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室賸言

第338页：可见《旧唐书》这一弊病，自宋代以来已有定论。——按上下文，《旧唐书》应为《新唐书》。

現在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處理石刻文字與傳世紙本文獻的一些重大歧異。援據碑刻文獻研治史事的金石之學，興起於北宋中期，而朱子指出，早在南北兩宋交替之際，便已出現了“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爲正”的情况，然實則“所謂石本者之難信”，“其謬可考而知也”[15]。逮至清代中期以後，隨着斯學之臻於全盛，這種過分偏恃新見金石文字的傾向，愈爲突出。

清末通人李慈銘，曾描述當時治學趨向云：

嘉慶以後之爲學者，知經之注疏不能遍觀也，於是講《爾雅》，講《說文》；知史之正雜不能遍觀也，於是講金石，講目錄；志已偷矣。道光以後，其風愈下。《爾雅》、《說文》不能讀而講宋版矣，金石、目錄不能考而講古器矣。

至於今日，則詆郭璞爲不學，許君爲蔑古。偶得一模糊之舊槧，亦未嘗讀也，瞥見一誤字，以爲足補經注矣。間購一缺折之贋器，亦未嘗辨也，隨摸一刻畫，以爲足傲漢儒矣。金石則歐、趙何所說，王、洪何所道，不暇詳也，但取黃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數册，而惡《金石萃編》之繁重，以爲無足觀矣。目錄則晁、陳何所受，焦、黃何所承不及問也，但取錢尊王《讀書敏求記》一書，而厭《四庫提要》之浩博，以爲不勝詰矣。若而人者，何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游談廢務，奔競取名，然已爲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不可痛乎？[16]

近人岑仲勉更進一步從學術方法角度概括此等風尚說：“大有碑志所書，絕無可疑之概，則猶事班史者比《漢書》於麟經，中許迷者等《說文》於聖傳，時風所極，無怪其然”[17]。時下有些學人，在評騭古史辨學派的治學理念和研究方法的時候，常常會談到晚清今文經學的消極影響，殊不知清代後期金石之學的流弊，也會影響到晚近時期力持以金石證史的所謂羅、王之學。羅振玉和王國維本人讀書廣博深淳，固然冠絕一世，但在着意拓展利用新見材料的時候，間或亦不能免除這種偏頗。羅氏在解析樂陵王及王妃斛律氏墓志時，似乎即存在過分信從出土石刻文字的問題。

北宋時期倡導石刻文獻研究的學人歐陽修，有感於銘文記事之“毀譽難信”，爲自己利用碑志史料，訂立了一項原則，即謂“余於碑志，惟取其世次、官壽、鄉里爲正，至於功過善惡，未嘗爲據”[18]。羅振玉在分析北齊樂陵王以及王妃斛律氏墓志時，首先認識到《志》文所記兩人死因含混不足信據，並清醒地指出：“使《（樂陵王）傳》不詳載，後人讀此諱飾之文，鮮不謂樂陵得令終矣。”[19]似此尚能恪守歐公前規，學有淵源，洵非李慈銘、岑仲勉所指斥末流淺學可望項背。不過，歐陽修所說世次、官壽、鄉里一類內容，雖然可信度較高，但仍然會存在一定問題。關於這一點，岑仲勉早就舉述過許多例證[20]。樂陵王死因這一重大關節，既然都可以曲意諱飾，墓志書寫的卒葬時間若是與實際情况有所出入，當然也不會使人驚奇。解决這一問題，還是需要深入分析百年太子失國喪身的具體原委，既不宜拘泥於此樂陵王夫婦墓志之飾終辭語，也並不一定非要坐以靜待地底下再冒出來什麽“新資料”不可。

[15]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朱子全書》本）卷一六《序·送李願歸盤谷》，頁502—503。

[16]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之《札記》，頁1288。

[17]岑仲勉《金石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之《貞石證史·總論碑志之信值》，頁79。

[18]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北京，中國書店，1986，《歐陽修全集》本）卷九“唐白敏中碑”條，頁1203。

