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室賸言

《說阜昌石刻〈禹跡圖〉與〈華夷圖〉》一文，發明幽微，涉獵廣泛，讀來令人頗有啟發與收穫。作為一個純粹的史學外行，這裡僅提一些吹毛求疵的一些語句表述問題，還望方家原諒。

382頁，當論及宋人多種《華夷圖》時，文中指出：

可見在阜昌上石之前所見宋繪《海內華夷圖》，並不僅僅只有王昶所說宋初“樂史《掌上華夷圖》之類”，還有像《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這樣的地圖在社會上傳布。

按此處王昶既言“之類”，就未必僅指樂氏圖這一種，而完全有可能指當時流傳的多種《華夷圖》。如文中所附書影展示（圖在381頁），《古今》一圖系縮為便攜的普通書版大小，並以雕版印製的地圖，與大幅的石刻模搨或手繪地圖有著體量上的差別，而這也正是樂氏圖名“掌上”的含義（如著名的《番漢合時掌中珠》，書名就取其袖珍便攜之意）。如此看來，王昶當然有可能在“之類”里，同時也包含同類的這樣一些地圖，只是以樂氏圖作為典型而已。

又385頁，關於賈耽的《海內華夷圖》，文中認為：

從當年賈耽繪製出《海內華夷圖》後所上進書表來看，他編繪這幅地圖時的胸襟是開闊而舒展的。賈氏所說“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繪，宇宙雖廣【按此處應再點一逗】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在華夷之間的關係上，展現的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度量，這也就是所謂盛唐氣象。

按賈耽上表在貞元十七年（801年），距安史之亂平定已有四十年左右，時間自然屬中唐無疑。賈耽生於開元十八載（730年），儘管他繪圖所依據的知識，工作成果或可能來自開天二朝或更早，所體現的疆域亦不可稱不廣闊，但“別章甫左衽”一語，究竟只是因襲經書中的夷狄與中華分立這一類套話，還是已如傅樂成所言，體現了安史之亂之後“夷夏之防因而轉嚴”的觀念，抑或的確是一種“盛唐氣象”，畢竟還有再做考究的餘地。所謂華夷之間關係上的盛唐氣象，如果可視為一種“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韓愈《原道》論孔子作《春秋》語）這類以文化來區分鬆散可變的華夷之觀念，那麼賈耽進表中的語句，因其濃重的文學藻飾色彩，實際未必能有空間供論家留下定論，或者抒發過多的感慨。

又390頁，當論及僧元肇詩時（詩見389頁），文中指出：

他見到的這幅《華夷圖》，應該是刻成石碑，嵌在墻壁中間……很可能也是安放在官學當中。

按今讀元肇此詩，其所見的《華夷圖》，固然有可能如文中所言係石刻為之，但從一些細節來看，也不妨視為文中隨後所說，轉搨為紙本、并進而裝裱為立軸或掛障的地圖。首先，“移向壁間安”一語，實際不見得僅僅意味著“將茫茫宇宙移置壁上石刻”的意味，而同樣有可能指將裝池完畢的捲軸掛在壁上觀看（宋人詩中，這種在“安置轉移可移動的物體”意思上使用“移向”一語的用法頗多，如楊皇后《宮詞》“海棠移向小窗栽”，姜夔《杏花天影》“更移舟向甚處”等）。如果是這樣，下文“從頭指點需開展”一句中的“開展”就落到了圖像載體這一實處：石刻在墻，本不必展開，而只有捲起的立軸才需要展開壁掛。如果元肇所見之圖與存世石刻相同，將地形圖作北上南下，那麼當地圖徐徐展開在觀者面前，出現的就是由北至南的江山形貌。因而，這一句的意思就可讀作“從頭開始向下，自淪入胡虜的北地起一一指示，並隨著輿圖展開，直至江南偏安之所”。觀者如要“東南角上看”，固然“需開展”圖軸才能做到，但展開的過程之中，卻也不可忘記胡塵中的半壁江山。——儘管我們實無法確知元肇本人所見，究竟是什麼載體之上的《華夷圖》，但“移向”、“從頭”、“開展”這些詞語，卻的確提供了此圖或有可能系一幅掛軸的信息。既然文中已經提到，這類石刻地圖的作用，往往也是供人模搨，那麼將其裝為高頭大軸，需要時取出展看，亦不無可能（傳世宋人繪畫大軸，常有寬至三尺者，以阜昌石刻《華夷圖》的尺寸相較，并不誇張）。這樣一來，元肇身為釋家弟子，為何要前往泮宮觀看地圖的問題，也就不破自解了。

竊以為考據金石文字，只有秉承一以舊史特別是歷代正經正史為依據之準則，才能真正發揮顧炎武所說的“增高五岳，助廣百里”的作用，也只有這樣，才能切實避免染神亂志，以致反表為里，顛裳為衣