的。这些声音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实。民众与财富阶层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而这种伤害将是致命的。 我们已经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和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从来没有进行过的“思想解放”。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前言：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 -
1894年7月，中日开战，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颇深，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一位大臣是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已年过八十，久跪不能起身。慈禧乘轿经过众官时，竟连眼皮也没有抬过一下，眼前视若无物。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其实满朝文武最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就是他了，因为便在三个月前，他刚刚“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状元。而更让人瞠目的是，一年后，这个叫张謇（1853~1926）的江苏南通人宣布放弃仕途，转而去做一个商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5页 -
洋务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与明治维新模范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优势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利，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端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而明治维新时不但在宪法上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和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但却不放弃天皇的实权，不搞虚君共和），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政府可以发挥公平司法、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加上日本模仿专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业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术得以广泛在日本发展。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9页 -
……铁路修成后遭到地方官吏和民众的强烈反对，一度只好弃用声响很大的蒸汽机车头，而用牲畜来拉运煤车皮，真的成了一条不伦不类的马路。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6页 -
……办广生油厂是要利用轧花下来的棉子，办大隆皂厂是利用广生的下脚油脂，办大昌纸厂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脚飞花利用起来……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8页 -
张之洞1888年创办汉阳铁厂时，将炼铁厂定址在汉阳，湖北铁矿则在120公里外的大冶，每日产铁百吨，所需铁砂运费就需60多两白银。而且，汉阳附近没有焦煤，只能从河北开平或国外进口，加运费每吨焦煤需16-17两白银，而进口铁在上海的售价才需30余两。1896年汉阳铁厂亏损严重，盛宣怀接手后找郑观应来负责，郑将化铁炉从汉阳搬迁到大冶。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6页 -
在一起重大历史事件爆发的时候，那些生动的故事、人物，一定在广场的背后！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1页 -
不过同时，虞洽卿又跟革命党人走动十分频繁，尤其是与上海同盟会首领陈其美称兄道弟。便是在此时，他结识了陈其美的结拜兄弟蒋志清。蒋志清比虞洽卿小20岁，因为是宁波老乡，很是能谈到一起。此人日后更名蒋中正，字介石。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1页 -
在历史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局面，一位富有人格魅力、信念坚定的领袖人物，常常会由于一种自我崇高化的偏执个性，从而将自己的朋友、团队乃至整个国家带入一个充满伤害的世界。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36页 -
年轻时的他（卢作孚）崇尚革命，时刻准备做一颗唤醒民众的“炸弹”，而成为企业家后，却心境大改，愿意以更为建设性的方式来实现改善社会的理想。他自比为“微生物”。他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78页 -
附资于官，勒索很多，以致无利可图，而附资于洋商，则有可靠的利润。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3页 -
在其后的将近两年时间里，蒋介石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主要跟下面几个关键词有关：勒索、重税、发行公债和卖鸦片。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3页
作者: 吴晓波
isbn: 7508646053
书名: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页数: 390
定价: 45.00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