[19]羅振玉《雪堂類稿》丙之二《石文跋尾·蒿里遺文·墓志》第193《樂陵王墓志跋》，頁200。

[20]岑仲勉《金石論叢》之《貞石證史·總論碑志之信值》，頁80—81。

《說阜昌石刻〈禹跡圖〉與〈華夷圖〉》一文，發明幽微，涉獵廣泛，讀來令人頗有啟發與收穫。作為一個純粹的史學外行，這裡僅提一些吹毛求疵的一些語句表述問題，還望方家原諒。

382頁，當論及宋人多種《華夷圖》時，文中指出：

按此處王昶既言“之類”，就未必僅指樂氏圖這一種，而完全有可能指當時流傳的多種《華夷圖》。如文中所附書影展示（圖在381頁），《古今》一圖系縮為便攜的普通書版大小，並以雕版印製的地圖，與大幅的石刻模搨或手繪地圖有著體量上的差別，而這也正是樂氏圖名“掌上”的含義（如著名的《番漢合時掌中珠》，書名就取其袖珍便攜之意）。如此看來，王昶當然有可能在“之類”里，同時也包含同類的這樣一些地圖，只是以樂氏圖作為典型而已。

又385頁，關於賈耽的《海內華夷圖》，文中認為：

按賈耽上表在貞元十七年（801年），距安史之亂平定已有四十年左右，時間自然屬中唐無疑。賈耽生於開元十八載（730年），儘管他繪圖所依據的知識，工作成果或可能來自開天二朝或更早，所體現的疆域亦不可稱不廣闊，但“別章甫左衽”一語，究竟只是因襲經書中的夷狄與中華分立這一類套話，還是已如傅樂成所言，體現了安史之亂之後“夷夏之防因而轉嚴”的觀念，抑或的確是一種“盛唐氣象”，畢竟還有再做考究的餘地。所謂華夷之間關係上的盛唐氣象，如果可視為一種“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韓愈《原道》論孔子作《春秋》語）這類以文化來區分鬆散可變的華夷之觀念，那麼賈耽進表中的語句，因其濃重的文學藻飾色彩，實際未必能有空間供論家留下定論，或者抒發過多的感慨。

又390頁，當論及僧元肇詩時（詩見389頁），文中指出：

按今讀元肇此詩，其所見的《華夷圖》，固然有可能如文中所言係石刻為之，但從一些細節來看，也不妨視為文中隨後所說，轉搨為紙本、并進而裝裱為立軸或掛障的地圖。首先，“移向壁間安”一語，實際不見得僅僅意味著“將茫茫宇宙移置壁上石刻”的意味，而同樣有可能指將裝池完畢的捲軸掛在壁上觀看（宋人詩中，這種在“安置轉移可移動的物體”意思上使用“移向”一語的用法頗多，如楊皇后《宮詞》“海棠移向小窗栽”，姜夔《杏花天影》“更移舟向甚處”等）。如果是這樣，下文“從頭指點需開展”一句中的“開展”就落到了圖像載體這一實處：石刻在墻，本不必展開，而只有捲起的立軸才需要展開壁掛。如果元肇所見之圖與存世石刻相同，將地形圖作北上南下，那麼當地圖徐徐展開在觀者面前，出現的就是由北至南的江山形貌。因而，這一句的意思就可讀作“從頭開始向下，自淪入胡虜的北地起一一指示，並隨著輿圖展開，直至江南偏安之所”。觀者如要“東南角上看”，固然“需開展”圖軸才能做到，但展開的過程之中，卻也不可忘記胡塵中的半壁江山。——儘管我們實無法確知元肇本人所見，究竟是什麼載體之上的《華夷圖》，但“移向”、“從頭”、“開展”這些詞語，卻的確提供了此圖或有可能系一幅掛軸的信息。既然文中已經提到，這類石刻地圖的作用，往往也是供人模搨，那麼將其裝為高頭大軸，需要時取出展看，亦不無可能（傳世宋人繪畫大軸，常有寬至三尺者，以阜昌石刻《華夷圖》的尺寸相較，并不誇張）。這樣一來，元肇身為釋家弟子，為何要前往泮宮觀看地圖的問題，也就不破自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